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一代，其重文轻武素来为人所诟病，乃至太祖与士大夫共天下这事也多遭非议，但是宋的弱势，窃以为实在是自王安石始。太祖以禅让得天下，欲与士大夫共治，行枢密中书三司分立，虽然杨文抑武，但在北宋前期还能一直对外保持攻势，上层文人统治集团也心牵北方。王安石变法，却使得这一局面改变了，从此文人集团分化对立，宋也进入了党争时代。王安石变法，初衷固然是好的，但是此人刚愎自用，目光短浅，却给大宋埋下了祸根。其负三十年盛名，赶上了神宗这个少年皇帝，起而变法以图强，可惜其功利心太重，急功近利，面对保守派的反对，选择了错误的做法：“理不胜而求赢于势，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群小乃起而应之……”（《宋论》卷四），引用了章，吕惠卿，蔡京之流，趋炎附势，见利忘义之辈，只要支持新法就上位，反对新法就贬斥，直接揭开了党争的序幕，使得朝堂上不以言获罪的文明规则被打破，正直大臣远窜边荒，群小窃据庙堂。发展到后来，已经不是为变法而变法，实为党争而变法。文人士大夫分裂站位，党争对抗高于内忧外患，把有限的政治资源浪费在内耗上面，把整个政治局面全盘搅乱了。统治阶层的这种内乱内耗，才是后来靖康之变的罪魁祸首，没有靖康之变，没有党争内耗，以大宋的资源财力，北复河山，应当有望，何来我们崖山之后无中国的悲叹？
王安石变法与宋朝变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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