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是南宋的伟大词人，留有词作六百二十多首，且均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他与北宋的著名词人苏轼合称＂苏辛＂，与南宋的女词人李清照合称＂二安＂。自古以来,对于辛弃疾的研究大多侧重于词作方面,对于其军事才能研究的就比较少。但是，我们要是只将辛弃疾当作词人的话，那就失于片面了。辛弃疾一生之坚定理想乃是，北伐金朝，收复失地。其门人范开有言：＂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①]此论可谓深知辛弃疾也。辛弃疾不仅是词中高手，同时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帅之才，为将，可冲锋陷阵，有万军之中勇擒张安国之壮举；为帅，可指挥若定，有一月平定茶商军之功绩。本文将以可靠的史料为依据，对辛弃疾的军事才能进行系统论证，从而呈现给人们一个多方面立体化的辛弃疾。
一、英勇善战的军事实践
（一）力斩僧义端，勇擒张安国
《宋史・辛弃疾传》有云：中原豪杰并起。耿京聚兵山东，称天平节度使，节制山东、河北忠义军马，弃疾为掌书记，即劝京决策南向。僧义端者，喜谈兵，弃疾与之游。及在京军中，义端亦聚众千余，说下之，使隶京。义端一夕窃印以逃，京大怒，欲杀弃疾。弃疾曰：“我三日期，不获，就死未晓。”揣僧必以虚实奔告金帅，急追获至。义端曰：“我识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杀人，幸勿杀我。”弃疾斩其首归报，京益壮之。 绍兴三十二年，京令弃疾奉表归宋，高宗劳师建康，召见，嘉纳之，授承务郎、天平军节度掌书记，并以节使印告召京。会张安国、邵进已杀京降金，弃疾还至海州，与众谋曰：“我缘主帅来归朝，不期事变，何以复命？”乃约统制王世隆及忠义人马全福等径趋金营，安国方与金将酣饮，即众中缚之以归，金将追之不及。献俘行在，斩安国于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阴签判。弃疾时年二十三。
《美芹十论》有云：“粤辛巳岁，逆亮南寇，中原之民屯聚蜂起，臣常鸠众二千，逮耿京，为掌书记，与图恢夏，共籍兵二十五万，纳款于朝。不幸变生肘腋，事乃大谬。负抱愚忠，填郁肠肺。”
辛弃疾既能聚众两千多人，可见其必有过人之胆识，否则，众人岂能服他？然而，两千人毕竟不足以成大事，辛弃疾之选择归附耿京，不仅可表现出他欲久与金朝对抗的长远谋略，还显示了他甘居人下的非凡气度；这是为将为帅所必要具备的气度和谋略。同时，作为一个优秀的战略家，还必须具备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起义军之所以能够做大，是因为金兵南下，无暇后顾。一旦金朝全力围剿，征抚兼用，起义军将不堪一击，后来张安国的叛变耿京的被杀正好说明了这点。若想取得对抗金朝的最终胜利，他们必须要与南宋军民联合。辛弃疾想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建议耿京奉表与南宋朝廷联系，以为长久抗金之计。此论之高瞻远瞩自然是不言而喻。叶嘉莹教授对此有着十分中肯的评论：“辛氏当年之所以能以其过人之才略，且已纠众两千人之多，乃竟甘心归附于农民的义军领袖耿京，而且劝说耿京奉表与南宋王师想联络，这是有其极深远的战略性之识见的。至于其能甘心下人之度量当然也是极可称述的。而这一切谋略与度量，实在都源于他的一心要恢复中原的志意之急切。”
