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的本来功能为避寒、遮羞，随着时代发展，其社会价值功能也渐显现。
秦汉时期的衣料，主要有丝帛、麻布、葛布、动物皮毛等，其中又以丝织、麻布的使用为普遍。战国以来，种植桑麻、养蚕织绩是家庭副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纺织、染色等技术成熟，使得丝、麻衣料的种类、数量、质地、纹样等，较之此前都有长足发展。就一般情况而言，丝织衣物属贵重物品，主要是贵族、官僚及有地位、财富的阶层使用；普通百姓，多以麻布（由大麻、苎麻的表皮纤维制成）为基本衣料，“布衣”这一服饰用语，故成为平民阶层之代称。葛布（由多年草本生植物的表皮纤维制成）作为衣料，应较麻布为珍贵。安帝时，邓太后以葛布赐诸校书之人，显示葛布似非寻常织品。动物皮毛衣料，在边疆或少数民族地区普遍使用，在内地并不流行，或被视为贫者之衣。此外，棉作为外来衣料，主要见于西域地区，使用并不普遍，中原之地更毋论矣。
——秦汉时代的生活礼俗一般人平时所穿衣物，可分袍服与短衣两类。本来衣、裳不同，系上下不相连属的服制。战国时，将上衣下裳连在一起的新式服装开始流行，称为“深衣”。秦汉时的各种袍式服装，沿袭了深衣的基本特征，是当时最重要的服制。袍服有衣、袍、等款式。衣是夏季所穿袍式服装，没有衬里，多用轻薄衣料制成。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素纱衣，身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重量仅49克。袍是一种长至脚踝、袖子肥大、衬有绵絮的秋冬季衣服，男女均可穿着。袍有纩袍、袍之别：纩袍系用新产丝绵所制之袍，多为上层或富有阶层使用；袍为新旧混合丝絮制袍，主要是贫寒人家或隐逸之士穿着。与袍相近，是日常便服，但更加宽大。在进宫、祭祀等重要场合，穿着是不敬行为，如武安侯田恬“坐衣入宫，不敬，免”（《汉书·外戚恩泽侯表》）；东汉时，段因灭羌而被赐绛一领，此时已被视为珍贵衣物。
短衣类服装有内外衣之别。衫无袖端，贴身穿，不宜厚，故为单衣。亦贴身，形制有二：一种是不缝出裤管，仅以一幅布缠于腰股之间；一种是合裆的。外短衣有襦、、裙等。襦是长及于膝盖的外套。《说文解字》曰：“襦，短衣也。”这里所说短衣，系相对衣、袍等长衣而言。襦有单襦、复襦等种类：单襦主要在夏季穿，或称汗襦；复襦有里有絮，天寒时穿。襦男女均可穿着。襦的下摆刚及膝盖，故下面必着。汉代的亦有两种：一种是不合裆的，仅着于腿部，或称胫衣，此种在日常生活中或可不着；一种是两裆缝合的合裆裤，襦下必着之即为此种。除襦与短配合穿外，武士皆着长，短衣与长搭配穿着，也见于文献及考古资料。对女子而言，下衣为裙。上襦下裙是秦汉女子的通行服式，正如《乐府诗集·陌上桑》诗云：“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裙因膝以上为襦覆盖，故形成上长下短的样式，后来出现上襦短而下曳长裙之新潮流。
衣服制度之外，尚需注意冠制。“在身之物，莫大于冠”（《论衡·讥日》）。从某种情况而言，冠是最能体现等级制、礼仪性的服饰，其社会价值远超出实用价值本身。《礼记·冠义》说道，“冠者，礼之始也。”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志》中，记录冠制与戴者身份、特定场合之关系，在繁琐规定中确立尊卑上下等级。冠多用缁布、缟素和漆等织物制作。秦汉四百余年间，冠的种类多，形制也发生很大变化：先秦时冠上无帻，西汉时承袭此制，后则冠上始加帻。帻原为包发头巾，后演变为便帽状。身份低微的人不能戴冠，只能戴巾帻。《释名·释首饰》记载，“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蔡邕也说，“帻，古者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独断》）上层社会男子在不戴冠时也可戴帻，汉代戴帻（巾）者多为社会下层男子。约东汉中后期，巾不再是贫民或低贱者的象征，渐演化为时尚雅致之标志。
