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在位期间，继续推行均田制，搜查隐漏的农户，重编户籍，增加了税民，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削弱了豪强势力，使隋初的社会经济呈现繁荣景象。
由于赋税越来越多，所以，农民总是设法逃避。豪强地主也是想尽办法少交租税。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在建立后，采用了两项措施，即“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
大索貌阅，就是根据相貌来检查户口，是不是隐瞒了，或者报了虚假年龄。输籍定样则是在第一个的基础上确定户口数，编制“定簿”，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这样，既增加了收入，也防止地方豪强和官僚勾结，营私舞弊。同时，从豪强手里将原来依附的人口解放出来，也有利于增加国家的劳动力，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农民的赋税包括租、调和力役几种，在隋朝，对年龄有明确的规定：三岁以下的男孩和女孩都叫做黄，四岁到十岁的叫做小，十一到十七叫中，十八到六十叫丁，六十以上叫老。
国家的赋役对象是丁，一对成年的夫妇每年向国家交粟三石，这是租。种桑养蚕的地方每年交绢一匹，相当于四丈，以及绵三两;种麻的地区则改为交纳布一端，相当于五丈，以及麻三斤，这两种都叫调。另外，成丁的男子每年要服役一个月，叫力役。到了后来，隋文帝又规定，五十岁以上的人的力役可以用布帛来代替，这叫庸。租庸调制在也基本上实行了。
同时，隋文帝还统一了币制，废除其他比较混乱的古币以及私人铸造的钱币，改铸五铢钱。度量衡也在这时重新统一。
至于土地制度，隋朝基本上继承了北魏以来实行的均田制：成年男子即丁男可以分到露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成年的女子分露田四十亩。奴婢和一般人的占田数相等。此外，官员从一品到九品，可以分到一到五顷数量不等的职分田，以此作为俸禄，等以后不做官了上交国家。各地的行政机关也有一些土地，收入作为办公的费用支出，叫做公廨田。
这些办法大量地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由于有了这些有效的措施，所以，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隋朝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耕地面积大量增加，隋初为一千九百多万顷，二十多年以后，增加到五千五百多万顷。农作物的产量增长较快。隋文帝即位之初，府库空虚。十多年以后，政府的府库已容不下各地征调的绢帛，而需要建立新的府库。到隋文帝末年，西京和各地的仓库都装满了粮食，多的达到千万石，少的也不下数百万石。后来，唐朝建国20年时，隋朝的库藏还没用尽。正如《贞观政要・辩兴亡》里所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隋朝仓库的丰实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因而后来隋炀帝才如此豪爽地向西域的商人炫耀自己的实力，才有了挥霍的资本。
文帝留意民间疾苦的所为，在历代帝王中也是少见的。公元594年，关中饥荒，他派人去了解百姓所吃的食物，知道他们吃的竟是豆粉拌糠。
文帝将这些食物出示给群臣，流着眼泪责备自己的无能，命令撤消自己日常的膳食，不饮酒，不吃肉，他率领饥民到较为富庶的洛阳就食，命令侍卫不准驱赶、威吓百姓。遇见扶老携幼的人群，他引马让路，善言抚慰。路难走的地方，他还命令左右帮助担挑的灾民通过。
公元600年，齐州有个小官，名叫王伽，押送李参等70余个犯人去京城，走到荥阳，王伽对李参等人说：“你们犯了国法，受罪是应当，看看护送你们的民夫，一路上多么新时期，你们于心能安吗?”李参等人谢罪，王伽就遣散民夫，释放李参等犯人，约定日期到京城主动会齐，说道：“如果你们失约，我只有代你们去受死了。”
到了限期，七十余人竟一人不少，文帝听了很赞赏，召李参等携带妻子入宫赐宴，并宣布赦免了他们，并且下了一道诏书，说只要官吏有慈爱之心，至诚待民，百姓并非难教，要官吏学习王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