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直在夔州住下去，杜甫的晚年生活会更好吗？
有客堂可居，四十亩地自给自足，稳定的社交圈，不再为窘困所累的家庭氛围——大历元年（766）初直到大历三年（768）春节前，出川入夔的两年成了杜甫料峭人生的“空窗期”。这为他提供了创作空间，实现400多首的诗歌高产，其中不乏《登高》这样的夺目七律。
暂时偏安也让老杜有了精力梳理已至天命之年的前半生，《壮游》 《昔游》 《遣怀》回忆三部曲，为时代、自身、友人作史记。三首体裁皆为五古，尤以《壮游》字字珠玉，从幼年学诗起，漫游齐赵、旅食京华，写到滞留巴蜀的生活，成为后世杜甫研究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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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后的夔州江村，阴寒入骨，相对而言的“岁月静好”也无法温暖杜甫的重重心事。大历三年的春节，望着15岁的次子宗武，杜甫恍然“汝啼吾手战，吾笑汝身长”，言语之间不禁想到了自己从天宝十五载（756）就未曾逢面的五弟杜丰，“不见江东弟，高歌泪数行”（《元日示宗武》），同时也提到了“荆南近得书”（《远怀舍弟颖观等》），意指现居荆州、夏天曾来探望他的三弟杜观近日写信劝其去荆的事。
也许是此时的健康和经济状况都有所起色，也许是杜观给出了同行北上、重聚偃师或长安的建议，杜甫把经营了两年的四十亩果园赠与友人，并在已经密密麻麻的行程表上又续上了一笔——“出峡”。
杜甫做出这个决定的正月初，唐代宗刚从宦官鱼朝恩为其修建的章敬寺礼佛归来，当朝宰相元载、王缙、杜鸿渐三人对代宗佞佛一事攀援附和。安史之乱后的长安，已是日暮乡关。就像我们不知道杜甫继续留在夔州会不会安度晚年，杜甫此时也无法预知他还要在人生逆旅上漂泊到几时。
相比于曾经“一岁行四役”的生活，大历三年（768）这一整年的奔波，并不好到哪去。正月，杜甫携一家老小自夔州出发买舟东行，三月到达荆州（江陵），秋天移居到公安，年底又到了岳州（今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