饮食在人类生活中具有头等意义，故古语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
以各类粮食作物为主食，以蔬菜、肉类、果类为副食，是内地各区域饮食之共性；肉类及奶制品在边疆民族地区饮食中占有较大比重。秦汉时的粮食作物，有粟、黍、菽、麦、稻等多种。粟、黍、稷等作物，指或黏或不黏的各种谷子。菽作为豆类总称，有大、小豆之别。麦作为外来作物，从西汉中后期以来，在黄河下游的种植渐广。稻主要生长于淮河以南地区，品种众多；现在稻科的三大品种籼、粳、糯，汉代都已存在。以粮食作物的发展为基础，形成秦汉居民主食新结构：传统作物黍的重要性减弱，小麦地位明显上升，形成以粟、麦、稻为主导的主食结构，菽逐渐由主食向副食转化。蔬菜以葵（冬葵）为主，还有韭、葱、蒜、瓠等，考古中还发现有黄瓜等菜籽。肉类主要是家禽、水产及野生动物等。家禽类中以猪、鸡为普遍，汉简中常见以鸡招待过往官员、使者的记载；水产类以鱼为主，鲤鱼食用似最为普遍；野生动物以小型禽兽类为主，如雁、雉、兔、鹿等。枣、栗、梨、梅、杏、柿、李等见于先秦文献的品种，汉代均有实物出土；始见于秦汉记载的有蒲陶（葡萄）、离支（荔枝）等，或来自西域，或来自岭南。边疆及西北地区的肉食以羊居多，羊肉对内地人属稀罕肉类，常被朝廷用作赏赐。
主食品种主要有饭、粥、饵、饼。饭是去糠后的粟米、麦粒或稻米加水后煮制而成，是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主食制作方法之一。这种制作方法使用普遍，反映在汉人观念中，“饭”与“食”紧密相连。《说文解字》云：“饭，食也。”煮熟的饭还可制成、糗等干饭，即将饭在太阳下曝晒，去其水分，以便保存。这类干饭食物便于携带，是出行时不可缺少的物品。粥也是当时常见主食，粟、麦、稻、豆均可作粥（羹）。麦饭、豆粥是北方下层民众的主要食品，“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急就篇》）。饵是以黍米、稻米等米粉和水揉制蒸熟的食品，先秦时已有；饼是去麸的麦粉用水揉制蒸熟的食品，伴随着小麦在黄河流域种植面积扩大及碾磨技术的发展而出现。成书于西汉后期的《急就篇》，已将饼、饵列为食物之首；东汉中期以来，饼类食品推广，有胡饼、汤饼等。胡饼可能是现在所说的烧饼，汤饼似为今天的面片或面条。饼食的发展大大冲击旧有的麦饭传统彭卫：《汉代饮食杂考》，《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是秦汉食物制作方法改变的标志之一。对社会各阶层而言，酱或豉都是主要的佐餐之物，故唐人形容酱在汉代饮食中犹如领军之将。酱一般是用豆合面加盐制成，豉是用煮熟的大豆发酵而成。菜肴制作，尤其是肉类烹制，有炙、蒸、腊、脍等，炒法此时尚未出现。
秦汉时通行的餐制是每日早、晚两餐，故人之常情“一日不再食则饥”（《汉书·食货志》）。社会上层及特殊人群张家山汉简《传食律》记载：丞相、御史（大夫）及二千石官员的使人，“若遣吏、新为官及属尉、佐以上征若迁徙者”，以及军吏、县道官有紧急事件要上报者，才有资格接受传舍供应的一日三餐之待遇。参见《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164页。，不受一日两餐的限制。淮南厉王获罪徙蜀，朝廷仍予其“皆日三食”（《汉书·淮南王传》）之优待。所谓三食，指早、中、晚三餐。天子的饮食，按礼制规定为一日四餐，秦汉是否如此已不可知。对广大平民百姓而言，终日劳作，一日两餐已属难得；一旦遇灾荒、战乱，忍饥挨饿乃至丧命，更屡见不鲜。对贵族、官僚及富有阶层而言，饮食不仅仅是果腹之需，享受美味则成饮食追求。