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说起历史上有名的帝王时，秦皇汉武都是绕不过去的对象。秦始皇一统华夏，奠定了百代封建帝制的基础；汉武帝北逐匈奴，打出了一个民族挺立千秋的尊严和自信。这段时间也是中国在整体国力上首次超越其他文明地区，成为世界文明史上重要的原生文明。这段时间，华夏民族恣肆挥洒着创造力，在思想、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堪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盛时期。
可是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在汉代结束之后中国历史就迎来了积贫积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秦汉400年铁血打下的华夏贵胄的主角光环，在这一时期黯淡无光，北方少数民族粉墨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中原汉族仓皇逃离，史称“衣冠南渡”。很多士大夫寄寓江东，新亭怀古，常有黍离之悲。南朝期间虽有北伐之举，但与汉时封狼居胥、勒石燕然相比，已然没有彼时的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了，更多的是勉力维持的惨淡光景。
西晋王朝终结三国乱世，重开一统，按照正常历史发展进程，应该是帝国再度崛起而君临四夷八荒。然而，西晋王朝的梦幻开局之后，几乎立刻面临着内部流民起义、外部蛮夷军队接二连三的进攻、皇室内部争权夺利的内战等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西晋王朝顾此失彼，内外交困，国力透支到极限，于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溃局，几百年内的民族精英前赴后继，却始终无法收拾。一直到唐朝建立之前的300年间，汉族建立的王朝国力不振，无法保境安民，屡次为外族所欺。
西晋王朝，以及后来的南朝政权，有没有可能告别历史上的积贫积弱的局面，而出现另外一种发展面貌呢？难道天意要我神州中土受这赤地之苦，黎民百姓受这兵燹之祸？其实，当我们把视角从帝王将相的生平故事中挪开，去探究中古时中原腹地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就能一探究竟了。
华夏民族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这一点在西周立国时就已经奠定了基调。农耕文明显然要比游牧文明更为先进，因为人们能够储藏食物，有计划地进行农业活动，并在剩余资料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医学、建筑、法律等文明成果。随着封建程度的加深，中原得到大面积的开发，人口逐渐增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小封建主，井田制为主的土地制度逐渐瓦解，地方诸侯国变得强势起来。
诸侯的国土从据点城堡开始连成一片，彼此接壤，兼并战争时常爆发，阻断了物资流动的通道。诸侯国出于增强国家财力的需求，大力扶持商业的发展，甚至还将商人作为间谍使用。商业在那个战乱的年代，竟然获得了长足进步，兴起了很多商业城市。大量新兴的区域城市的出现，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标志之一。民间财富的增加，各地盛行养士之风，商人中有很多也有政治企图，社会面貌朝气蓬勃，迸发出了强大的创造力。
可是，曾经繁盛一时，遍布全国的商业城市，在西汉中期之后，就开始逐渐变得萧条起来了。尤其是到了东汉中期之后，全国范围内除了一些名城大邑，商业城市已形同荒废。商业活动的停滞，减弱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度，对中央集权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在《三国演义》中经常会出现刘备、孙权等受到地方权贵资金和兵力支援的情节，这些地方权贵经常率领着由家仆组成的私人部队，即“部曲”，作为部队的将领参加战斗。地方势力已经存在私兵，而且他们还有自己庄园、庄客，形成了国中之国，是中央政府无法管辖到的法外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