辛弃疾力斩僧义端勇擒张安国，这所反映的并不只是他的勇武，更有其临危不乱镇定冷静的素质。苏洵《心术》有言：“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意不瞬。”此时的辛弃疾虽然只有二十几岁，但其已经具备这种为将之所需心态。
（二）讨平茶商军
公元1174年，茶商军数千人从湖北进入湖南，湖南安抚使刘珙使用分化瓦解的方法将其击败。但是，次年四月，茶商军余部又在赖文政的统领下在湖北重新聚集，之后进入湖南，此时的湖南安抚使已换成王炎，此人在士大夫中颇有威望，在军政方面也有所作为，但终因轻敌冒进而遭全军覆没。接着，朝廷又派老将贾和仲前去平叛，结果仍是失败。官军屡战屡败，南宋当局束手无策。时任兵部侍郎的周必大有一篇奏扎云：“四百辈无纪律之夫，自湖北入湖南，自湖南入江西，今又睥睨两广，经涉累月，出入数路。使帅守监司、路分将官稍有方略，用其所部之卒，自可殄灭。顾乃上烦朝廷，远调江鄂之师，益以赣吉将兵，又会合诸邑土军弓手几至万人，犹未有胜之之策，但闻总管失律，帅臣拱手，提点刑狱连易三人，其它将副巡尉奔北夷之不暇，小寇尚尔，倘临大敌，则将若何？”
正当此时，时任仓部郎中的辛弃疾挺身而出，并提出要在一个月内荡平茶商军。辛弃疾的一个月保证固然是惊世骇俗，但因当时已经无人可用，朝廷便任辛弃疾为江西提点刑狱，节制诸军，全权负责平叛事宜。辛弃疾到任后，挑选勇士，组建了一支敢死军，并以此为先锋。同时，他还变以前的全面围攻为重点包围，即重兵把守要冲之地，这样以来，既起到了包围的作用，又能集中兵力作战。辛弃疾还用了对付起义军最为有效的方法，即剿抚兼用，从而有效地瓦解了起义军的实力，减轻了征剿的难度。
辛弃疾从八月下旬与茶商军作战，到九月下旬结束战事，大概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就连靳惜职名的宋孝宗都两次言及辛弃疾应予嘉奖。
上谓辅臣曰：“江西茶寇已剿除尽，皇甫倜虽有节制指挥，未及入境，辛弃疾已有成功，当优与职名，以示激劝。”
上曰：“辛弃疾捕寇有方，虽不无过当，然可谓有功，宜优加旌赏。”
最终，宋孝宗授予辛弃疾秘阁修撰。
如果说力斩僧义端和勇擒张安国主要显现了辛弃疾的勇武，那么，这次讨平茶商军叛乱则显示了，他统筹全局的领导才能，毫无疑问，这是为将为帅者所必要具备的素质。
（三）创建飞虎军
《宋史・辛弃疾传》有云：又以湖南控带二广，与溪峒蛮獠接连，草窃间作，岂惟风俗顽悍，抑武备空虚所致。乃复奏疏曰：“军政之统率不一，差出占破，略无已过。军人则利于优闲窠坐，奔走公门，敬图衣食，以故教阅废驰，逃之者不追，冒名者不举。平居则奸民无所忌惮，缓急则卒伍不堪征行。至调大军，千里讨捕，胜负未决，伤威损重，为害非细。乞依广东摧锋，荆南神劲，福建左翼例，别创一军，以湖南飞虎为名，止拨属三牙、密院，专听帅臣节制调度，庶使夷獠知有军威，望风慑服。”诏委以规画，乃度马殷营垒故基，起盖砦栅，招步军二千人，马军五百人，呷嗽谕猓战马铁甲轩，先以缗钱五万于广西买马五百匹，诏广西安抚司岁带买三十匹。时枢府有不乐者，数沮挠之，弃疾行愈力，卒不能夺。经度费钜万计，弃疾善斡旋，事皆立办。议者以聚敛闻，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住罢，弃疾受而藏之，出责监办者，期一月飞虎营栅成，违坐军制。如期落成，开陈本末，绘画缴进，上遂释然。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
辛弃疾创建飞虎军，从选址立营到招兵买马，从设定建制到训练兵士，都是由他一人操办。此后，飞虎军“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这便雄辩地证明了辛弃疾超常的军事才能。可以说，辛弃疾的军事才能是戚继光类型的，是多方面立体化的。而辛弃疾之所以没能做出戚继光那样的军功，关键在于，他背后没有胡宗宪、谭纶、张居正这样实力派人物的支持。他按压金字牌，固然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魄力。但朝廷不信任他，不给他带兵打仗的机会，他也只能空自悲叹！
