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宣宗这位被史家誉为“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的“小太宗”，却在晚期的宫庭生活与册立储君的问题上留下了人生最大的遗憾。在宫庭生活方面，为了长生与纵欲，不惜大量服食丹药而送命;在册立储君的问题上，因为立储太过纠结，以至延宕时日，临终储君尚未正式确定。加上弥留之际，所托非人，因此造成兄弟觊觎帝位，给了宦官得以私自拥立新君，重新执掌权柄的机会。就这样，唐宣宗自已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小贞观”之治，很快便土崩瓦解了。也正是唐宣宗这一人生最大的遗憾，让大唐王朝的最后时刻，真的很快就到来了。
唐宣宗共有十二个儿子，他在会昌六年（公元846年）登上皇位后，便封长子李温为郓王、二子李为雍王（大中六年薨，追册为靖怀太子）、三子李泾为雅王、四子李滋为夔王、五子李沂为庆王。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十月，户部魏侍郎进言：“如今天下无事，惟有未立储君，是臣下最为忧心的大事。”说着说着便泪流满面起来，群臣也都很看重立储这件事，可英明的唐宣宗却未置可否。
原来，因为唐宣宗不愿意立皇后，所以太子也就一直未进行册立。又因为他素来不喜欢长子李温（其他儿子都住在宫中，只有李温住在宫外的十六王宅），因此他也没有立李温为太子的打算。他喜欢的是四子夔王李滋（雍王死后，成为三子），因为李滋的性格和他类似，故而想立李滋为储君。但又担心废长立小，乱了次序，会遭到群臣的反对，也会造成兄弟反目。这让他十分纠结，因而东宫久未建立。大中十年（公元856年），唐宣宗让宰相裴休畅所欲言谈谈当前的时政大事。裴休提出，早立太子，便是天大的事。宣宗说：“若建太子，则朕遂为闲人。”（《资治通鉴》语）吓得裴休再也不敢对立储君的事发言了。立储之事就这样一直延宕了下来。
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八月，唐宣宗因服丹药中毒，疽发于背，而且已经非常危重了。一个多月来，宰相与朝臣都无法见到皇帝。弥留之际，唐宣宗密嘱内枢密使（宦官）王归长、马公儒及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一定要立夔王李滋为太子。这三人与右军中尉（宦官领禁军）王茂玄都是宣宗皇帝平日所器重的，唯有左军中尉王宗实不和他们一条心。三人担心王宗实会从中作梗，便定计先调他去当淮南监军。于是，王归长派人向王宗实宣读伪造调左军中尉为淮南监军的圣旨。当时，王宗实已经受敕，即将出城。左军副使对王宗实说：“圣上病重，已经逾月，中尉平日只能隔门请示起居。今将中尉调至淮南监军，实在真伪难辨，何不见圣上一面，以辨真伪，再走不迟。”王宗实顿时大悟，重新入宫，此时诸宫门已增派卫士，王宗实带着副使从侧殿直入寝殿。哪知寝殿里面传来哭声，原来皇帝已经殡天，正位东首，众嫔妃环绕哭泣。王归长、马公儒及王居方三人正在寝殿安排后事，准备拥立夔王李滋继承皇位。
王宗实大声喝斥道：“圣驾已崩，为何不先诏告天下？却这般鬼鬼祟祟，在背地里搞阴谋诡计，你们到底想做什么？”说到这里，便从袖中取出调动敕旨，掷给王归长等三人，喝道：“皇上大渐弥留之际，哪里来的这道圣旨？显然是你们在搞鬼。你们自己考虑清楚，假传圣旨，该当何罪？”王归长等只有管理内侍的权力，却无法调动禁军，能调禁军且与他们同心的右军中尉王茂玄又不在现场。因此，当王归长等忽然看见王宗实闯进寝殿时，已经惧怕了三分，又被他一顿喝斥，揭露矫诏隐情，越发觉得心虚畏罪，当时便吓得面无人色。三人齐齐跪在地上，捧着王宗实的脚，请求饶命。王宗实假意道：“立嫡以长，古今使然。汝等既已知罪，速即起身，往迎新皇，以便稍图自赎。”三人连滚带爬地站起来，往迎新君去了。其实，迎接新君的差使哪里还有他们的份！
这里有一个无法解开的谜，既然手握右军禁军的王茂玄与王归长等三人同心，为何他未参与此事并留在现场呢？分析起来，可能原因有三，一是唐宣宗病情绝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二是准备调王宗实去当淮南监军，若王茂玄留在寝殿，怕引起王宗实的怀疑;三是王归长三人不想让更多人分享拥立之功。哪知人算不如天算，越是担心的事情，往往越容易发生，唐宣宗的纠结终于被王宗实打破了。
王宗实派宣徽北院使齐元简去迎接居住在十六王宅的李温，不到一时，李温已到，至御榻前大哭一场。王宗实随即召人拟诏，立郓王李温为皇太子，权勾当军国政事，并更名为李y。次日，唐宣宗大殓，灵柩停在寝殿中，皇太子李y柩前即位，是为唐懿宗。李y皇帝随即召见百官，封令狐为代理宰相。才过不久，又下一道圣旨，捉拿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三人归案，当日处斩，罪名为伪造圣旨（而夔王李滋死于咸通四年（公元863年）八月，原因不明）。
唐懿宗即位后，追尊生母晁昭容为元昭皇太后。封王宗实为骠骑上将军。原被唐宣宗压制的宦官气焰，因拥立之功，重又嚣张起来。
大中十四年（公元860年），即唐懿宗即位的第二年十一月，改元为咸通。使用这一年号，据说是因为他父皇所作的一首曲子中有“海岳晏咸通”的句子。但君临天下后的唐懿宗，言行举止却几乎找不到他父皇的影子。他在位期间，骄奢淫逸，宠信宦官，面对内忧不知其危，遭遇外患不觉其难，无怪乎《新唐书》说他是：“以昏庸相继”。正是由于他的昏庸无能，使大唐王朝的政局更加风雨飘摇，并把他父皇重新点燃的一点希望之光给彻底熄灭了。
有历史学者在评论唐宣宗立储纠结的后果时，是这样说的：“以立储之大经，不先决定，及驾崩以后，竟为宦竖握权，视神器为垄断之物，英明者果若是乎？……无感乎唐室之天下，与阉人共为存亡也。”
且不论郓王与夔王，谁劣谁优，如果立谁又会怎样，因为历史没有如果。综上所述，正是唐宣宗在立储问题上的反复纠结与再三犹豫，才给宦官重新掌权提供了机会，也才使他身后会留下无数的隐患与无穷的遗憾。这就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