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是宋神宗第11子、宋哲宗之弟，宋朝第八位皇帝。赵佶本未必有机会继承大统。惟宋哲宗二十三岁英年早逝，无子，故宋室由他的弟弟寻找继承人。本来哲宗弟以大宁郡王赵佖最长，惜患有眼疾不能继位，故以当时封为端王的赵佶继承大统。宰相章惇当时反对赵佶继位，反而建议立哲宗同母弟蔡王赵似，但向太后支持赵佶继位，故赵佶顺利成为大宋皇帝。宋徽宗在当皇帝之前，是一位口碑相当不错的上进青年，当别的皇子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时，他却沉浸在书法、丹青、图史、射御这类“健康”爱好中。他能君临天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的那些性格在作为一个皇子时，主要呈现为优点：恭敬、听话，有正事（读书、写字）、不贪玩，这让当时有决定权的太后和大臣们都一致喜；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同时的皇子中，没有人比他更优秀。当一个王朝皇族的人才凋零到这个份上时，这个王朝也就将寿终正寝了！
宋徽宗刚当上皇帝时，是一位好皇帝，他崇尚节俭仙途电信礼包，觉得皇宫的建筑过于豪华，容易让人沉沦丧志，他喜欢廉洁正直的大臣，曾经亲自考察，破格提拔一个为政清廉的县官为殿中侍御史，并且对他说：“方今士大夫寡廉鲜耻，你懂得义理，这就是我特别召你来的原因。
这么一位年轻有为的好皇帝，怎么会堕落为荒唐的亡国之君？这种前后判若两人的反差，用什么来解释？为了搞清楚北宋灭亡的真实原因，我们必须努力还原宋徽宗的真实面貌。首先要将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分开，拨开大量的道德挞伐，还原真相，关注他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能力，将那些与政治行为无关的个人道德缺陷搁置一旁；其次，注意其性格逻辑的一致性。
宋徽宗是一个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人，这一点决定了他在选择政治目标和手段时，会倾向于积极进取的方案，比如他对王安石政策的热衷，对收复燕云地区的向往，都出自于这种理想主义倾向的作用。与这种倾向相伴的是情绪冲动，宋徽宗不仅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常凭冲动办事，就是在身为阶下囚的时候，也能够无畏的捍卫自己认可的道义和尊严。
在艺术方面，宋徽宗具有超强的观察力，据说他在画孔雀时，连孔雀走路先抬那只腿都观察的十分清楚，但是在政治上却极其缺乏洞察力，导致在用人和决策上犯了许多致命的错误。他分不清楚哪些人是真有才干，哪些人是夸夸其谈。用人时，他往往根据这个人过去的成就进行判断。他判断不清楚自己国家的现实政治体系能否承担那些理想化的目标，比如收复燕云十六州，只凭一时热情便可轻率决策。
宋徽宗还有一个致命的性格缺陷：脆弱！他绝对没有将一种政治目标坚持到底的意志，更没有担当起某种政治责任的坚毅。因此，他很没有主见，喜欢征求大臣的意见。更为严重的是，在京城被围攻的关键时刻，他竟然当了逃兵。
从性格来看，宋徽宗实在只适合在小园子写字做画、吟诗作赋，可命运却把他推上了治国平天下这么一个不能胜任的职位，那些艺术成就出自于一位国破家亡的帝王之手，实在是一种罪过！
宋徽宗当上皇帝之后，陆续犯了一个又一个将北宋推向灭亡的深渊的错误。首先，在政治路线上，他废弃了持重保守的司马光主义，转而采取了积极进取的王安石主义路线。宋徽宗采取“王安石主义”的主要是出于他那种带有幻想性的理想主义气质。他想做一个像父亲宋神宗那样积极进取的皇帝，他的错误在于，没有神宗皇帝和王安石那么明确的远景目标，而只是片面的采用了他们的敛财手段。
其次，在组织路线上，他重用了一批曾经遭受过政治打击、急进贪功的改革派人士。宋徽宗主要用了两种人：一种是执行力特别强的人，如蔡京、朱勔；一种是有过实际业绩的人，如童贯。这两种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个人私欲重，不考虑事情的公共后果。这些人当政的后果有二：第一，在执行积极进取的“王安石路线”时，不择手段、不遗余力，顺便中饱私囊，以至于对民间搜刮过重，激起民变；第二，过于相信有“政绩”的官员，给予不恰当的信任，既妨碍了那些有真才实干的官员发挥其才能，又延误了时机。
最后，朝令夕改，破坏了政治制度的严肃性和政策的一致性。在改变“祖宗制度”方面，宋徽宗比宋神宗更上一层楼，而且副作用更大。他改变了宦官不得为节度使、领兵主持军政的政策，还改变了外戚不任军相、宰执应避亲嫌的制度，使蔡京、郑居中这两为外戚担任宰相，让蔡京、蔡攸父子先后担任宰相。他开始使用御笔手诏，甚至让宦官代行御笔，破坏了宋朝的诏令颁发制度。严重破坏了权力制衡的旧规，造成朝政极度腐败。他的轻佻所造成的朝令夕改让下面的官员无所适从，不知道按照什么规则行事，国家机器日益涣散。同时，在与邻国的谈判中经常出尔反尔，导致邻国不尊重双方所签订的条约。总的来说，是宋徽宗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导致国内民变蜂起，从而分散了其对外作战的兵力，甚至贻误了战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