二、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
公元1171年，虞允文为宰相，辛弃疾作《九议》上之，慨然有言曰：“苟从其说而不胜，与不从其说而胜，其请就诛殛以谢天下之妄言者。”只有两种人才能说出这种话，一种是大智大勇之人，一种是疯傻癫狂之人。毫无疑问，辛弃疾是前者。作为一个大智大勇之人，他的战略构想则是高瞻远瞩的。
（一）知己知彼，以己之长攻彼之短
《美芹十论・审势》有云：虏人之地，东薄于海，西控于夏，南抵于淮，北极于蒙，地非不广也；虏人之财，签兵于民而无养兵之费，靳恩于郊而无泛恩之赏，又辅之以岁币之相仍，横敛之不恤，则财非不多也；沙漠之地，马所生焉；射御长技，人皆习焉，则其兵又可谓之众矣。以此之形，时出而震我，亦在所可虑，而臣独以为不足恤者，盖虏人之地虽名为广，其实易攻，惟其无事，兵劫形制，若可纠合，一有惊扰，则忿怒纷争，割据蜂起。辛巳之变，萧鹧巴反于辽，开赵反于密，魏胜反于海，王友直反于魏，耿京反于齐、鲁，亲而葛王反于燕，其余纷纷所在而是，此则已然之明验，是一不足虑也。虏人之财虽名为多，其实难恃，得吾岁币惟金与帛，可以备赏而不可以养士；中原廪窖，可以养士，而不能保其无失。盖虏政庞而官吏横，常赋供亿民粗可支，意外而有需，公实取一而吏七八之，民不堪而叛；叛则财不可得而反丧其资，是二不足虑也。若其为兵，名之曰多，又实难调而易溃。且如中原所签，谓之大汉军者，皆其父祖残于蹂践之余，田宅罄于捶剥之酷，怨忿所积，其心不一；而沙漠所签者越在万里之外，虽其数可以百万计，而道里辽绝，资粮器甲一切取办于民，赋输调发非一岁而不可至。始逆亮南寇之时，皆是诛胁酋长、破灭资产，人乃肯从，未几中道窜归者已不容制，则又三不足虑也。又况虏廷今日用事之人，杂以契丹、中原、江南之士，上下猜防。议论龃龉，非如前日粘军、兀术辈之叶。且骨肉间僭杀成风，如闻伪许王以庶长出守于汴，私收民心，而嫡少尝暴之于其父，此岂能终以无事者哉。我有三不足虑，彼有三无能为，而重之以有腹心之疾，是殆自保之不暇，何以谋人？
地广不足虑，财多不足恃，兵多却难以调遣。辛弃疾的这种说法绝不是凭空而来的。他生于金朝统治区，其祖父为金朝官员，他又有两次燕山之行，更为重要的是，他还亲自领导过农民起义。他对金朝的了解是很实在的，对其所作的分析也是切中肯綮的。然而，知彼不易，知己亦不易。
《九议・其三》有云：凡战之道，当先取彼己之长短而论之，故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今土地不如虏之广，士马不如虏之强，钱谷不如虏之富，赏罚号令不如虏之严，是数者彼之所长、吾之所短也。 然天下有急，中原之民袒臂大呼、溃裂四出、影射响应者，吾之所长、彼之所短也。彼沿边之兵不满十万，边侥远阔，乘虚守戍力且不给，一与吾战，必召沙漠。吾之出兵也在一月之内，彼之召兵也在一岁之外，兵未至而吾已战矣。此吾之所长、彼之所短也。吾之出兵也官任其费，不责之民，缓急虽小取之，不至甚病，虽病而民未变也；彼之出兵也，一仰给于民，预索租赋，头会箕敛，官吏乘时掊克，夺攘其财，斩艾其命，而天下大乱矣，虽有严法，不知而禁。此吾之所长、彼之所短也。彼逾淮而来，长江以限之，舟师上临之，不过虏吾民、墟吾城，食尽而去耳；吾逾淮而往，民可襁负而至，城可使金汤而守，断其手足，病其腹心。此吾之所长、彼之所短也。
