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平安帖
嘉文
时过一千六百年，王羲之直接手写的原迹早已无存。其实，就在北宋时也只有几件视为原迹，如米芾曾获得的《王略帖》。
传世的王羲之书迹有两类，一是后人钩摹的墨迹本，一是石刻或者木刻的碑帖。碑帖从钩摹开始，经过上石、刊刻、捶拓，再经过装裱的过程，书法原貌往往会打了折扣。墨迹摹本是从原迹上直接钩摹下来的，或者从唐摹本上再钩摹下来的，方法是双钩廓填或者双钩廓填兼临写。这中间总以唐代硬黄纸所摹为最精。
现存唐摹王羲之帖有：1.《快雪时晴帖》；2.《远宦帖》；3.《奉桔帖》、《平安帖》、《何如帖》三帖合装（以上俱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这里的《平安帖》帖文与本文讲的不同。）；4.《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三帖合装；5.《孔侍中帖》、《频有哀祸帖》二帖合装；6.《游目帖》（以上俱在日本）；7.《姨母帖》、《初月帖》（合装于《万岁通天帖》中，在辽宁省博物馆）；8.《寒切帖》（在天津艺术博物馆）；9.《行穰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附属美术馆）共计九件十五帖。唐人临写的王书如《兰亭序》，敦煌出《瞻近帖》等不列在内。
摹本是否出自唐宋人手，要注意几个因素：一、合乎王羲之的笔迹风格，摹写精良。二、有宋以上的著录或古法帖作为依据。三、纸、绢或装裱符合唐、宋时代。四、可靠的题跋和印鉴（往往只是一部分）以反映流传历史。
宋人摹本，据鉴定家著录和发表出来的及所见者约有二十余种，绝大部分珍藏于博物馆里，少数辗转閟于私家。由清代内府流出的绢本《平安帖》就是其中的一件。
本帖应为南宋时勾摹本
绢本《平安帖》又称《告姜道帖》，笔法圆劲古雅，意致优闲逸裕，颇合羲之草书法度。刻意摹写，呈现轻重浓淡，然不免有笔滞处。临写并勾描，留下细痕。
绢、纸非宋内府物，本帖绢地和前面花绫隔水均宋时织物。此帖绢本的尺寸纵24.5厘米，横13.8厘米。故宫有象牙嵌木尺，是清代标准营造尺，以此测量与《石渠宝笈续编》记录的“纵七寸六分横四寸三分”正合。
本帖上的古印——“书画印”、“妙绝古今”，文征明跋认为是宋王诜印，非伪。“柯九思印”及“柯九”（半）墨印也真。“宣和”“政和”内府诸印和“绍兴”印均伪。干隆、嘉庆内府等印玺皆真。
卷上弘历题写帖文，年款庚戌，即干隆五十五年，已是八十老人。后边文征明、王榖祥、彭年、胡汝嘉等跋及诸家印记都真。
文征明跋指出：右军书多写绢地。此帖已刻入《绛帖》。帖上有骑缝“绍兴”三小玺。还有附马都尉王晋卿“绝妙古今”、“书画印”和柯九思印。王、柯二君藻鉴最精，当为真迹无疑。文征明是书画家兼鉴赏家，又是此帖的收藏与研究者，他写下的鉴识具体而切要。
这里有个印章问题。文证明跋讲“妙绝古今”、“书画印”两印是王晋卿的。据史载，王诜（1036——？）字晋卿，太原人，尚英宗女魏国大长公主，为利州防御使，工书画。他是北宋晚期人。徐邦达先生在考证此帖时没有提及“妙绝古今”印。同时说：“本帖上古印——‘书画印’（文证明跋中以为王诜印）、柯九思印均古，应非伪物。”他引用文说并未否定。另一种不同看法认为“书画印”是元代柯九思（1290——1343）的，如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根据是柯九思等六家墨竹合卷上出现此印。鉴于此二印实属罕见，有待再考。
据印鉴、题跋，本帖曾为柯九思、文征明收藏。清代进入内府，后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时存养心殿。
