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在封建王朝向农民征收漕粮过程中，长期存在着官吏百般贪污勒索的“漕弊”现象，为害极大。有清一代，漕政中积弊问题又尤其突出，管运管粮的官吏、承运的运弁运丁以及纳漕地方的土豪劣绅无不侵漕蠹漕，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这一现象的存在，在当世不仅很大程度上干扰了清政府的漕政制度，更重要的是严重地影响了广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构成了世人倍加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
清代建国伊始，为了满足京城皇室以下官僚、军队的食粮需要，承袭了前代的征调漕粮制度。清制规定：每年征调进京漕粮大约四百多万石，分别由当时的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及湖北等省农民负担交纳。各省漕粮的征收由当地官吏负责，漕粮运输则由漕运总督衙门指挥下的运丁队伍承担。漕粮最终运抵北京、通州两地太仓时，入库及保管事项由仓场衙门负责。但是，从清初创建漕运之日起，也继承了前明漕务中的诸多积弊，随之愈演愈烈，终于祸患无穷。概括而言，清代的漕弊集中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其一，漕务官吏的侵漕活动。清初以来，漕务机构里便存在官僚、胥役肆意借漕贪污勒索的现象。如顺治时，漕运总督吴惟华网罗亲信，疯狂地从事贪污舞弊活动。顺治四年，淮南地区的泰州、高邮等地发生洪涝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于是，当地官员请求按例将漕粮改折现钱交纳。但吴惟华故意刁难，不予批准。地方官无奈，只得向吴氏行贿三千金，才解决了改折之事。诸如此类等等只顾索贿、不管农民死活的事例，不胜枚举，所谓“因事受财，动辄千万”。康熙以后，漕臣的侵漕行为就更为普遍，以至于康熙两次南巡时，曾先后在淮安漕督衙门所在地就地解除了漕督邵甘、马世济的职务。
其二，仓场官吏的营私舞弊行为。清代京、通仓场组织中官吏的各种不法营私行为可以说一直非常严重，并始终是舆论抨击的对象，被称之为“巨蠹”、“积棍”。如：清初仓场侍郎谢启光通过种种贪污索贿活动，大获暴利，“秽声盈路”。康熙四十四年，负责接收漕粮的坐粮厅江□与诸仓监督合伙盗窃，致使亏空粮食九十万石及大量银两。而嘉庆时揭出的通州仓官胥合伙舞弊案，更暴露了其侵仓活动的疯狂程度。类似行径，直至清末不绝于史。仓场组织虽非直接理漕部门，但其亏空情况的长期存在，势必对漕运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在一个侧面加重了农民的纳漕负担。
其三，贪官污吏对运丁的肆意勒索。在清代文献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可谓连篇累牍，其中以清人王命岳的论述较为细致。据王氏总结：运丁有“水次之苦”、“过淮之苦”和“抵通之苦”。所谓水次之苦，即指运丁在各地承运开始时所受管运官吏的敲诈勒索，包括“买帮陋习”、“卫官帮官常例”、“粮道书办常例”及“令箭牌票差礼”等等。各项名目的勒索，每船少则一二两，多则十余两白银。于是，船未启航，每艘“已费五六十金”，这还不算运丁领饷时每船遭府县官吏索贿的六七两银；所谓过淮之苦，指运丁北上经过淮河时所受漕运总督衙门官吏的勒索，每帮漕船（数十艘不等）被迫交纳贿银至五六百两之多；所谓抵通之苦，指运丁抵达通州后受到的勒索，有如投文常例、胥役船规、仓官常例、坐粮厅常例、委官旧规、伍长常例、上斛下荡之费等等，每项每船也须交纳数两至十余两白银。诸如此类等等，不一而足。如果运丁胆敢在哪一个关口上拒不交钱，立即便会遭到刁难和报复。难怪同时代人激愤地呼道：“试起而问，今之有辖于漕者，自上及下有不取常例于运军者乎？”
