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瞡(公元663年———737年)，邢州南和(今河北邢台地区)人。自幼好学，进土及第。历任凤阁舍人、左御史台中丞、吏部侍郎、兼谏议大夫、吏部尚书、兼右庶子、刑部尚书、黄门监、尚书右丞相等。唐朝中期政治家和谋略家，执政期间尽力革除前弊、选拔人才，宽赋役，省刑罚，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开元之治”作出过突出贡献。
宋瞡为人正直，以直言敢谏深受武则天敬重。武则天执政末期，佞臣张易之及其弟张昌宗专朝政，“纵姿益横，倾朝附之”。张易之诬告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顺之言”，要凤阁舍人张说为其作证。张说在被迫在朝廷作证之前惶惧不安。宋瞡对他说：“名义至重，神道难欺。必不可党邪陷正(一定不要与邪恶之人结党而陷害好人)，以求苟免。若犯颜流贬(得罪武则天而遭流放)，芬芳多矣(对你的名誉大有好处)。或至不测，吾必叩阁救子，将与子同死。努力，万代瞻仰，在此举也。”张说感其言，在武则天面前力保魏元忠。张昌宗请占相之士观点吉凶时有谋反之言，被人告发。宋瞡在朝廷奏请治张易之、张昌宗罪。武则天说：“易之等已自奏闻，不可加罪。”宋瞡说：“易之等事露自陈，情在难恕。且谋反大逆，无容首免。请就御史台勘当，以明国法。易之等久蒙驱使，分外承恩(特别受武则天的思宠)。臣知言出祸从，然义激于心，虽死不恨。”武则天不悦。
内史杨再思怕宋瞡得罪武则天，便宣敕令让宋瞡下朝。宋瞡说：“天颜咫尺，亲奉德音，不烦宰臣擅宣王命。”武则天怒意稍解，命将张易之兄弟拘押于御史台，随后又特敕释放，并让张易之兄弟到宋瞡府上致谢。宋瞡拒而不见，说：“公事当公言之，若私见，则法无私也。”中宗复位后嘉宋瞡正直。令其兼谏议大夫。当时，武则天之侄武三思持宠执权。他惧怕宋瞡仗义执言，因此私下拜托宋瞡予以关照。宋瞡正色道：“当今复子(中宗)明辟，王(武三思受封梁王)宜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不久，京兆(今陕西西安)人韦月将告发武三思与韦后私通，将成为朝廷之祸患。武三思先得到告发他的消息，遂令有司抢先上奏韦月将“大逆不道”。中宗特令杀掉韦月将。宋摄得知后，请中宗详审此中原委，然后依法处置。中宗了解真象后，怕“家丑外扬”，虽免除韦月将死刑，仍将其流放于岭南。
武则天及中宗、睿宗时代，外戚及诸公主干预朝政的情况很严重。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有乃母遗风，在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参与李隆基(玄宗)发动的宫廷政变，杀韦后和安乐公主，拥立睿宗。她自己设置官属，把持朝政，宰相多出其门下；后又阴谋除掉皇太子李隆基。当时作为吏部尚书的宋瞡认为：“东宫(太子宫，指李隆基)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庙社稷之主，安得有异议！因此他和当时的宰相姚崇奏请睿宗，让太平公主离开长安去东都洛阳。但由于李隆基怕得罪太平公主而奏请睿宗贬宋瞡为楚州刺史。玄宗即位后又调任宋瞡为吏部尚书，选拔人才，“取会公允”，饱受士庶称颂。他还革除了依仗权贵升职晋爵的恶习。当时的地方官吏常常借回京都向朝廷奏事的机会，多方贿赂拜托，以求改转好的职位。宋瞡奏请玄宗同意，凡到朝廷奏的官员，奏毕即还原位，不得在京都延留。宋瞡对地方官吏的艰难也很体谅。开元五年(公元717年)秋，宋瞡随从玄宗前往燕都洛阳，到至永宁之崤谷(今河南洛宁境内)，因驰道狭窄，车骑拥挤不能过。
玄宗大怒，下令免除河南尹李朝隐和知顿使王怡的官职。宋瞡上奏说：“陛下因驰道狭窄隘而致罪二臣待罪于朝，然后诏复其职，则进退得其度矣。”玄宗深善此议。
宋瞡大部分时间在朝中作官，有一段时间被贬到地方任州官。他每到一地，都尽力省赋役，减刑罚，体恤民情，发展生产。宋瞡在贝州当刺史时正赶上当地闹水灾，百姓饥饿。他尽力救济灾民。而武三思的封邑在贝州。他则派人催征税赋。宋瞡很生气，坚决“拒而不予”。宋瞡“在官清严”，常深入民间。他当广州都督时，广州地区仍以竹茅搭屋，因此屡有火灾，他教给当地人烧砖瓦，改建房屋，从此再没有发生大火烧掉大片房屋的灾情。当地人都很感激他，立碑以记其政绩。宋瞡还特别崇尚节俭，反对侈靡。开元七年，开府仪同三司王皎病卒，其子、驸马王守一请玄宗准许为王皎建造同窦皇后之父同样高(五丈一尺)大坟。瞡见“奢靡相高”的情况，认为官吏死后“金穴玉衣”、“高坟大寝”，费财民，且互相攀比，实不可取。他主张制定制度，制止厚葬高坟的恶习。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开元八年京兆人权梁山谋反，事败后被诛。朝廷调南尹王怡到长安，负责搜捕、处置权梁山余党。王怡到职后到处抓人，株连甚众，囚禁之地人满为患，而此案久不决，已影响到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玄宗遂诏命宋瞡，到任后经过调查，仅对其中几个曾与权梁山一起策划谋反的人予以治罪，其余受蒙蔽的、胁从的，一律予以释放。
玄宗赞赏这样处理十分恰当，因此对宋瞡更加信任。他要求宋瞡“极言得失”，然后将宋瞡“所进之言，书上座右，出人省观，以诫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