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44年春，北魏大臣古弼接到了一封上谷地区（今河北张家口一带）的群众来信，信中反映：“（上谷皇家）苑囿过度，民无，乞减太半，以赐贫人。”
由这短短十六字里，不难想象上谷皇家园林多么硕大多么繁华多么绮丽，不难听到失地贫民的呼声多么悲怆多么急切多么强烈！皇家园林的“过度”膨胀，使得许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因此，他们希望朝廷“还田于民”，减掉上谷苑的大半面积“赐给”贫民耕种。俗话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面对上谷百姓正当合理的诉求，古弼心急如焚，眼看临近春耕时节，他不敢怠慢，揣着奏折，急匆匆跑进宫。
不料事不凑巧，古弼见到太武帝拓跋焘时，拓跋焘正在与给事中刘树下围棋，一门心思扑在棋局上，哪会在意这位古先生？可叹古先生十万火急地跑进宫来，原本是要上陈民意，以解民忧，然而拓跋焘却偏偏“志不在弼”，不闻不问地把他晾在一边。古弼不便打扰，无奈之下只得耐心坐等，心里却火烧火燎一般。然而，“弼坐良久，不获陈闻”，坐了老半天冷板凳，皇帝依然没搭理他，还是没有获得奏事的机会，于是这一下，古弼火了，满腔义愤像火山一样爆发……
不过，古弼情急之中头脑清醒，知道这“火”不能直接“发”到皇帝身上。他急中生智，遂拿刘树“问责”。说时迟，那时快，古弼“忽起，凼魍罚掣下床，搏其耳，殴其背，曰：‘朝廷不治，实尔之罪！’”这个情节很有意思，正襟危坐的古先生，突然跳将起来，举动如闪电似的，一把揪住刘树的头发，把他拉下胡床（矮凳子），紧接着一手拽住刘树的耳朵，一手攥成拳头打他的后背，并且边打边骂：“国家的事情没有治理好，都是你这小子的罪过！”刘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搞懵了，可拓跋焘心里明白，你古先生指桑骂槐是冲着我来的，旋即变了脸色，丢下手中的棋子（“失容舍棋”），尴尬地对古弼说：“没有听你奏事，实在是我的过错，小刘有什么罪过？快把他放了！”
皇帝表态认了错，愿意“担责”，这正是古弼在内心煎熬中所期待的，于是他立即放过刘树，转而仗义执言，向拓跋焘一一奏明实情。拓跋焘听了，“皆可其奏”，答应了古弼的请求，顺应民意，把上谷苑的一半土地分给了贫民。事后，古弼觉得自己的举动太失礼，于是光着头赤着脚到官署里去“自劾请罪”。拓跋焘知道了，便把他召去，对他说：“先生何罪之有？快把帽子戴上，把鞋穿上吧！今后，只要是利国利民的事，即使造次越礼，你也要去做，不要有什么顾虑！”
看来，拓跋焘这个“天之骄子”还能够顾大局，识大体，懂得关注民生疾苦，是个豁达大度、善纳民意的君主。古弼无奈之下点了一把火，冒犯了“君威”，他不但不怪罪，而且反思己过，抚慰古弼，鼓励他大胆干。平心而论，古弼刚正执著、务实惠民的精神值得赞赏，但搅了皇帝的雅兴，敢于犯颜儆戒，皇帝尊严何存，面子何在？要知道那是一千多年前的君主专制时代，弄不好就会丢官去职，甚至性命攸关，人头落地。所幸拓跋焘深知古弼禀性“质直”，又是个报国爱民而不惜生死的贤人，故而才使得一场危机得到了化解。可见，“主明臣直”，没有上级领导者的开明通达，闻过则改，也就没有下级部属的直言敢谏，官场中如果没有形成一个上下良性互动的政治环境，即使有古弼一样的社稷之臣，也难成就大事。
每读史，常感叹谀臣庸官好做，直吏诤臣难当。也就是这位古弼先生，在太武帝拓跋焘死后不久的452年，就因为“议不合旨”，即与文成帝拓跋F（拓跋焘之孙）的意见不同，竟遭枉杀，真是惜哉悲哉！皇权专制下，古弼的幸运不可能永远都有，所谓“好皇帝”史不多见，盖由专制制度使然也。然而尽管如此，历史终究不会遗忘古弼这样的仁人，他心系百姓、为民请命的铮铮风采，至今依然在我们眼前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