其四，运丁运弁对州县的百般敲诈。诚如清人所说：各管运管粮衙门的贪官污吏，皆“视运军为奇货，诛求横出”。但运丁“别有身家为赔累之具”，故其失之于彼，必取之于此。其结果是在各地接受漕粮时，运丁运弁对交粮的地方官吏百般敲诈，以转嫁负担。清政府为了保证漕运的正常运行，考虑到运丁的实际情况，遂规定在征收漕粮时向农民征收“加耗”等名目的附加税，用以津贴运丁队伍。然而，随着运丁所受盘剥的加剧，他们的勒索活动也日益扩大，又有“淋尖、踢斛、抛剩、漫筹、脚米”等等敲诈手段。运丁们通常以拒绝接受漕粮相威胁，迫使交粮地方额外供给，以至于出现了“州县资其鱼肉，若非百计刁难，何能饱其欲壑”的现象。清中叶以后，漕运运丁勒逼州县又成为一大社会痼疾。
其五，地方贪官污吏对纳漕农民的横征暴敛。自清初以来，各纳漕省份的官吏都将办理漕务视为贪污要途，而运丁勒逼地方之弊，又为州县官吏提供了进一步剥民的口实。据清人记载，每年征收漕粮之际，各地官吏无不以运丁勒索为名，向农民额外剥取，一面应付运丁，另一面则从中大饱私囊，其中公开的“漕规”银已被各级官吏视为禁脔。康熙初，浙江嘉兴府征漕粮正米一石，加耗米竟达八斗。嘉庆皇帝曾气愤地对臣下说：“州县以济运为名，多方浮收，最为民困。”“而巡抚、粮道等官坐享漕规，置漕弊于不问，积习相因，已非一日。朕闻有漕各州县，无不浮收，而江浙地方为尤甚，有每石加至七八斗者，有私行折收钱文者，掊克小民，无所不至。”至咸丰朝，“州县收漕，竟有应交一石，浮收至两石之多”者。同治时人则指出：各地官吏借漕肆意浮收，有多于正额数倍者，“藉公饱私，侵吞无数”，“民间视以为苦”。百姓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有时也联名向上控告，地方官吏对此则穷凶极恶地滥施报复，“恨其上控，倍加抑勒”。甚至“蓄养打手，专殴控漕之人”。可以说，有清一代超出定额标准的“浮收”之风甚嚣尘上，遍及各有漕省区。就连上奏议论漕弊的官员也表示无可奈何：“惟是帮丁长途苦累，费实不资，若竟丝毫不给津贴，则势必不能开行。若责令州县颗粒无浮，亦势必不能交兑。”此外，地方官还采取其他手段，或明或暗地借漕索取。如江南等地收漕米时，官吏利用排队的四乡农民急于完纳的心情，故意拖延“留难”，逼迫农民行贿。“小民势难久待，不得不议扣折”。湖北等省则存在地方官有意多处收粮，使一户漕粮常常化整为零分头交纳，所谓：“令粮户依两处完纳，以图多得赢余”。清中央为减轻灾荒地区农民负担而实行的漕粮折钱规定，也往往被贪官污吏变成中饱私囊的依据，他们上下其手，任意确定钱粮比价，使得折钱之后农民所受的剥削反而加重。如嘉庆四年的一道上谕指出：有些州县不惜以湿谷挤占仓廒，然后借口无处存粮，强行向农民“折收钱文”，“惟利改收折色，藉以分肥”。不少地方官甚至公然隐匿上司减征漕粮文告，照旧多收。诸如此类等等，罄竹难书。
清代文学作品对地方官借漕剥民的活动也有相当多的反映。如在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四回里写到：某次，江西九江知府出缺，按理应暂时由九江府首县知县代理。但负责全省民事财政的布政使却在下达代理令前，先向那位知县索要五千两白银，理由很堂而皇之，所谓代理知府虽不过二三个月，但“收漕的时候也不远了，这一接印，一分到任规、一分漕规……”等等好处，至少也能捞到万把两银子。可见从漕务中勒索陋规钱，已成为地方官盘剥百姓、捞取非法收入的主要伎俩之一。同书第五回中又描写了一个叫王梦梅的人，通过行贿买得了玉山知县一职。拿到任命状后，他便迫不及待地连夜赶往玉山，“怕的是误了天亮接印，把漕米钱粮被前任收了去”。王氏上任后毫不留情地从前任手里夺取了大印，然后疯狂地指使手下人四处搜刮漕钱漕粮。不久，王氏不仅还清了债务，而且着实大捞了一把，难怪其侄庆幸地说：“幸亏碰着了收漕的时候，总算一到任就有钱进。”
