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晋文学家
生平
陆云（262～303年），字士龙。晋吴郡吴（今上海松江）人，文学家。祖父陆逊为三国名将，父陆抗曾任东吴大司马。陆机的胞弟。
好学，有才思，5岁能读《论语》、《诗经》，6岁能文章，与兄陆机齐名，号曰“二陆”。年十六，举贤良。吴亡，与其兄陆机隐退故里，闭门十年勤学。晋太康十年（289年），与陆机离家入洛，在张华家遇名士荀隐（字鸣鹤）。张华要求他俩交谈“勿作常语”，陆云自我介绍：“云间陆士陆云龙”，荀隐回答：“日下荀鸣鹤”。陆云又说：“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挟尔矢？”荀隐说：“本谓是云龙，乃是山鹿野麋。兽微弩强，是以发迟。”他俩的对话成为当时的文坛佳话。
刺史周浚召为从事，对人说：“士龙，今之颜子也！”后出补浚仪令，县称难治。到任后，下不能欺，市无二价，又能断疑案，一县称神明。郡守嫉妒他的才能，屡派使者训责，乃辞官而去。百姓追思他，画像为祀。吴王司马晏任为郎中令。后由成都王司马颖任命为清河内史。司马颖讨齐王司马时，以陆云为前锋都督。司马伏诛，升云为大将军右司马。司马颖志骄政衰，陆云屡以正言逆旨。及陆机兵败被冤杀，陆云也一起遇害，时年四十二。有二女，无男。
陆云爱才好士，多所举荐。死后，门生故吏迎葬于清河，修墓立碑，四时祠祭。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书》十篇，并行于世。
文学成就
所作诗颇重藻饰，以短篇见长。为文，清省自然，旨意深雅，语言清新，感情真挚。他主张“文章当贵经绮”。《文心雕龙·才略》称“士龙朗练，以识检乱，故能布采鲜净，敏于短篇”。《晋书》本传称他“虽文章不及机，而持论过之”。所书《春节帖》，被收入《淳化阁法帖》。《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陆云集》十二卷，已佚。宋时诗文被与陆机集合辑为《晋二俊文集》。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辑有《陆清河集》。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黄葵校点的《陆机集》。
少年时代
吴郡陆氏是当时江东地区最为显赫的家族之一，孙吴时期一门有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尤其是陆机之祖逊、父抗实为孙吴柱石之臣。有这样的家世背景作为依托，若孙吴国祚长久，陆机、陆云兄弟会很顺利的参掌军国大政。然晋武帝太康元年（280）灭吴，南北混一，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陆氏兄弟的生活道路也随之发生了转折，仕途自然受阻。
自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孙策入主江东以来，南北分裂长达八十多年，南北士人间的对立情绪颇为严重。统一之初，北人鄙视南人为“亡国之余”，南人则有丧亲亡国之痛，故多有反抗之举。《晋书·五行志》便称当时江南地区“窃发为乱者日继”。《晋书·武帝纪》载晋武帝虽一再下诏令“吴之旧望，随才擢叙”，但实际上多是表面文章，自然收效甚微，江南的豪杰之士多陆云隐而不仕。《晋书·陆机传》称其兄弟“退居故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大量的材料可以说明当时南人仕进很困难，仅以《陆云集》卷一○所载陆云与乡里人士的通信便可见其实情。如《与戴季甫书》之三说：“江南初平，人物失叙，当赖俊彦，弥缝其阙。”《与杨彦明书》之三：“阶途尚否，通路今塞，令人罔然。”又之六曰：“东人未复有见叙者，公进屈久，恒为邑罔党。”对此，陆云是很不满意的，《与陆典书书》之五便说：“吴国初祚，雄俊尤盛。今日虽衰，未皆下华夏也。……愚以东国之士，进无所立，退无所守，明裂眦苦，皆未如意。云之鄙姿，志归丘垄，筚门闺窬之人，敢曦天望之冀？至于绍季礼之遐踪，结鬲肝于中夏，光东州之幽昧，流荣勋于朝野，所谓窥管以瞻天，缘木而求鱼也。”这些信札生动地体现出南人的窘境及其因政治愿望得不到满足的愤恨之情。
应召入洛
太康九年（289）武帝诏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第二年陆云、陆机等江东才俊相继应召入洛。朱东润先生在《陆机年表》中曾说：“二陆入洛之动机，在看来，不尽可解。故国既亡，山河犹在，华亭鹤泪，正不易得。在他们二人，尽可以从此终老，更何必兴‘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之叹？”朱先生希望“二陆”做隐士，但他们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在世族门阀阶级处于上升阶段时，其主导思想是重视事功的，陆氏家族尤为如此。在门阀观念中，每一代人都肩负着传承家业的使命。作为江东一流世族的代表人物，陆云兄弟很为自己祖辈、父辈的功业感到骄傲，机在吴亡后写《辨亡论》，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欲述其祖父功业”。