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家纲常“忠孝节义”为钦定意识形态的古代社会，篡逆为最大首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曹丕进而篡汉立国，悖理儒家纲常自然是十恶不赦，故而千年以来曹操多以白脸奸臣示人，但抛开意识形态而论，由曹操而始的这种篡位强人现象却值得探讨。
对于曹魏因儒家伦理作祟，后世多事贬大于褒，但对于曹魏的定论，个人觉得《宋书武帝本纪》序言部分十分得当：
――“汉室载祀四百，比祚隆周，汉末失鹿，四海横溃，而民心系刘氏，黎圆黔首未有迁奉之心。魏武直以兵威才略服众，夷凶剪暴，诛内清外，功格寰宇，故能坐移天历，鼎运虽改，而民未忘汉，及魏室衰孤，司马晋籍宰辅之柄，因曹魏皇族之微，三代世擅重权，用基于王业，是故曹魏务其实而司马晋得其果也”
西晋陈寿作《三国志》以西晋为正统，以春秋笔法作史，对魏蜀吴三家尽量做到客观公允，在对曹魏的评述中也多有贬损和嘲讽，但对曹操却不失溢美之词：“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自东汉以来的大庄园主经济直接造成了土地兼并，士族有弥望之田，而贫者无立锥之地，东汉形成了庞大的流民直接导致了黄巾之乱，而谁能获得流民支持谁就能成王霸之业，第一个有此清醒认识的人便是曹操，曹操首开屯田之策，不但迅速扩展了军力，且大得民心，这与那些饥则虏掠，饱则弃余的草莽军阀的本质区别，屯田制虽被后世诟病多多，认为其让农民，士兵形同“农奴”但不能否认在汉末大混战之后，屯田制确实安抚了流民，恢复了社会生产，屯田制也成为曹操能迅速壮大的经济基础。而对于挟制汉献帝一事，自然是“乱臣贼子”但也可换一个角度来看，权臣强人之路有进无退，走到此种地步的人不称帝，难道还有第二条路？假设曹丕不愿背一个篡位的骂名而保留献帝，曹丕也可以将献帝及汉庭作为象征设置于洛阳，让献帝及刘姓皇族像战国时期的周天子一样安守百里王畿，而将丞相府等军政实权系统设置于许昌.
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可能会出现一个类似于一千年后日本幕府一样的格局，作为讨夷大将军的德川家康将幕府行政机构设于江户，而将作为虚君的天皇安置于京都，曹氏也可能像德川家族一般长期掌权，可惜这只是空想，凡掌神器者都是将自己置于了众矢之地，一旦到了功高震主的地步也就没有了退路，不想当皇帝都难，否则祸连子孙，霍光和多尔衮便是明证，霍光先后废立三帝却恪守臣道没有僭越称帝，结果死后被汉室夷族，多尔衮死后被顺治挫骨扬灰，也可以想象假如曹操真的大政奉还给汉庭，死后曹氏会是什么结局。而正史记载，献帝逊位后安享荣华直到魏明帝时，享年57岁，得以善终.
对于一个末代罹乱君主而言，已是最好的结局，东汉历经恒灵乱政到董卓进京时事实上已经灭亡，曹操以一己之力保得汉庭延续已是功德，且曹氏历尽杀伐统一北中国，得国堂堂正正，称帝犹如辛勤耕耘后采摘的果实，不存在篡位之说。且曹氏对逊帝仁至义尽，《后汉书》载，曹丕封献帝为山阳公，封国内任用天子依仗，上书不称臣，已是最大恩典，文学作品严重丑化了曹魏，后世比曹丕心狠手辣的权臣比比皆是，刘欲杀晋废帝司马德文，高洋杀北魏废帝，宇文泰残杀西魏皇族，杨坚诛杀北周皇族婴孩不免，军阀朱温屠杀唐朝皇裔，满清不留朱明前朝余脉，即使仁义的赵匡胤也在黄袍加身后鸩杀了19岁的柴氏废帝，与后世相比曹丕简直是圣人。
曹操实际上开启了中国强人政治的先河，由宰辅兵权主掌朝局，加九锡，僭越称王，然后“禅让”称帝几乎是篡位的固定公式，王莽篡汉是借出色的“演技”与兵戈杀伐而夺天下的曹操不可同日而语，曹操树立了一个强人样板，这种强人形式并不是手绾大权，一手遮天，作威作福的权臣奸逆，而是指雄才大略，定鼎天下的乾坤巨擎，前种类型如东汉“跋扈将军”梁冀，虽权势熏天，却遗臭万年，只能算作“权奸”，而曹操类的强人虽争议多多，却是功勋齐天，为后人称颂，后世有如“魏武再生”的如桓温，刘裕，东晋时恒温三次北伐，灭成汉及鲜卑南燕，刘裕三次北伐先后灭慕容氏后燕，羌人南凉及赫连勃勃大夏国，并成功光复长安洛阳，“手提两京换天子”辛弃疾的词“人道是寄奴曾住，遥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佛狸祠下一片神鸦鼓，”便是哀叹南宋再无刘裕一类可力挽狂澜的豪杰。后世长孙无忌称赞太宗皇帝也是“神类魏武”，在兵戈乱世，神州陆沉，天地倒悬时期盼的也是此种强人，而非那些恪守君臣伦理的腐儒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