南宋兵少但却集中，且有中原人民的支持。政府经费的运转也较金朝好。金朝疆域广阔，军事纵深好，南宋偏安一隅，若要全线进攻，以寡击众，以弱对强，南宋则必败无疑。对于此，辛弃疾很清楚，并在《美芹十论・守淮》中有着精辟论述，“臣闻用兵之道，无所不备则有所必分，知所必守则不必皆备。何则？精兵骁骑，十万之屯，山峙雷动，其势自雄，以此为备则其谁敢乘？离屯为十，屯不过万，力寡气沮，以此为备则备不足恃。此聚屯分屯之利害也。”天下道理，殊途同归。《孙子兵法・虚实篇》有言：“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辛弃疾之所言可谓是对《孙子兵法》的创造性运用。
（二）致人而不致于人
知己知彼，只是作战的第一步，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要有切实可行的战略方针。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只是作战的指导思想，真要付诸实战，还须有具体实用的战术。辛弃疾不是空谈之人，对于同金作战的方案，他在《九议》中有着较为详细的论述。
《九议・其六》有云：今虏人之所备者，山东也，京师也，洛阳也，关中也。其备山东者轻而京师洛阳关中则重也。彼山东者，于燕甚近而其民好乱，天下有事，虏人常先穷山东之民，天下有变而山东亦常首天下之祸。计不知此而轻其备，岂真识天下之势也哉！今夫三人相搏，殴其心则手足无全力；两阵相持，噪其营则士卒无斗志。故某以为兵出沭阳则山东可指日而定，山东已定则河北可传檄而下，河北已下，则燕山者某将使之塞南门而守。请试言其说：虏人沿边之兵不满十万，使召兵而来又必十万(若乘其不备则不及召兵)，二十万之众，较其数则多，然其边侥阔远，势能分之使备我则寡。将战之日，大为虚声，务使之分，命一使于川蜀，曰“收复关陕”，建以旌旗而布以诏令，彼必聚兵而西，深沟高垒勿与之战；如是而两月，又命一使于荆襄，曰“洒扫陵寝”，建以旌旗而布以诏令，彼必召山东之兵而俱西，深沟高垒勿与之战；如是而两月，又命一使于淮西，曰“御营宿卫”，声言直趋京师，若为羽檄交驰、车马旁午状以俟天子亲驾者，彼必竭天下之兵而南，深沟高垒勿与之战；又令舟师战舰，旌旗精明，金鼓备具，遵海而行。四路备兵，势分备寡，内郡空虚，盗贼群起，吾之阴谋又行，援我者众。虽有良平，不能为之谋矣。
辛弃疾之部署，四路兵马虚张声势，使敌分兵来攻。敌来攻，我却深沟高垒勿与之战。如此一来，既分散了了敌人的兵力，又起到了疲敌之师的作用，可谓是一举两得。这便是《孙子兵法》所谓的“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三）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九议・其六》有云：然四路者非必以实攻也，以言耸之使不得去，以势劫之使不得休。何则？彼重之吾又重之，其信我者固也。然后以精兵锐卒，步骑三万，令李显忠将之，由楚州出沭阳，鼓行而前，先以轻骑数百，择西北忠义之士，令王任开赵贾瑞等辈领之，前大军信宿而行，以张山东之盗贼，如是不十日而至衮郓之郊，山东诸郡以为王师自天而下，欲战则无兵，欲守则无援，开门迎降唯恐后耳。然后号召忠义，教以战守，传檄河北，谕以祸福。天下知王师恢复之意坚，虏人破灭之形着，城不攻而下，兵不战而服，有不待智者然后知者。此韩信之所以破赵而举燕也。彼沿边三路兵将，北归以自救耶？其势不得解而去也；抑为战与守耶？腹心已溃，人自解体，吾又将突出其背反攻之。当是之时，虏人狼顾其后，知为巢穴虑而已，遑恤他乎？故曰：“燕山者，将使塞南门而守也。”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若要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就须有奇兵奇计，在以弱抗强的情况下尤其是如此。而所谓奇者，其实就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辛弃疾之所部署，前四路兵马皆是虚张声势，也可称作“以正合”，而其真正之目的并不在此四路，而在于最后一张王牌―步骑三万。此前已将金朝的主要兵力吸引到了川蜀、荆襄，淮西等地。山东的守备已经空虚，以三万精兵锐卒袭取山东，正是《孙子兵法》“避实击虚”之策。
