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载侯景乱后京官帖领郡县以取俸禄，又称：州郡县禄米绢布丝绵，当处输台传仓库。若给刺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敕而裁。凡如此禄秩，既通所部兵士给之，其家所得盖少。根据梁陈时期赋税制度：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①禄米绢布丝绵是在租调之外，以宫俸名义向民众征收的赋税项目。布、丝分别是禄绢、禄绵的杂色。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禄米（绢、绵）并非仅是给州、郡、县长吏，而是准其所部文武人物、所部兵士给之，这几乎就是地方官厅的全部费用。《隋书·食货志》涉及到州、郡、县三级地方机构，限于篇幅，本文仅以州级官厅为例，对禄米制度略作分析。
一、府州资费与事实上的地方财政
我们知道，东汉时期刺史从单纯的监察官，演变为郡县之上的最高一级地方行政长官。根据《续汉书·百官志》的记载，当时州的属吏不过三、四十人。魏晋之后，刺史地位更加崇重，并且多带将军号，开府置佐。这样，当时的刺史就有了两套组织系统：别驾、治中、诸曹从事诸职，是为州官；长史、司马及诸曹参军，是为府官。州官用人一承汉制，由刺史自行征辟，多是当地大族担任；府官任职以外籍为主，除长史、司马由中央任命外，其余诸职也多为刺史自板。刺史的僚属队伍明显膨胀。
朝廷也规定了各级府州僚属员额，但随着地方割据势力的增长，刺史自辟僚佐的实际人数往往超过了法定数额的许多倍。《宋书》卷八三《吴喜传》引明帝罪吴喜诏：（吴）喜自得军号以来，多置吏佐，是人加板，无复限极。《梁书》卷二○《刘季连传》，天监元年，邓元起代刘季连镇蜀，初，元起在道，惧事不集，无以为赏，士之至者，皆许以辟命，于是受别驾、治中檄者，将二千人。别架、治中还是州的上纲，至于那些地位较低的佐史散吏，刺史更是高下在手，增减随意。据《宋书》卷四五《刘粹传》，刘粹为征虏将军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在任简役爱民，罢诸沙门二千余人，以补府史。《梁书》卷二二《太祖五王·安成王秀传》，萧秀为安西将军镇荆州，使长史萧琛简府州贫老单丁吏，一日散遣五百余人，百姓甚悦，史书记载的更多是府州滥置吏员的例子，象萧秀这样爱惜民力、裁撤散吏的情况并不多见，所以特意提上一笔。据《宋书·武帝纪》永初二年（421）刘裕曾下令限制州府将吏，但矛头所反映仅是荆州之地，实际执行情况也无从知晓。严耕望先生曾有一个估计：南朝州吏约为法定员额的三倍，府吏的比例可能更高，重州府州吏员合计大约近万。② 数目之庞大，实属惊人。
除僚佐外，军府拥有的士兵数量也大超过了规定的编制。东晋以降，世袭兵制逐渐遭到破坏，州镇为扩充军事实力，往往自行招募部曲。《晋书》卷二八《五行志中》曾提到：成帝咸康初，……于是方镇屡革，边戍仍迁，皆拥带部曲，动有万数。此时距元帝渡江不过二十年，军府拥有的部曲队伍已极为庞大。到了刘宋末年，沈攸之镇荆州，素蓄士马，资用丰积，至是战士十万，铁马二千，③ 既称素蓄士马，十万士兵中也会有相当比例来自招募的部曲。南齐建元元年（479）五月，高帝曾下诏禁断众募：设募取将，悬赏购士，盖出权宜，非曰恒制。顷世艰险，浸以成俗，且长逋逸，开罪山湖。是为黥刑不辱，亡窜无咎，自今以后，可断众募。④ 据称，此次下诏是李安民上表的结果。而《南齐书》卷二七《李安民传》记载：宋泰始以来，内外频有贼寇，将帅已下，各募部曲，屯聚京师，安民上表陈之，以为‘自非淮北常备，其外余军，悉皆输遣，若亲近宜立随身者，听限人数。’上纳之，故诏断众募。可见齐高帝这次下诏，主要是禁断在京将帅招募部曲，⑤ 并未涉及外州的情况。梁武帝时江表将帅，各领部曲，动以千数，⑥ 州镇招募部曲的情形更为普遍。
州镇豢养如此大量的僚佐和士兵，资费问题如何解决？史籍对此记载不多。不过，据《南齐书》卷二二《豫章文献王传》：
（建元时）复以为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南蛮校尉、荆湘二州刺史，持节、侍中、（骠骑）将军、开府如故。晋宋之际，刺史多不领南蛮，别以重人居之，至是有二府二州。荆州资费岁钱三千万，布万匹，米六万斛，又以江、湘二州米十万斛给镇府，湘州资费岁七百万，布三千匹，米五万斛，南蛮资费岁三百万，布万匹，绵千斤，绢三百匹，米千斛，近代莫比也。州、府各有自己的资费，不同的州、府数额也有所不同。这照例是朝廷根据府、州各自等级的大小，及其应的文武员额、官吏品秩拨附下来的。值得注意的是，此处镇府（骠骑将军府）资费由江、湘二州提供，江州不在萧嶷督区，大概是督区内租赋不足，中央又从邻区调拨。类似事例也见于《晋书》卷七四《桓冲传》：（桓冲）迁都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扬州之义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东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持节，将军、侍中如故……移镇上明……诏以荆州水旱饥荒，又冲新移草创，岁运米三十万斛以供军资，须年丰乃止。荆州原治江陵，桓冲移镇上明，时新移草创，州境又有水旱饥荒，朝廷虑及当地租赋不足，故岁运米三十万斛以供军资。通常情况下，资费是由朝廷从本区内的租赋就地划拨，这一点没有什么疑问。