鉴于上述多方面情况，本帖应为南宋时勾摹本。其水平，正如徐邦达先生所说：大略相当于今见之《上虞帖》。《上虞帖》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宣和书谱》载右军《平安帖》有二，一是草书，二是行书，然只有帖名没有帖文，是否与本帖有关不易确定。姜蘷《绛帖平》有残本收入四库全书，未见有具体言及本帖的文字。
现存四行只是原来绢本中间的一段
此帖见于宋刻《绛帖》。绛帖本《平安帖》提供了宋代的实物根据。
《淳化阁帖》是北宋淳化三年（992）宋太宗赵炅出御府所藏历代书迹，命侍书王著编集十卷摹勒上石而成。《绛帖》是北宋皇祐、嘉祐年间（1049——1063）尚书郎潘师旦刻于山西绛州，共二十卷。《绛帖》虽祖《淳化阁帖》，但所收帖目多有损益。到明初，《绛帖》已罕有传世，故有内容不同的别本绛帖十二卷广为流行。
今有宋刻《绛帖》一部藏故宫博物院，分前后各十卷（每两卷合一册，共十册）。原是明末涿州冯铨家物，经孙承泽、梁清标、吴荣光、潘仕成、王存善等收藏，并有翁方纲与吴荣光许多批注、题跋。《平安帖》在后第六卷，即“愿”字号卷之第二帖。《绛帖》每卷用一个字作编号，二十字连起来成四句话，即“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登封书”。
经对比，墨迹与帖本吻合，其书沉厚遒迈，古韵穆然。两本大小、笔画、神态相一致，墨迹本犹可显出墨色浓淡、笔致走向。仅几个字如“月”“六”“等”“深”“得”略见差异。从墨本到刻帖，必须经过再摹、上石、镌刻几步工序，总会产生与底本的差别。明代嘉靖时鉴藏家华夏把《万岁通天帖》刻入《真赏斋帖》。因为刻的精工，当时人几乎和唐摹本同样看待。清代王澍讲：“信《真赏》为有明第一佳刻也。”即便如此，将《真赏斋帖》同《万岁通天帖》比照（今在辽宁省博物馆）仍可显出某些差异。
《绛帖》内此《平安帖》前人著录皆称“告姜帖”或者“告姜道帖”，帖文有九行。其前有《得凉帖》，后有《百姓帖》。此摹本今仅存四行，缺少后五行帖文。现将完整帖文抄录如下：
“十二月六日告姜道等岁忽（一行）终感叹情深念汝不可往（二行）得去十月书知姜等平安（三行）眷故不平复悬心顷异寒（四行）各可不寿以差也吾近（五行）患有痛今渐差（六行）献之故诸患勿力（七行）不具二夕告姜等平（八行）安寿故（九行）。”
绢本的前后两边都有割裁不齐的痕迹，因此现存四行只是原来绢本中间的一段，当《石渠宝笈》著录时，或者说在进入内府时已经这样了。至于后面原应有的五行，何时分裂，分裂后的去向已不清楚。
《告姜道帖》不在《淳化阁帖》系统中，故流传甚少。在宋代其他刻帖中还见于《澄清堂帖》。《澄清堂帖》未见宋元人详细记载。沈曾植考证认为是南宋海陵（今江苏泰州）常平使施宿刻的，时间在嘉定年间（1208——1224），帖内专收王羲之帖。至今只有宋刻残本存世，如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明邢侗旧藏《澄清堂帖》五卷中的两卷，失卷号。还有孙承泽旧藏的一、三、四卷。检此五卷宋拓残本中，已不见《告姜道帖》。清代耆英翻刻过《澄清堂帖》若干残卷，其中包含《告姜道帖》，与绢本对校比《绛帖》出入明显。
一件可信的宋人摹王羲之书
古书画真迹被后人割裂分散是真迹改头换面的常用手法。一件长的书画卷，往往被市侩分割分售而谋利。如传为周文矩画的《宫中图》粉本长卷，竟被割成五段，今分放在美国（二段）、英国（一段）、比利时（一段）、意大利（一段）的博物馆和私人手中。
文征明（1470——1559）精鉴书画，富于收藏，他刻的《停云馆法帖》乃明季法帖的佼佼者。文氏在跋中讲：“今此帖已刻之《绛帖》中，验之无毫发少异，疑即当时用以入石者。”他是仔细比较过的，他所看到的应是九行帖文。如果当时已阙失帖文，不会不指出来。也就是说当嘉靖癸丑（1553）重新装治时是九行帖文，后五行帖文失去是后来发生的。