画像砖石所见形象的庖厨图，文献中对豪侈饮宴的记述，出土文物中展现的丰盛实物，记载美食制作之新出简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等：《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无不说明有身份、地位、财富者的饮食特征。宴之中颇能反映文化特色者有：一则，位次有尊卑。一般来说，堂上为尊、堂下为卑，东向为尊、北向为卑。二则，分餐就食制。受制于坐具、餐具，主宾均席地而坐，一人一案分餐就食。三则，男女同宴饮。女子可在公开场合与男性一同宴饮，甚者可应邀去他人家中与男子宴饮。除佳肴、美酒、丝竹、歌舞外，宴饮中尚有“为寿”、娱乐等活动：“为寿”即敬酒祝福，晚辈对长辈、主宾之间均可“为寿”；娱乐助兴，除行饮酒令外，尚有投壶、博弈等，输者须饮酒。
秦汉时的住居，以室屋为核心，以院落为扩展，是基本的共性。
一般民宅的通常形式是一堂两室或一宇二内。睡虎地秦简提到一个被审讯人的住居时说，“一宇二内，各有户，内室皆瓦盖，木大具，门桑十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49页。这一描述颇能反映一般人的住居情况：堂屋一间、卧室两间，都有门，房屋都用瓦盖，木构齐备，门前有桑树十株。文帝时招募百姓徙于北边塞下，晁错建议朝廷为这些人修建屋室，“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汉书·晁错传》）。从这些记载看，一堂两室似是秦汉一般民户住居的基本样式。屋室的附属建筑有厕、猪圈等，厕所与猪圈常相连，有养猪、积肥的双重用意。室屋之外即为院落。简单的院落或用竹、木围成，讲究者用夯土或土坯筑墙，由此形成一个较封闭的空间。生活空间实际上并不局限于此。《淮南子·天文训》中有“七舍”：室、堂、庭、门、巷、术、野，即内室、堂屋、庭院、大门、小巷、大街和野外。这由近及远、由内到外的生活空间，虽已远远超出狭义的住居范畴，但更能反映出当时人的住居情形，新近国内首次发现的汉代聚落遗址能清楚印证这点。
三杨庄遗址刘海旺、张履鹏：《国内首次发现汉代村落遗址简介》，《古今农业》2008年第3期。位于河南内黄县南部的黄河故道中，年代在两汉之际；因黄河的一次大规模泛滥而被整体淤埋于泥沙，庭院布局、农田垄畦保存完好，屋顶和坍塌墙体保持原状。从已发掘的四处庭院来看，院落格局基本一致，都是坐北朝南的封闭型两进院。除一处庭院情况复杂外，其余三处庭院均为一堂二室，与上述百姓住宅形制吻合，庭院的居住者当为普通人家。屋舍建筑材料一致：砖地基、瓦盖顶，属土木混合结构。院内有厕、牲畜棚等；除出土农具外，加工粮食的器具，如石磨（用来磨浆或磨粉）、石碓（用来脱壳），家家户户均有，这对认识当时人的饮食状况有益。庭院南大门外，有砖砌的水井，并铺就小道连接院门前。庭院后面（北面）多种有成排树木。据初步判断，以桑树居多，也有榆树。庭院周围是大面积的耕作农田。每户庭院之间并不紧连，有数十米的农田相隔。遗址内尚有若干条道路，据宽窄而有主干道（最宽约14米）、次干道（宽约5米）、小道（宽约3米）之别，而小道又是庭院与主干道相通的独家使用道路。
大型庭院是贵族、官僚、富人阶层的住居。这类住宅的占地面积较大，建筑设施也更为齐全复杂。房间类型除堂屋、卧室、厨房、厕所外，还有宴饮场所、车房、马厩、仓库等。从考古发现的画像砖石及陶屋模型来看，大型庭院多在中轴线上布置前后堂及大门等三四进以上的建筑，建筑前后有数重院落。大门能通马车，有屋顶，门旁有房间可留宾客，称门庑；进门有院，对门的正房为前堂，前堂是宅第的主要建筑，多高大；前堂后有墙，分宅为前后两部，故有后堂，后堂之后或有楼，再后是全宅后门。中轴线左右有院墙，墙内设廊，使后堂与门庑相接，形成一数重院落的建筑群。这类大型院落多为数代同居。对尤为豪奢的王公官僚而言，住居向园林化方向发展，在东汉时期有突出表现。住居中有楼、阁、台、榭，池、山、花、木，颇具苑囿气息。譬如，梁冀“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像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首，飞走其间”（《后汉书·梁冀传》）。文献记载或有夸大，但梁冀住居之奢侈，由此可见一斑。
