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将蜀汉大将魏延描述成一个心怀篡逆的不义之徒，最后还是中诸葛亮之计死于马岱刀下――历史自然不是如此。近几年来，关于为魏延这位蜀国名将翻案的评论越来越多，各种观点莫衷一是。这些拔高魏延、贬低诸葛亮的分析和评论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因为魏延确实是有勇有谋的大将，诸葛亮在北伐后期确实没有重用魏延，这都是事实。那么，诸葛亮是不是始终不重用魏延？诸葛亮是不是心胸狭窄，嫉贤妒能，还是另有原因？我认为：现有的分析和评论都是未得要领的;因为在诸葛亮与魏延关系中，魏延是一直受到诸葛亮的器重的;至于诸葛亮没有采用“子午谷奇谋”和在对身后人事的安排中冷落有勇有谋但是又孤傲的魏延，不是没有原因的，是一个政治家为国家稳定而被迫作出的无奈的选择。本文特对此进行一些分析。
魏延确实是有勇有谋的大将
据《三国志・蜀书・魏延传》的记载：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应刘璋之邀，入蜀进击张鲁，魏延以部曲投奔刘备。之后，他随刘备入蜀，因为骁勇善战，多有战功，所以被提拔为牙门将军，深受刘备信任。
刘备进位汉中王，政治军事中心将要迁到成都，这时候，需要一位独当一面的大将镇守军事重镇――汉中（今陕西汉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必定是张飞，张飞也以为必定是自己。刘备却拔魏延为都督，总督汉中，封为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时一军“尽惊”。
为什么“尽惊”？因为汉中作为蜀国的前进基地、魏蜀两军的缓冲地带，它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占据汉中进可北争关陇，退能南蔽巴蜀。这一点，明眼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杨洪这样对诸葛亮说：“汉中则益中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蜀将黄权也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3]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里表达得更为详尽：“汉中府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
刘备将汉中交给当时名气并不大的魏延。为提高魏延的声望，刘备大会群臣，问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魏延回答说：“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5]刘备非常称赞，众人都认为他的回答很有气势。
诸葛亮
魏延镇守汉中的时期，正是蜀汉政权岌岌可危之时。建安二十四年（208年）下半年，刘备的荆州三郡被孙权夺去，关羽也被东吴杀害。刘备怒不可遏，在称帝后不久，就倾全国力量东征孙权，结果在夷陵之战中被陆逊击败。这一败，导致刚刚建立的蜀汉政权内部引起骚动和反叛，曹魏随时有可能进攻汉中。汉中是蜀汉的重要屏障，正是由于魏延治军有方，守卫得当，才使得曹魏不敢窥视汉中。
在魏延“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6]的苦苦经营下，汉中成为一个强大的、可以独立作战的前进基地。汉中一旦陷落，蜀汉必将不保。在魏延死后，王平等人在汉中沿用魏延的镇守方针，成功地击退过曹魏军的进攻。而蒋琬放弃汉中，南撤到涪县后，造成的最大问题就是蜀汉面对前线的突发事件反应时间大大增加。再以后是姜维虽然不断出击，也是因为基地太远，粮草供应困难，所以难有成效。
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魏延曾经进献过“子午谷奇谋”：当时魏国派驻边防的安西将军夏侯乃曹操女婿，“怯而无谋”，因着与魏文帝曹丕的关系才获得这荷守一方重镇的职位。魏延看准此一机缘，遂请求诸葛亮分拨给他一万军队出子午谷，直接攻取长安;诸葛亮自领兵出祁山攻雍州，这样“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7]许多人认为，魏延的计划虽然冒险，但成功的可能极大;蜀汉面临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即使不能一举统一中国，至少有望将雍州并入蜀地。考虑到后来蜀汉灭于魏国之手，乃是由于魏国大将邓艾采取了相似的“奇险”战略，诸葛亮对魏延提议的否决，尤其让同情魏延的人们深感遗憾。
在分析诸葛亮与魏延关系的时候，有一点是许多论者都不应该忽略的，那就是：倘若没有关羽失荆州，没有刘备夷陵惨败，让蜀汉元气大伤，那么蜀汉“兴复汉室”的北伐就应该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规划的开疆拓土的两路出击，而不是后来诸葛亮因为实力不足只能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方略;如果是大刀阔斧的进攻，像魏延这样有勇有谋的大将是能够发挥出特长也可以建立更为辉煌的业绩的。可惜，历史没有给魏延这样的机会。在诸葛亮不得不“稳妥”进行的北伐中，有勇有谋的魏延确实有难以施展能力的困惑。