文跋指出“缝印有‘绍兴’三小玺”，那应是原来真的。今见三个“绍兴”伪印是割裁之后添上的。文跋没有讲到“宣和”、“政和”印。设想原帖如有，文氏不会只讲南宋印而不讲北宋印，足见原卷没有。今见“宣和”、“政和”伪印也是割裁后添的。这恰恰是画蛇添足，露出破绽了。由此还可推证该帖进入内府当在南宋。
文跋说：“嘉靖癸丑（1553）五月望日装毕因识其后，子孙其永保之”。此时文征明八十四岁，后纸续有王榖祥嘉靖癸丑（1553）跋、彭年甲辰（1544）三月跋、胡汝嘉隆庆庚午（1570）跋，都说在文氏家中看帖的事。此后，直到进入清宫没再留下题跋，割裂一事无从查考。
总之，绢本《平安帖》是一件可信的宋人摹王羲之书，它与《绛帖》刻本是依据同样的底本精细摹出来的。今《平安帖》墨本久隐复显，再度面世，深为庆幸；而能与宋拓《绛帖》彼此契合，则又获得一层证据，相互映发而愈增其重。
王羲之《平安帖》将花落谁家？王羲之《平安帖》将花落谁家？网友建强
众所周知，被尊为书圣的王羲之手书至今已荡然无存，而被目为真迹的王氏书迹最多不过唐人摹本或宋人刻本，绝大部分珍藏于国内外各大公私博物馆，如台北故宫、大英博物馆、日本皇宫等，平日几乎不可能得见；民间虽偶尔有藏王羲之作品，但都为赝品无疑。
嘉德新近推出的王羲之《平安帖》是他们今年秋拍的重头戏，由于宣称是北宋《宣和书谱》和《绛帖》“先后”著录过的，已引起社会各界的相当关注，国内外很多专家都对此进行了各方面的研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件所谓《平安帖》的不负责任的宣传也引起了大家的质疑与愤慨。
关于这件作品，徐邦达先生早在其《古书画伪讹考辩》一书中就有论及，徐先生说：“书系临写带勾描，墨浓笔滞。点画有失误处……柯九思印均古，应非伪物。只是后绢隔水上宣和内府诸玺则尽伪，绢纸亦非宋内府物……又本身上‘绍兴’印亦伪……本帖应为南宋中晚期勾摹本。很早就流出清内府，1979年见于北京文物管理处。”
据徐文，至少我们可以十分明确地知道：首先，此本《平安帖》为水平很一般的伪赝本；其次，此本绝非北宋《宣和书谱》著录本，因宣和内府各章、绢纸、“绍兴”印俱伪，嘉德对外坚持宣称这件《平安帖》先录于《宣和书谱》（成书于1120年），后收入比《宣和书谱》成书还早至少半个世纪的《绛帖》（由尚书郎潘师旦刻于皇祐、嘉祐年间，即1049-1063年），这根本就是信口雌黄、强使关公战秦琼。
而尽管徐先生仍认为嘉德《平安帖》为南宋中晚期作品，不过其证据仅仅是“柯九思印均古，应非伪物”，但其实这一观点大有可商榷之处。首先，徐先生自己这句话也并未排除其为伪物的可能。其次，嘉德本《平安帖》上柯九思印与宣和诸印一样都是伪物。取现藏辽宁博物馆的王羲之《孝女曹娥碑》墨迹卷后所钤柯九思墨印、现藏台北故宫宋李成《寒林平野图》、柯九思《晚香高节图》所钤柯九思墨印相对较，即可知高下。按嘉德本《平安帖》“柯九思印”墨印当系伪作《晋人曹娥诔辞》柯九思藏印“柯九思印”白文印（见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上册页650）而成，其风格、刀工都极为粗蠢恶劣，“柯”字中“可”的上横已向右斜下而近于捺，若解释为绢丝拉伸变形，尤为不通，盖该本绢丝此处向右上拉升，于情于理都至为不合；此外，“九”的横蠢直而没有丝毫篆意，左上当为“思”字处上部“田”字右折全无，种种情况，翻遍柯九思相关的资料，未有发现。