资费作为官厅费用，供给刺史禄秩外，主要就是用于府、州所辖的文武将士。《晋书》卷八五《刘毅传》请罢江州军府表：
江州在腹心之内……而犹置军府文武将佐，资费非要，岂所谓经国大情，扬汤去火者哉！又《宋书》卷四二《王弘传》请分卫军所统文武送司徒府表：
至于摄督所部，料综文案，曹局吏役，所须不多，其余文武，皆为冗长。相府初建，或有未充，请留职僚同事而已，自此以外，及诸资实，一送司徒。及同传载宋文帝答诏：
卫军表如此，司徒宜须事力，可顺公雅怀，割二千人配府。资储不烦事送。这些都是将文武将佐与资费联系起来的例子。本来这笔物资经国家划拨后，就由州镇自行保管。《南齐书》卷三二《阮韬传》记载这样一件事：
韬少历清官，为南兖州别驾，刺史江夏王刘义恭逆求资费钱，韬曰：此朝廷物。执不与。别驾为州上纲，统摄群曹，任居刺史之半。⑦ 刺史刘义恭所求资费钱，无疑为州资费，从阮韬坚决不给的情况看，这笔钱是放在州库内，由州官负责管理。军府资费也应当是放在府库内，由府官负责。
我们知道，汉代国家的财政统一于大司农之手，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逋未毕，各具别之。⑧ 地方支留赋税破用见在情况，需每年四季上计，接受朝廷审查。但到了东晋南朝，与皇权衰弱相伴随情况是，地方州镇的独立倾向增大，往往将资费视为事实上的地方财政。《晋书》卷六七《温峤传》曾记载这样一件事：
（平苏峻后）复以京邑荒残，资用不给，峤借资蓄，具器用，而后旋于武昌。州镇资蓄的来源可能有很多种，但朝廷划拨的资费无疑占相当大比例。（温）峤借资蓄的记载，表明州镇已完全掌握了资费的支配权，中央丧失了对支留财物的调度使用。又同书卷七八《陶回传》：
迁征虏将军、吴兴太守。时人饥谷贵，三吴尤甚。诏欲听相鬻卖，以拯一时之急。回上疏曰：当今天下不普荒俭，唯独东土谷价偏贵，便相鬻卖，声必远流，北贼闻之，将窥疆场。如愚臣意，不如开仓廪以振之。乃不待报，辄便开仓，及割府郡军资数万斛米以救乏绝，由是一境获全。开仓赈济必须先上书朝廷，待批准后方能进行。陶回未等报批，即行开仓，史官称其为辄，有擅行之意。与此不同的是，陶回割府郡军资救助乏绝，却无须上奏。这也可以说明，当时的地方长吏有权随意支配资费，与汉世的情况迥然有别。
随着州镇征辟僚属、召募部典的大幅度膨胀，朝廷按照汉定员额划拨的资费自不足应撑。我们不妨看一下萧恢的例子。《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十一所录《梁鄱阳王萧恢题名》（在四川云阳）有载：
天监十三年（514）十二月，鄱阳王任益州，军府五万人从此过。按《梁书》卷二《武帝纪中》天监十三年正月条：癸亥，以平西将军、荆州刺史鄱阳王恢为镇西将军、益州刺史。此刻石当即萧恢卸任荆州前往益州，路经云阳所题。此处云军府五万人，自是指原平西将军府所属将吏兵士。前引《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萧嶷以骠骑将军镇荆州，军府资费米十万斛。骠骑军号高于四平，梁代资费标准估计与南齐相差不大，平西军府资费也不会超过十万斛米。即使萧恢军府五万人均以兵士计，士兵一年人需二十四斛米，⑨ 五万人为米一百二十万斛，远远超过国家调拨的资费数额。这一差额，只能由州镇自行解决，所以东晋南朝就出现了地方财政问题。
南朝史籍中经常出现三调一词，胡三省解释说三调，谓调粟、调帛及杂调也⑩ 不管这种理解是否正确，毕竟胡三省注意到杂调是当时劳动人民负担的重要税目。《南史》卷五七《范云传》云：
（永明中）再迁零陵内史。初，零陵旧政，公田奉米之外，别杂调四千石。及云至郡，止其半，百姓悦之。此杂调，郡守可以自行决定减免，无疑属于地方财政收入。而据严耀中先生的研究，州镇在各自范围内自行筹措经费的途径除杂调外，尚有市税、实行专卖与专利、设立传屯邸冶及输财免役等。（11） 这些也无疑都成了州镇资费的来源。
所以，尽管朝廷法律上没有批准地方有征收杂调和各种杂税的权限，也没有授权地方可自行支配划拨的州府资费，但这两种情形在东晋南朝普遍存在，表明当时事实上出现了地方财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