在日后所作诗文中，他们常追念、赞颂前辈的功业，有这样一种光大祖业、克振家声的使命感，他们便不能淡于功名，做一介隐士，相反他们要积极入世，弘扬祖业。因此，陆氏兄弟在得到朝廷征召后，立即奔赴前途未卜的中原之地；也正是如此，他们在京洛忍辱负重，交游权门，寻求发展的机遇。“二陆”一生中的很多行为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陆云兄弟入洛之时，正当而立年，风华正茂，家世与文名的结合使他们成为江东士人的杰出代表。《晋书·陆机传》载机兄弟入洛“造太常张华，华素重其名，如旧相识，曰：‘伐吴之役，利在二俊’，……荐之诸公。”张华后来位列宰辅，乃晋廷中最具远见卓识的人物，从他对陆机兄弟的赞誉可以看出他们在南人中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二陆”入洛，对其他江东士人影响很大，不少人也相继入洛，自太康末至太安年间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形成了一个南人北上求仕的高潮，吴郡陆、顾、张，会稽贺、虞等大姓皆有人入北，至于纪、褚、
《晋书》朱、周、孙诸姓亦或早或晚应召入北。《晋书·薛兼传》便载：兼与纪瞻、闵鸿、顾荣、贺循齐名，号为“五俊”，“初入洛，司空张华见而奇之，曰：‘皆南金也。’”这样，在洛阳形成了一个江南士人群体，他们努力开拓仕途，求取功名。作为南士之领袖，陆云兄弟在南人求仕过程中自然负有举荐乡里的重责。惠帝元康之世，在晋室纲纪尚未大坏，朝野粗安的情况下，南人视“郎官”为“清途”，作为首选的目标。大量的记载表明，“二陆”举荐乡里可谓费尽心机，《陆云集》卷八《与兄平原书》便说：“近得洛消息，滕永通去二十日书，彦先访为骠骑司马。又云似未成，已访难解耳。敬属司马参军，此间复失之，恨不得与周旋。戴允治见访大司马。”可见“二陆”对南人求仕的得失极为关注，“恨不得与周旋”。检索“二陆”文集、《晋书》、《世说新语》刘注等资料，有不少他们举荐乡里的表疏。《晋书·纪瞻传》载瞻入洛，机亲加策问，予以引荐。《晋书·戴若思传》载机荐戴若思于赵王伦，称其“诚东南之遗宝，朝廷之贵璞也。”
《晋书·陆云传》称云“爱才好士，多所贡达”。《晋书·孝友·吾彦传》则载“吴平，陆云荐之于刺史周浚。”《陆云集》卷一○载《移书太常府荐张瞻》，称同郡张瞻“茂德清粹，器思深通……而沉沦下位，群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学，错综先典，垂缨玉阶，论道紫宫，诚帝室之瑰宝，清庙之伟器。”
仕途不畅
陆氏兄弟入北后求仕之途也不顺畅。当时，京洛显贵凭依传统的意识，以华夏中心自居，又挟有战胜者的骄傲，以南人为“远人”，斥之为“亡国之余”。除了个别有头脑的政治家外，在大多数北人看来，江南乃蛮荒化外之地，其习俗、风物皆稀奇怪诞，其人士皆愚陋可笑。在这一背景下，当时入洛南士多遭北人之羞辱，而陆氏兄弟与北人交往最多，所受轻辱自然也最多。当然，江东陆氏作为孙吴时期的一流高门，其代表人物一直出将入相，绝非一般人物可比。所以，尽管时过境迁，作为陆氏家族的传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始终存有一份孤傲。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在语音上北人嘲笑陆氏兄弟“音楚”。自三代以降，随着中原地区优势地位的确立，中土文化不断向周边地区传播，而这一文化的语言载体便成为所谓的“雅言”。因此，无论天南海北，士人学习典籍与交流思想必须用雅言。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九“方音”条便说：“五方之语虽各有不同，然使天下之士而操一乡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不过，这一所谓的“雅言”、正音，往往是以某一王朝的京都地区的贵族语音为准的。正如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排调篇》“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条”案语中所指出的那样：“盖四方之音不同，各操土风，互相非笑，惟以帝王都邑所在，聚四方之人，而通其语言，去泰去甚，便为正音，……东汉、魏、晋并都洛阳，风俗语言为天下之准则。”
但自汉末以来，南北悬隔，吴人习诵京洛之语不便，交往中不自觉的会带有吴地方音，入洛后便遭北人讥笑。陆云《与兄平原书》中便谈到这一情况：“张公语云云：兄文故自楚，须作文。为思昔所识文，乃视兄作诔，又令结使说音耳。”这是说张华指出陆机之文用韵有楚音，希望他改正。刘勰《文心雕龙·声律》说：“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取足不易，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张华是爱护陆氏兄弟的，所以善意的劝导他们改正。至于其他北人则只会嘲笑了。为免遭轻辱，陆氏兄弟开始学习北语。唐长孺先生根据上引陆云的信指出，“结使说音”，当为“给使说音”，“给使”即伺候官员的使役，作文要使役说音因使役为洛阳人，表明“二陆”入洛后“已有学洛阳音之事”。