就嘉德本本身而言，徐邦达先生也强调说其“书系临写带勾描，墨浓笔滞。点画有失误处”。这种情况在传世的王羲之唐摹本中都不可能有，取现藏日本皇宫的《丧乱二谢得示帖》、现藏日本前田育德会的《孔侍中帖》和现藏台北故宫的《快雪时晴帖》、《平安何如奉橘帖》与《远宦帖》，还有现藏辽宁博物馆的《万岁通天帖》等相较，高下立判。前述几种帖子，在结体、气度、笔墨等方面无一例外与历代所论右军书一一相符，如：“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晋书》本传）、“龙跳天门，虎卧凰阁”（梁武帝）、“天质自然，丰神盖代”（唐张怀耿《书议》），张怀耿又在《书断》中说右军书“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取此《平安帖》与启功等编《中国法帖全集》中所收《绛帖》本《平安帖》相较，可知此本即在《绛帖》本上所临，不仅气势全无，更错讹满篇，几乎无一字无失误；再取嘉德本中“十”、“月”、“不”、“平”等几个常见字与上述《丧乱帖》等几本比较，可知其不管是取势、结体还是运锋等方面都有相当严重的失误，几乎不成其为书，更不必说王书了。
同时，即使宋人或明人在唐摹本的基础上再摹的王羲之本子，也没见有这种低级错误，如传为米芾摹的《大道帖》、明代陈鉴在唐褚遂良摹本基础上再摹的王羲之《兰亭集序》。
此外，更为关键的是，上述这些传世最好的本子都是纸本的，或为硬黄纸，或为白麻纸，至今还没有见过绢本的。因为当时的技术水平不太高，摹刻的时候需要透光性比较好的原材料，而纸是最好的选择，但号称“北宋摹本”甚至“唐摹本”的嘉德本《平安帖》居然是绢本的，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也许在嘉德看来，绢本比纸本当然要高级得多，他们正希望据此为王羲之书法研究开辟一个新的课题或领域吧。
事实上，根据嘉德的对外宣传，可知其所指的是上述台北故宫藏的《平安何如奉橘帖》中的《平安帖》。该件与《何如帖》《奉橘帖》二帖合为一纸的《平安帖》，此前曾被国家书画鉴定委员会诸老如启功先生等考订为真正的唐摹本，徐邦达先生也在其《重订清宫旧藏书画录》中说该作为“唐勾本、佳”。嘉德打着台北故宫藏这件真本《平安帖》的旗号，为他们一件风马牛不相及的所谓《平安帖》进行重点宣传和大做文章，不止是贻笑大方，恐怕已经利令智昏了。
嘉德又宣称此本《平安帖》被文征明收录入其《停云馆法帖》，其主要理由是文征明诸印皆真、《停云馆法帖》确实有载。事实上，尽管如此，仍不足以就此将这件《平安帖》定为经《宣和书谱》和《绛帖》著录的北宋摹本；而这也正可证明该帖极可能就是文征明本人作伪之作，或被时人骗过之本。
与米芾等人一样，文征明也善于作伪。明末崇祯六年（1633年）成书的张泰阶《宝绘录》，是史上臭名昭著的集伪作大全的著录书，《四库全书提要》已多有疑惑，徐邦达《六论古书画鉴定》文中更直斥其尽为伪作，而其书中竟多有文征明曾收藏过的作品，可知文氏本人也是此中高手。
文征明贵为当时艺坛领袖，既善作伪，且自负眼力甚高，屡屡受骗。与项元汴齐名的大藏家詹景凤《东图玄览》中就载有文征明被骗事：
太史（即文征明）曾买沈启南（沈周）一山水幅，悬中堂，余适至，称真。太史曰：“岂啻真而已，得意笔也！顷以八百文购得，岂不便宜？”时余念欲从太史乞去，太史不忍割。既辞出，至专诸巷，则有人持一幅来鬻，如太史所买者，予以钱七百购得之，及问鬻与太史，亦此人也！间以语太史，太史好胜，卒不服。
以文征明与沈周关系之密切，尚至于被一市井小儿骗倒，可知一斑。
因此，嘉德此件《平安帖》，极可能是文征明自己作伪之作，或为受骗上当，后才收录入《停云馆法帖》的。无论何种，其为明代伪作，已断无疑义。
从最近的宣传态势看，嘉德不仅罔顾这些事实，且人为地将这件作品的年代定为北宋，并称其为《宣和书谱》《绛帖》相继著录，故意混淆概念、张冠李戴以让人们误以为它是唐代摹本，这显然并非一种理性的、负责的行为，尤其是嘉德这样在全国乃至海外都有相当影响的拍卖公司，其直接后果不仅是对买家利益构成极大的侵犯，同时也会对整个艺术市场产生毁灭性的影响；退一万步讲，即使嘉德目前能因此赚取极其高昂的佣金，但恐怕其后遗症也是相当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