李鸿章，一八二三年生，安徽合肥人，世人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
一九○○年秋，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携光绪帝西逃，失踪一段时间后复出，命洋务大臣李鸿章与列强代表议和。谈判结束后，中方与联方共同举行记者会。忽然间，“倭瓜国”（日本）钦差大臣小村寿太郎使出一个损招，用汉字来炫耀武力，意在羞辱清廷。这个钦差得意洋洋地说：“日本一楹联大师早就出了一片上联，向公众诚征下联，然久久而不得，今天只好求教于楹联发祥国的大师了。”他随即对李鸿章说：“大人乃当今国学名士，恳盼赐联。”之后即亮出一张白绢，上面用汉字写着：“骑奇马，张长弓，琴瑟琵琶，八大王，王王在上，单戈独战！”
这是片拆字联，意思为：日本驾神马，张满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光“大王”就有八个，且个个举世无双，单戈匹马就能踏平中国！
李鸿章用斜光瞥了一下这二十一个字，怒不可遏，但强压怒火，思忖片刻就令人端出文房四宝，又命这个日本钦差研墨铺绢，旋即带着一副鄙视神态，大笔落素绢，一气呵成，回敬了这样二十一个大字：“倭人委，袭龙衣，魑魅魍魉，四小鬼，鬼鬼犯边，合手擒拿！”
此下联也是片拆字联，与上联针锋相对，接得严丝合缝：日本萎靡不振，却欲抢我大清龙衣，其实不过是“魑魅魍魉”四种小鬼。这些东洋鬼子屡屡犯边，如斗胆进犯我中原，即合手将其擒拿！李鸿章的文才、急才，其爱国情怀，跃然绢上。在场的中国人见此奇联，无不拍手称绝，深感中堂大人为他们出了一口恶气！日本钦差“偷鸡不成蚀把米”，欲羞辱大清国，反而招致倭人国被怒斥，只好悻悻走开。
李鸿章
“近代中国改革第一人”
李鸿章其人其事，我这一生粗粗读过四遍，前三次在高中、大学和研究生班，上中国近代史课之时，“李鸿章”三个字是“刽子手”、“卖国贼”的代名词。他对内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对外与列强签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二三十个丧权辱国条约，可谓罪莫大焉！看了著名演员李默然出演的影片甲午风云后，这种负面感受就更为浓烈了。
第四次读李鸿章，则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内地文史界对李鸿章的评价，越来越呈多元化趋势，而且主要着笔于对这位洋务大臣及其恩师曾国藩的正面描述：推行新政，以图实业救国;办水师，创建近代海军。“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这番宏论是李鸿章一百二三十年前说的，今天读起来，现代意识扑面而来。有论者甚至称赞这位中堂大人为“近代中国改革第一人”。对李鸿章与列强代表议和，报章亦爆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史料。有两件往事至今令我记忆犹新。
一八九四年夏，日军突袭北洋舰队，次年春又侵占山东威海。清廷无心与其战，遂派直隶总督李鸿章前往马关，与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议和。有一次，我在报上偶尔看到过两人会谈的日方记录。我不懂日文，不过，在一段段平假名、片假名中，夹杂着不少汉字，多处我懂其意。一开始，伊藤博文就对中国固有领土台湾垂涎三尺，欲填日本明治维新后向西扩张之贪婪胃口。李鸿章明知慈禧已下旨割让，仍采取拖延战术，说“容再思一月”，以望转圜。伊藤心急如焚，不允，为即刻夺取台湾，从嘴里竟吐出“|甚”两个字。“|甚”二字让我如受电击：对于掠夺达三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日本竟到了比如“|”似渴更“甚”的地步，欲即“吞”之而后快！人世间之厚颜无耻，大概莫过于此了。早在一八七一年，李鸿章与日本代表商签《中日修好条规》时，就已看出日本的狼子野心，“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三年过后，日本便出兵侵台。
另外一件往事是几年前，内地某电视台曾播放过一部长篇连续剧，说的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为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苦难辉煌。剧中第一主角名为孙中山，实则李鸿章。这位洋务大臣痛感国家“患贫”“积弱”，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结论。剧中详细介绍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践行“实业兴，则国兴”这一信条，为创办诸多“中国近代第一”而殚精竭虑：修建第一条铁路，第一个钢铁厂、机械厂、电报局、洋枪局、轮船局、招商局;第一所近代军校、第一支近代舰队。正因此，李鸿章被皇权派斥“丢祖宗之法”。这位洋务大臣还上呈过一份奏折，对蒸气动力的原理及运转过程，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堪称一篇百年前的科普读物。有论者认为，这部电视剧是为李鸿章“翻案之作”，有如郭沫若当年写《蔡文姬》为曹操翻案一样。令人意外的是，此剧播放过半后，李鸿章突然从荧屏上消失了，有一种戛然而止之感。为此，“负面李鸿章”又见诸于报端。有知情者透露，这源自“有影响人物”的干预，其称电视剧中的李鸿章形象过于“离谱”，不让他在荧屏上“继续闹腾”。对此，有位友人向我叹道：李鸿章并没有变，变的是史学家的笔，而且，再往深究，所变者，乃政治家之嘴。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青年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李鸿章是船，清政府是水，舟大而水浅，李鸿章这艘船在水里无法航行，施展不开。”梁启超也说：“吾悲李鸿章之遇。”风烛残年的李鸿章，回眸近八十载坎坷，不胜唏嘘：皆奉旨行事，“舟”因“水”缚，无奈无为，潸然泪下：“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凭实而论，在中法之战、中日甲午之战、中国与八个列强之战及战后议和中，李鸿章不是没有自己想法的，但正如青年毛泽东所言，他只不过是“舟”，清廷才是“水”，行舟靠水，水推则进，水阻则退。正因为如此，有论者认为，洋务大臣李鸿章屡屡之“败”，已经是损失最小的“败”了。
有两个反差很大的情节，亦值一提。孙中山曾派员诚邀李鸿章参加革命，但被他婉绝。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也派使者往访这位洋务大臣，称“诸国军舰百余艘，拥公为帝，可乎？”李鸿章笑道：“予今年七十有九，明年八十，且死尔！观吾子，有似乎当皇帝者耶？”
身后任人评说
对于李鸿章其人，西方人多有推崇，把他与伊藤博文、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并列为“世界三杰”。李鸿章的老对手伊藤博文也不得不承认，大清国这位洋务大臣大有过人之处，称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则正反两面都说：此人“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他是晚清“庸中的杰士”，但“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一八九五年春一天，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会谈后返回寓所途中，突遭日本浪人袭击，“流血过多，遂成眩晕”。六年过后，这位洋务大臣积劳成疾，“喀（今为“咯”）血碗余”，“饮食不进”。一九○一年十一月七日，李鸿章因胃血管破裂谢世，终年七十九岁。他于油尽灯枯之际，写出这样一首临终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梁启超敬献李鸿章挽联一副：“太息斯人去，萧条得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逝者学生严复在挽联中写道：“使当日尽用公言，成功必不至此;若晚节无此自见，士论又当如何。”
李鸿章去世一百一十一年了，回顾对这位晚清重臣以及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胜唏嘘：留于青史的名人，不管是美名还是臭名，其功过是非，盖棺未必就能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