《晋书·陆云传》则称云遇此事，“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玄学是魏晋之际兴自洛京的一种新学风，而江东尚未受到其影响。“二陆”夜遇王弼鬼魂的事固然虚诞，但透露出他们为入洛求仕，不得不事先揣摩玄学，以免与北人交往时无法应对。
其二，一些北人在公开场合有意侮辱陆氏兄弟。“二陆”入洛后，一再“咨张公所宜诣”，即请教拜访那些当朝权贵，以进入京洛上层交际圈，为入仕进取求得便利。张华“荐之诸公”。但实际上不少权贵并不以为然，照样不给陆氏兄弟脸面，此例甚多，《世说新语·言语》载：陆机诣王武子（济），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王济乃皇亲国戚，声名甚着，素以“亡国之余”视南人，他初见陆机便以“羊酪”兴难，并非比较南北风物，意在轻辱陆机。
《世说新语》又，《世说新语·简傲》载：二陆初入洛，咨张公所宜诣，刘道真是其一，陆既往，刘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张华介绍“二陆”见刘道真，但他对二位江东最杰出的才俊极不礼貌，竟以“长柄壶卢”相问，其轻辱之态毕现。姜亮夫先生在《陆平原年谱》太康十年条的案语中指出：“中原人士，素轻吴、楚之士，以为亡国之余，……道真放肆，为时流之习，故于机兄弟不免于歧视，故兄弟悔此一往也。”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当属卢志当众羞辱陆氏兄弟，《世说新语·方正》载： 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君于卢毓、卢廷。”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耳。”
其三，陆氏兄弟之“好游权门”。陆氏家族在江东是“首望”之一，其俊杰之士总是出将入相，凭依门第与才识飞黄腾达，这使陆氏人物具有一种心理优势，所以“二陆”初到北方，颇有与北方门第抗衡的想法。《晋书·张华传》载：“初，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晋书·文苑·左思传》亦载：思欲作《三都赋》，“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陆氏兄弟“不推中国人士”如此。但是，在与北人交往的过程中，他们却屡屡受辱，既不能获得交往中的平等地位，更不可能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明代张溥在《陆平原集题辞》中便指出陆机亡国后“俯首入洛，竟縻晋爵，身事仇雠，而欲高语英雄，难矣。”为求取仕途的发展，他们不得向北人权贵低头，如陆机在《诣吴王表》、《谢平原内史表》中一再表示“臣本吴人，出身敌国”，仿佛前世有罪。周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西晋王朝对待吴人条”中分析“二陆”心态说：“陆机入洛后，犹自称‘蕞尔小臣，邈彼荒域。’（《皇太子宴玄圃诗》）陆云《答张士然诗》亦有‘感念桑梓域，仿佛眼中人’之句，具见自卑情绪与桑梓之感。”正因为受到了太多的白眼与歧视，所以对稍有知遇之恩的人便会表现出极大的尊崇与感激。
二陆之死
陆氏兄弟自太康末入洛至太安年间死于北方，前后共15年时间，大约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太康末至元康末（289—299），二是元康末至太安二年（299—303）。前期晋室大体上尚算安定，求仕虽难，但无生命之虞。但晋惠帝元康以后，西晋政局日乱，诸王之间公然火并，战火连天。《晋书·顾荣传》载诸王为博取声名，“甄拔才望，委以事机，不复计南北亲疏，欲平海内之心也。”这样，南人自入晋后，进入了一个政治事功相对活跃的时期。但是，在当时“顺逆无常理，成败无定势”的险恶政治环境下，南人在北方缺乏社会基础，很容易受到伤害，甚至时刻都有生命的危险。
太安元年，司马颖任机为大将军参军，又表为平原内史，征陆云为清河内史、右司马，参机要，陆耽为东平祭酒。同时，司马颖又以南人孙惠为参军、白沙督、领奋威将军，孙拯为参军。这样，在成都王幕中形成了一个南人小群体，其核心是陆机、陆云兄弟。
从有关史实看，成都王司马颖一开始对陆氏兄弟是很看重的。这主要是他要与其他诸王争夺统治权，必须招聚名士，成都王颖在这方面化了很大的气力。成都王召士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重视门第。其幕中士人可考者来自南北大族二十三姓，“显示了强盛的门阀势力背景”。吴郡陆氏家族不仅为江南之“首望”，且尤重事功，世代领兵。因此，司马颖对陆机“甚见委杖”，将领兵大权交给了陆机。
后陆机兵败被冤杀，陆云也一起遇害。死后，门生故吏迎葬于清河。作为南士之领袖，“二陆”命丧北土，这对其他南士震动很大，顾荣、张翰等相继返归江东故土，西晋之世南士入北求仕的活动也就宣告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