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京城为官的时候，喜欢写信教诲在家乡读书的弟弟们，苦口婆心，语重心长，生怕弟弟们不长进。然而，这种好为人师的姿态太久了，引起了弟弟们的不满，于是联合写信至京城，声讨大哥只知高谈阔论，却不能解决弟弟们的实际问题。
曾哥接到抗议信，作何反应呢？他的态度是否有所改变呢？
好为人师
弟弟们联合写信抗议
道光二十二年，即1842年，从正月到年底十二月，曾国藩给家里写了三封信，向父母兄弟汇报自己在京城的生活情况：当时可能京城房价太贵，曾哥只能住在城郊的绳匠胡同北头路东，一年生活费五百金，多余两百金储蓄起来以备他用。而且，他有两年没有去主持科举考试了，没有加班工资，所以“恐男无钱寄回”，没有余钱寄回老家了。
弟弟们对功名很着急，曾哥则回信说：“男在京时时想往者，只望诸弟中有一发愤自立之人，虽不得科名，亦是男的大帮手。”考不考上科举无所谓，能把书读好，当好哥哥的帮手就行了。
这是正月十八的信。到九月十八的信中，曾哥又说：“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作主。”混得好混得差，老天爷作主；能不能得到，别人作主；学业能不能精，则是我自己可以作主。接下里，曾哥开始责备弟弟们无志，在十月二十六日的信中，他批评六弟喜欢发牢骚，“自怨数奇”，自己埋怨运气不好。曾哥嘲笑了六弟一把，“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他劝六弟，不要老想着自己混不混得好，而是要想着天下苍生，要想着做“天地之完人”。
估计六弟接到信，看着哥哥的“窃笑”，心里头肯定不乐意。
还有四弟，想换个学习环境，因为现在的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搁学业，所以想找个清净之地。曾哥马上否定了四弟的想法，主张“且苟能发愤自立”，哪里都可以读书，在闹市可以读书，放牛砍柴的时候也可以读，“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曾哥这样教诲弟弟们，弟弟们不答应了。道光二十三年的正月十五日，他们联手写信给曾国藩，责备哥哥喜欢训人，又不能提供切实可靠的帮助。信是这么写的：“月月书信徒以空言责弟辈，却又不能实有好消息。”每个月写信，尽是那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来责备我们，没见得有半点实实在在的好消息。这些信让亲戚邻居们看了，还以为我们这些做弟弟的“粗俗庸碌”，“使弟辈无地可容”，弄得弟弟们很没面子。总之，你这个做哥哥的“待人不恕”，很不符合孔夫子提倡的恕道，不能将心比心为我们这些做弟弟的想一想。
点评：
曾国藩写信教诲甚至责备弟弟，多少有点贵为京官，喜欢拿着架子去训人的想法。饱汉不知饿汉饥，你已经得到，却要人家不在乎，要发愤自立，怎么都说不过去。成功者在教诲未成功者时，要注意态度，要从人家所处的位置想一想。
降低姿态
向弟弟们承认不是
接到弟弟们的声讨信，曾哥还是蛮紧张的，“此数语兄读之不觉汗下”，尤其是四弟的信，足足写了三页，用很平实的语言批评哥哥待人不厚道。
曾哥于是进行深刻的反省，对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进行了自我检讨。曾哥说，让老爸老妈看到我比弟弟们有出息，说弟兄们都不如我，这是我让父母产生了偏见，是哥哥我的不孝。若是让家乡的亲戚觉得我比弟弟们混得好，“谓诸兄弟俱不如我”，这是我不遵守兄弟的“弟”道。我真是不孝不悌，因为这样会使父母和乡亲们的心目中有了比较，有了“贤愚”之分。这是哥哥我“暗用机计”，使自己得到好名声，却使兄弟们得到坏名声。
于是，曾哥重新界定了一下曾氏兄弟们的关系：彼此要互相原谅，哥哥担心弟弟得坏名，弟弟欢迎哥哥得好名。哥哥不能让你们得好名声，是哥哥我的罪过；弟弟不能使哥哥得好名声，则是弟弟的罪过。反正，兄弟间要互相爱惜名誉，这样发展下去，哪怕“亿万年无纤芥之嫌矣”。
点评：
低姿态其实也是励志教育的一种最佳姿态。谦卑、温和、虚心、大度，才是励志教育的真正态度。幻想成功者希望看到的，不只是成功的美景，也想看到引路者的慈祥师者风范。
摆正态度
和弟弟们商量着解决问题
曾哥把姿态降了下来，然后就在信中以商量的口吻一一解决问题。首先针对四弟要找新的学习环境的问题，他不再不切实际地要弟弟不管客观环境如何，只管埋头读书就行，而是很仔细地分析了四弟想去的读书之地――衡阳。衡阳是湘乡曾家的发源地，曾哥分析道：衡阳这地方，每年冬季的时候，学习气氛还好，但一过了五月，大家就敷衍了事，“自五月以来，师弟皆奉行故事而已”，这地方当时学风堪忧，同学当中，“类皆庸鄙无志者，又最好讪笑人”，你哥哥我是翰林学士，他们因为嫉妒，肯定会拿这个来讽刺嘲笑四弟你，所以，在这种环境里学习，“不惟无益，且大有损”，损友多了，当然不利于读书。如今四弟师从觉庵老师，那么一定一切以师长马首是瞻，千万不要受损友的影响。至于学费，哥哥我今年八月会寄过来。
这一番话就受用多了，客观地分析了学习环境的好与坏，又从生活上予以关怀，弟弟们听了自然心服口服。
接着，曾哥又罕见地夸赞了六弟的文采，说他的信是“一篇绝妙古文”，有韩愈和黄庭坚的风格。曾六弟的文章有没有达到韩愈的地步？肯定没有，然而教育要以鼓励为主，况且，曾哥的这封信拿回去给乡亲们一看，自然也长面子。
曾国藩当时在京城有一批道友，经常聚在一起讲学习、讲修养，弟弟们担心这样会给朝廷形成结朋党的恶劣印象。曾哥虚心地接受了弟弟们的建议，并写信安慰弟弟们，大家的担心“所见甚是”，不过请放心，哥哥我一向为人低调，绝对不会以门户自我标榜。
接下来，曾哥当然还是要给弟弟们一些建议，主要还是读书方面的。他首先表示理解弟弟们热衷功名的心情，这种心情“乃志士之惜阴”，哥哥我“恨不得生两翅忽飞到家，将老弟劝慰一番”，瞧瞧曾哥这姿态，多温暖啊。又说，功名这玩意虽然挂念得紧，可以理解，但不必过于“萦怀”，所以，弟弟们，还是悠着点好。
曾哥继续提出读书的建议，即“耐字决”：“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专心致志将一部书硬啃下去，直到融会贯通为止。中国的文化是一通百通的，一部经典通了，其他的就自然心领神会了。
笔者对于“一句不通，不看下句”还是持保留意见的，因为上一句不通，可能跟语境有关系，读到下面的章节，跟上一节的疏通了，反而能领会语意。当然，曾氏有自己的领悟，我等便不妄自点评了。
点评：
曾国藩没能在科举功名上解决弟弟们的出路问题，清王朝虽然腐朽堕落，然而在科举上半点也不松懈，考不上就是考不上，就算通过其他途径进入仕途，也觉得很没面子。曾氏弟弟们后来碰上太平天国起义，曾哥办湘军，弟弟才在哥哥办的“民营公司”里，解决了出路问题。回想当年哥哥与弟弟们的相互砥砺，成功者与励志者的彼此促进，是一个很真实的成长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