其六，土豪劣绅的借漕分肥活动。在交纳漕粮的过程中，土豪劣绅一方面抓住官吏舞弊的把柄，与对方合伙将部分钱粮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另一方面，则利用普通百姓惧怕纳漕的心理，代他们包纳漕米，以“借漕分肥”，从中收取钱财。如嘉庆时江苏某地方官向皇帝反映：缙绅之米谓之“衿米”，举贡监生之米谓之“科米”，素好争讼者米谓之“讼米”，“此三项内缙绅之米仅止不能多收。其刁生劣监好讼包揽之辈，非但不能多收，即升合不足、米色潮杂，亦不敢驳斥”。最受苦者“良善乡愚、零星小户，虽收至加五六，而不敢抗违”。于是纳漕之际，小民纷纷投入地主豪强门下，“渔利包漕”之风大起，劣绅刁生乃至于教官、典史以及武弁、“甚有家居绅宦”之流皆“广为包揽，官吏因有浮收，被其挟制，不能不通融收纳”。从而构成了清代又一大漕政积弊。在《官场现形记》第十七回里，也描写了地方劣绅借漕“鱼肉乡愚”的活动，所谓：“今天说官司，明天包漕米。什么零零碎碎，三块、五块、十块、八块”之类。
清代时期，漕弊现象可以说达到了层出不穷、无以复加的地步。就连嘉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道：地方官吏索取漕规，“以为贿赂权要、逢迎上司之用。甚至幕友长随借此肥橐”；运丁则“以挑剔米色为词，刁难勒?”；催漕运弁，“沿途俱有需索”；通州仓场衙门“又向弁丁等勒取使费”等等，以至于造成了“层层剥削，锱铢皆取于民，最为漕务之害”的结果。确如林则徐所指出：“凡漕船经由处所，与一切干涉漕政衙门，在在皆有把持，几于无一可恕。”同时代著名学者魏源的《都中吟》诗云：“旗丁若鹭鸶，仓胥若渔父。得鱼苏松江，吐鱼潞河浦。”魏源在这里将江南农民的血汗形象化地比作河鱼，而将敲诈地方的运丁比作鹭鸶，将勒索运丁的仓场官吏比作渔父。其实岂止是这些低下的胥吏、运丁如此，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僚们哪一个又不是嗜漕如命的饕餮之徒。
正是在上述漕弊的严重影响下，清代广大农民背负了异常沉重的纳漕负担，特别是到清中叶之后，随着朝政的日趋腐朽，这种负担又进一步加重。如道光时，江苏巡抚林则徐上奏反映：苏、松、常、镇四府及太仓一州，每年承担漕粮正耗米150万石，另有“漕赠”等项附加漕米30多万石。在丰收之年，这些漕米“即合银五百数十万两”。如一旦“米少价昂”，则又“暗增一二百万两”，再加上地丁银、漕项正耗银二百数十万两，以至于“民间终岁勤动，每亩所收除完纳钱漕外，丰年亦仅余数斗”。近年江南屡遇灾荒，小民“朝夕不饱，输纳维艰”，不少人只得买米交兑。再以浙江省为例：按照清制规定，浙江全省每年应上缴正额漕粮不过六十万石。但在同治四年，仅杭州、嘉兴及湖州三府一次裁汰的浮收漕粮量，就达到四十八万六千石，另有相应取消的“浮收折色钱”二十四万七千多串。这还只是三个府的数字，并且不包括这三处地方仍保留下来的各种附加征收项目。以此局部数字观之，浙江省农民因漕弊而额外增加的负担，便远远超过漕粮正额本身。
清代漕弊的存在可谓祸国殃民，不仅极大地侵蚀了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而且激化了社会矛盾，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清政府对此并非不闻不问，事实上，从文献中可以看到数朝清帝下达的许多查禁漕弊的诏谕，以及清中央制定的有关整顿措施。但在封建时代，由于腐败专制制度本身存在的致命弱点，所以，各项诏谕、措施或仅能收一时之效，或形同一纸空文。如：在嘉庆四、五年，经嘉庆皇帝直接出面，清中央对“浮收”这一突出的漕弊进行了“整顿清厘”，下令严禁各地在征收漕粮过程中随意向农民多收钱粮。但时隔一年，“浮收”之风再度刮起。嘉庆六年，江苏省开始征收新漕粮时，苏州知府任兆炯便“借弥补亏空为名”，向上司建议恢复陋规。于是，江苏巡抚于岳起抛开专职漕务的粮道不用，而将苏州、松江等四府的收漕事务委于任兆炯一人负责，“听其更张，照旧加收，殊堪骇异”。结果导致“州县等竟敢公然仍复陋规，毫无忌惮。而劣监刁生，借此挟制取利，故智复萌。旗丁等见地方官加收粮石，亦欲多索兑费，任意勒?，百弊丛生”。由此可见，封建官吏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根本无视禁令条例的存在。在腐败官场的影响下，封建法纪不仅往往表现得网漏吞舟，甚至于时常荡然无存。而清代的“漕弊”现象，也不过是当世封建统治弊政中一个小小的缩影而已。
（原文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