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以清朝宫廷为背景的影视作品持续热播，即使平日不读史料的观众也大概知道康熙二废皇太子的故事，为何一朝贤君两立两废太子？太子为何行径如此暴戾乖张？是康熙教育的失败还是太子胤自身的问题？
皇太子的心理变态
康熙帝虽然做出废黜皇太子的决定，但对胤仍旧怀有鞠育之情，因而深深地陷入矛盾、痛苦之中，思想产生一定反复，其有关讲话，也给人旋即生悔之感。《清圣祖实录》卷234，康熙四十七年九月甲申、戊子。尽管如此，他还是于九月二十四日颁布了废黜皇太子胤的诏书。
然而，康熙帝对于自己耗尽心血培养的皇太子竟成为恶行昭著，尽失人心之人这一事实，仍百思不得其解。加之他本来就有迷信思想，于是，产生了胤“忽为鬼魅所凭，蔽其本性”，“非狂疾何以致是”的荒谬想法。《清圣祖实录》卷234，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己丑。
值得注意的是，一废太子之际，康熙帝将胤的“贪暴纵恣”，归结为“为鬼物所凭，狂易成疾”;《清圣祖实录》卷234，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丁酉。复立胤时则称此疾“已渐痊可”;《清圣祖实录》卷237，康熙四十八年庚辰。二废太子时，又说胤“自复立以来，狂疾未除，大失人心……”《清圣祖实录》卷251，康熙五十一年九月庚戌。
其实，清朝采用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册立的惟一一位皇太子胤，并无所谓狂易之疾，而是有着较重的心理变态，其诸多暴戾残虐行为，与此有密切关系。
胤个性的突出特征，是心胸褊狭，性格暴躁，敏感焦虑。这既有先天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他所处的环境使然。
变态心理的养成生母孕期焦虑或为先天原因
胤生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其生母赫舍里氏怀孕的后一阶段，也是胎教最重要的时期，恰值三藩之乱初起，清廷备感窘迫之际。面对这种相当不利的形势，赫舍里氏的复杂心情，恐怕要超过后宫的所有人。由于她的头生子承祜已夭折，康熙帝曾为此深感痛惜，所以，再次生子，便是赫舍里氏身为皇后的首要职责，亦为康熙帝、孝庄太皇太后期盼之至。如果康熙帝重新有了嫡嗣，将在与三藩的力量对比中增加清朝实力，而赫舍里氏也可因此而进一步巩固其中宫地位。可是，如果此次生下公主，则将使她愧对夫君与太皇太后，留下终生遗憾，再次生子，故形成较重的心理负担。赫舍里氏在孕期的紧张、焦虑心态，对于胎教不利，而这种情绪会对胎儿产生一定影响。允禀性暴躁，或许有此先天性因素。
赫舍里氏生下胤时，年方22岁，此前已曾生育，这次却因难产去世，不能排除她在孕期过重的心理负担所产生的负面作用。
宠溺促成暴虐
胤不满两岁，被册立为皇太子，从此处于极尊地位。康熙帝对他疼爱之至，无人敢对他指责一字，无不竭力加以奉承。胤14岁前，曾祖母孝庄虽然健在，但年高多病，已不能像培养孙儿康熙帝那样，亲自督教曾孙。在这种极为特殊的成长环境中，胤从小养成极强的优越感，目空一切，认为除皇父康熙帝外，一切人皆不如己，应在自己的支配之下。他无法承受挫折，不能容忍任何不如意之事，否则便大发雷霆，通过攻击、虐待、伤害他人来发泄不满，甚至以此为乐。这使胤逐步产生了很强的权力欲望及滥用权力的习性，而在生活方面享有与皇帝等同甚至有所超越的待遇，又使他自幼具有对物质财富的强烈占有欲，养成挥霍无度的作风。这是胤残暴、贪婪的思想根源。缺乏限制的权力以及为其所任意索取的财富，彻底腐蚀了他的身心，促使其性格中的两大弱点愈益彰显。一方面，原有的暴躁、焦虑等个性特征更加突出，另一方面，本已较差的心理承受力，进一步降低，精神极为敏感、脆弱，变态心理由此萌生。
康熙对恶行视而不见