辛弃疾的军事思想来源于《孙子兵法》，但他绝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教条主义者，他并不拘泥于《孙子兵法》的字句，能够真正做到活学活用。
《孙子兵法・九地篇》有云：“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
辛弃疾的看法则有所不同，《美芹十论・详战》有云：“古人谓用兵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身则首尾俱应。臣窃笑之，夫击其尾则首应、击其身则首尾俱应，固也；若击其首则死矣，尾虽应，其庸有济乎？方今山东者，虏人之首，而京洛关则其身其尾也。由泰山而北，不千二百里而至燕，燕者虏人之巢穴也。”
南宋的抗战派历来都主张由陕西、河南两地发起进攻，但是，除四大将有小胜外，其它都以失败告终，符离之战如此，开禧北伐亦是如此。辛弃疾之所部署不仅超越了这种几乎已经定型了的军事思维，同时又成功地运用了这种思维。因为南宋的定型思维自然会使金朝形成相对应的军事思维。四路虚张声势的大军之所以能够吸引金军主力，就是因为，按金朝的作战经验，宋军也的确应该由此进军。也正因为如此，奇袭山东之计才能顺利进行。
虽然，我们无法断言这种没有经过实战检验的作战方案一定能够成功，但是，从当时宋金对峙的形势和两方交战的情况来看，辛弃疾的这个方案，无疑是极富创造性和实用性的，而这种创造性和实用性则深刻反映了辛弃疾过人的军事才能。
三、结语
朱熹有言：“辛幼安亦是一帅才，但方其纵恣时，更无一人敢道他，略不警策之。及至如今一坐坐了，又更不问着，便如终废。此人做帅，亦有胜他人处，但当明赏罚而用耳。”
陆游有诗云：“大材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实流亚。天山挂旆或少须，先挽银河洗嵩华。”
可以说，辛弃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大规模跨海登陆作战的军事家，而这种登陆作战又是与其陆地的进攻相配合的。他的这一构想，确实有出奇制胜之处，很富军事创意，他自己说这与当年楚汉战争时韩信绕过中原、直取齐地，有异曲同工之效。只可惜没有英明的君主来支持实施这一方案。从上面的事实，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无论从军事战略水平、战役组织实施能力，还是治国安邦的行政才干，乃至个人的战术水平，辛弃疾都足以跻身于中国历史中一流人才的行列，我们甚至可以相信，如果南宋朝廷真的重用辛弃疾的话，那么宋金的历史将会改写。
公元1204年三月，宋廷派辛弃疾出任镇江知府。公元1205年初，韩腚胁还诵疗疾的坚决反对，公开向金挑衅，未战而暴露欲战之意，很明显，这与辛弃疾所主张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背道而驰的。但是，黄钟废弃，瓦釜雷鸣，辛弃疾在愤怒和忧虑之中写下了他那首著名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个智勇双全的英雄人物生活在一个怯懦和不识英雄的时代里，其结局必定是悲凉的。公元1207年，辛弃疾饮恨而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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