诸葛亮在北伐期间对魏延是器重的
诸葛亮加入刘备集团后，一直是坐镇后方，负责粮草供应，因此与在前方作战的魏延并无关系。直到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率军进驻汉中，才与魏延有了真实的接触。认真说起来，诸葛亮并没有对魏延有看法，也没有弃之不用;恰恰相反，他对魏延是很器重的。
《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记载：“建兴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诸葛亮驻汉中，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建兴八年（230年），在诸葛亮的第三次北伐中，魏延受命率偏师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魏延在阳溪大战。魏延大破郭淮、费瑶等，于是被提拔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等等。可见魏延的官职在蜀国还是很高的，而且都是“开府治事”后的诸葛亮亲手提拔的。
南郑侯，这是蜀汉侯爵中的最高级别，相当于县侯，系东汉侯爵制度中的最高级别。魏延受封之时正是诸葛亮当政时期;虽说诸葛亮不会根据私人好恶来代替国家用人政策，但也可据此初步断定诸葛亮对魏延还是器重的。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三郡叛魏”，形势大好。曹魏举国震惊，忙派兵抵御。诸葛亮没有采纳“论者皆言”以魏延、吴壹去据守蜀汉咽喉之地――街亭“为宜”，却“违众拔谡”，即让“言过其实，不可大用”[8]的马谡统领诸军与魏国名将张A交战，自己也不亲临前线指挥，结果遭致街亭大败，使蜀汉失去了唯一的大好时机。
这次北伐没有重用魏延，说不上是有意冷落。诸葛亮确实是看错了人，所以他才“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9]他不但承担了失败的责任，而且把自己的错误公开宣露，以便接受大家的监督，记取教训。
关于魏延进献“子午谷奇谋”之事，因为没有历史实践，说它成功或失败均都是分析，所以不宜夸大它的作用。魏延在当时的职务中，有一条便是“丞相司马”。从两汉以来的官制可以知道，“司马”是专管军事的。魏延身为丞相司马，相当于诸葛亮北伐军的总参谋长，或者说就是诸葛亮的“军师”。参谋提出一条建议，是很正常的事，而身为主帅的诸葛亮也完全有权力通过或否决魏延的建议。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绝不可能因此影响诸葛亮与魏延二人的关系，更不可能形成所谓诸葛亮与魏延之间的矛盾，此后也有诸葛亮派魏延单独领兵之事就是证明。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子午谷奇谋”的记载出于《魏略》，与本传记载不同。由于《魏略》关于蜀汉事务的相关记载多与本传不合，甚至被裴松之批评为“妄说”、“敌国传闻之言”等，因此子午谷计本身的真实性令人怀疑。即使确有此事，诸葛亮也不会采纳“子午谷奇谋”这样的计策，因为它太“悬危”[10]。诸葛亮的北伐，实际上也犹如刘备征东吴一样，是倾全国之力进行的，所以不能冒险。冒险成功了则罢，一旦不成功就会导致国家的严重危机。所以，诸葛亮北伐的战争指导思想，主要是图谋稳当地在陇右建立基地，稳扎稳打，逐步推进。从蜀汉的实际国力、包括军力而言，对诸葛亮的北伐步骤，不能不认为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平心而论，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谋”，实在是过低估计了子午谷道路的艰难和强大的魏国军事力量。历史本来是不能假设的，这里不妨作一假设：诸葛亮采纳了“子午谷奇谋”，魏延率奇兵从子午谷直奔长安。子午谷道路崎岖，遇雨还泥泞，魏延军不能按预期赶到（建兴八年，魏使张A率军由子午谷攻蜀，就因“大雨道绝”[11]，不能前进，张A军只得退还）;勉强走出子午谷时，长安的魏国守军已布好防守之阵;诸葛亮的大军也不能按期到达（几次北伐都推动不走就是证明）。此时的魏延及其大军，便只能懊悔轻率出征了;蜀国遭此重创，也再不可能组织像样的北伐了。
诸葛亮临终时“抛弃”魏延自有原因
诸葛亮对魏延应该说是器重的，但也确有冷落的时候，尤其是在他临终时，对魏延的冷落终于导致了魏延与杨仪的争斗及其败亡。
诸葛亮在临终之前的退军安排中，确实冷落了魏延。史书是这样记载的：“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t、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使自发。”[12]这次战略性的会议魏延没有参加，不少替魏延喊冤的人拿出这件事来作为诸葛亮不信任魏延的证据。然而，诸葛亮这样做是有他的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