康熙帝对于胤的培养，存在很大偏差。他对允的恶劣品行视而不见，对其缺点百般包容，但又最大限度地满足胤的奢求，“以感悦其心，冀其迁善也。”《清圣祖实录》卷251，康熙五十一年十月辛亥。然而，康熙帝又对胤在满汉文化知识方面的学习抓得很紧，希望他能够读书明理、文武兼通、宽仁孝悌。可是，胤在知识学习上大有长进，令人欣慰的同时，其贪婪、自私、残暴、为所欲为的思想作风，也在恶性发展。应当说，康熙帝对于胤的这一严重问题，并非毫无觉察，但只是幻想通过让胤学习知识，特别是学习儒家修齐治平之道，使之感悟，改正其恶行。同时，他又以胤具有较高的满汉文化素养，“其骑射言词文学，无不及人之处”，《清圣祖实录》卷234，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己丑。来安慰自己，以减轻他对胤畸形发展的忧虑。这种自我欺骗的做法，只能加速悲剧的来临。
文化差异造成精神压力
满汉传统文化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特定氛围，也对胤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
胤仅仅凭依嫡长子身份而获储位，这同满族传统政治理念并不相符。在仍然受到满族传统文化影响的满族宗室王公内心深处，原本即对根植于汉文化土壤的皇太子角色，感到陌生，并抱有一定抵触心理，只是由于皇权强固，康熙帝决意实施这一制度，他们惟有服从而已。而皇太子胤性格作风上的突出弱点，促使他们进一步产生对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的怀疑，加重他们对于这一制度最大获利者――储君胤的反感。康熙十四年（1675年）建储后陆续出生的众皇子（皇长子允除外），更因皇太子胤的存在，剥夺了他们竞争皇位的权力与机会，直接损害到其切身利益，因而对胤产生不满与妒忌。加之胤对众兄弟欺压凌辱，部分年长皇子中终于形成反太子派。
他不可能不觉察到这些骨肉手足及皇室懿亲、王公大臣的不满甚至敌意，感到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正在步步紧逼，使自己日益陷入被动境地，储位岌岌可危。这一严峻形势，使允本已处于萌芽状态的变态心理愈益加重。大量事例表明，他的“肆恶虐众，暴戾淫乱”，也含有以此减轻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缓解自己的焦虑和恐惧，并对政治对手进行报复的意图。
复得储位已成惊弓之鸟
胤的储位失而复得后，因反太子力量仍然存在，对其威胁日重，他重新成为众矢之的，同反太子派的对立更加尖锐。这种情况下，他的心理变态，亦即康熙帝所言“狂易之疾”，绝无可能去除，只有进一步加重。为了发泄自己的压抑、怨恨与不满，他殴打凌辱属下人员，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他怀疑周围的一切人，甚至其手下一个小太监“如厕，皆遣人伺察”。对此，康熙帝感叹道：“以此观之，当无处不留心伺察者矣。”《清圣祖实录》卷251，康熙五十一年十月辛亥。这一典型事例，恰恰表明胤在皇权与反太子派势力的夹击下，有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因时刻担心失去储位，胤长时期处于焦虑之中，逐渐对所有人都失去信任，予以敌视，并以施虐他人的方式，发泄对诸皇子及王公大臣的怨恨，寻求心理上的平衡。
康熙帝所以称胤“竟类狂易”，另一重要原因是他做出一废太子的决定后，情绪波动很大，思想斗争激烈。所谓胤因患有狂疾才如此尽失人心，这本是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诠释，却使康熙帝能够从中获取一些心灵慰藉，得到部分精神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