行字本意为道路，与交通关系密切，交通又堪称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基础。
秦汉大一统帝国的时代，对全国交通有统一规划，形成以京畿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历史上最早的全国交通网络，贾山就说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当时较重要的交通干线有：连接关中、中原及东方的三川东海道，连接关中与江汉平原的南阳南郡道，连接关中和西北的陇西北地道，连接关中和九原的直道，以及连接河东及右北平的邯郸广阳道。从现存秦汉驰道遗迹看，路面宽度在五十米以上，耗费巨大、征调人众是肯定的。一些重要工程，如秦驰道、直道，汉之褒斜道、通漕渠，均由皇帝决策动工。东汉碑刻中，如“开通褒斜道摩崖”、“何君阁道碑”等，多少也反映出地方修造路桥工程之不易。一般来说，城市道路要优于乡里，较宽广；都城街道更宽阔，如长安城内的主要大街多宽为45米，东汉洛阳城内大街宽度甚至超过50米。道路或关卡的管理较严格。各阶层民众出入关口需携“符”、“传”等通行凭证；在很长时间内，驰道是禁止皇帝以外的其他人穿越或行走的。
秦汉时交通的发展，首先有益于政治统治。朝廷以交通为凭藉，辅以完善的邮传体制，以文书行政推行政令，有效的控制全国各地。日常政令的传递依其性质及地域远近而有别，紧急政情军务依其级别而提高信息传递速度，使彼此间能较快的实现联系与沟通。汉军平羌将领赵充国，自金城申奏军事计划，到宣帝批复后颁下，往返不过7日，传递速度每天达400里以上。其次，有益于社会经济。承继战国以来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即生产与消费已冲破地域界限，以秦汉时四通八达的交通为基础，“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史记·货殖列传》），奠定帝国初立时代经济之繁荣。分布于交通干线上的城市，也藉其地理优势而有大发展，“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凑，万物之所殖者”（《盐铁论·力耕》）。再次，有益于文化发展。各地区、各阶层在交往中，文化、习俗间的相互影响，对文化发展有特殊意义：在文化上结束战国分裂时代局面，开启统一新局面之汉文化的孕育。
水陆交通工具的主体是车与船，由于地理条件差异的缘故，北方多乘车，南方多行船，车又尤为重要。秦汉车的种类繁多，最常见者为轺车。这是一种四面敞露的车，可立乘，亦可坐乘，多数只驾一匹马。轺车因车厢小，车速快，有“轻车”之称。车比轺车增加一对车耳，即装在车上方、用以遮住车轮顶部的挡泥板；车耳多呈长方形，外侧有垂下的边板。车耳颜色取决于官员级别，“长吏二千石车朱两，千石至六百石朱左”（《汉书·景帝纪》）。东汉，车饰不同意味着等级有别，成为标志身份的象征之一刘增贵：《汉隋之间的车驾制度》，载《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第十卷《生活与文化》，第178页。。与车厢敞露的车相对的，是车厢被掩闭的衣车。衣车中最具代表性的车型为辎车，往往乘坐女性。驾车以马为尊，以牛为卑。《史记·五宗世家》说七国之乱后，“诸侯贫者或乘牛车”，牛车显然是规格较低的车；东汉晚期情况大变，“古之贵者不乘牛车……其后稍见贵之。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遂以为常乘”（《晋书·舆服志》）。车多使用于上层社会，对贫寒者来说，出行亦即步行；普通百姓或殷实人家，常使用的交通工具，是有载人兼载物功能的鹿车（独轮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