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李良松教授的《释迦牟尼不是印度人，而是神农的后裔——中国人》的下半部分。
释迦牟尼中华血统新证（下）
六、从佛经中的文献记载看佛陀的故土情结
在佛教经籍中，记载了大量与中原文化有关的文献资料。笔者选择了西晋以前的佛经译本进行研究和探讨，从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等视角加以考证和对比，并对佛经中相关的语言、词汇进行分析和考释，冀从中探寻佛陀的故乡情结和对遥远东方故国描述和记载。
在天文学与气象学方面，佛教经籍与《周易》中记载的星宿、时令等有许多相同之处。《周易》记载，天体的运动、日月的替转和星辰的偏移，都会影响到地球的时令变化，使之形成寒暑交替和四季二十四节气。我国传统的历法是以月亮的盈亏和星座的运转周期为观察依据，这在《周易》中可以寻见许多论证。《丰卦•彖辞》谓：“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系辞上》亦云：“揲之四以象四时，归奇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具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文中所记载的五年二闰，跟后世历法中的十九年置七闰已非常接近。或曰，五年系取用整数，乃是虚指的文体数字，在事实上已完全掌握了置闰的准确方法。此外，在《周易》中还记载了星宿（如北斗七星、舆鬼五星等——据闻一多考证）、月食、日食、天球的赤黄道等内容，如书中载录的星宿有：尾、角、亢、井、女、牛、危、虚等。同样，在佛教经典中，也记载了丰富的天文学和气象学内容。在印度所在的南亚次大陆，一年中主要有雨季和旱季，并不像中原地区那样一年四季分明。佛教中的季节与时令的内容，很多是受到了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药师经疏》“……三月是夏，三月是秋，三月是冬，三月是春，是十二月……一岁四时……有善医师随顺四时……多风病者，夏则发动；其热病者，秋则发动；等分病者，冬则发动；其肺病者，春则增。……八王日。谓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亦名八节。” 《大方等大集经》第四十二卷记载了大量关于星宿与健康的内容。我最初在佛教经典中看到二十八宿时，很自然地联想到中华文化中的二十八宿，当时并未曾留意他们之间的联系和差异。后来，通过对比分析，觉得两者不仅名称基本相似，而且内容也非常之接近，确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国古代天文学家把天空中可见的星分成二十八群，即二十八宿，其分法为将沿黄道或天球赤道（地球赤道延伸到天上）所分布的一圈星宿分为四组，东西南北四方各七宿。东方青龙七宿是角、亢、氐（dī）、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是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是奎、娄、胃、昴（mǎo）、毕、觜（zī）、参（shēn）；南方朱雀七宿是井、鬼、柳、星、张、翼、轸（zhěn）。佛教经典有二十七宿的划分方法。它是将黄道分成二十七等分，称为“纳沙特拉”，意为“月站”。当时以昴宿（即“剃刀”Krittica，中国称为昴宿）为第一宿。这个体系一直沿用到晚近。佛经二十七宿的划分方法是等分的，但各宿的起点并不正好有较亮的星，于是他们就选择该宿范围内最高的一颗星作为联络星，每个宿都以联络星星名命名。佛经也有二十八宿的划分方法，即在位于人马座α和天鹰座α间增加一宿，名为“阿皮季德”梵文意为“麦粒”宿（中国称为牛宿）。佛经中表述的传统宇宙观念，与中国古代的盖天说较为接近。后来，汉唐之间的译经大师们逐渐将中国古代与佛教文献中星宿名称进行对应翻译，故在后世的佛典中已很难区分出他们之间的细微差别了。
关于佛经记载的天文学与中国天文学的关系，在《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一书中有着详细的论述。本经卷上曰：“昴图。昴六星，形如剃刀，火神也……（景风曰：中国天文，昴七星。主胡兵，西方之宿也。……）毕图。毕五宿，形如半车，钵阇钵底神也。……（景风曰：中国天文，毕八星主边兵，西方之宿也）觜图。觜三星，形如鹿头，月神也。……（中国天文，觜三星，主军之士，西方之宿也）参图。参一星，形如额上点，鲁达罗神。……（景风曰：中国天文，参十星主将军，西方之宿也）。”（开府仪同三司、特进试鸿胪卿、肃国公、食邑三千户、赐紫赠司空、谥大监正、号大广智、大兴善寺三藏沙门不空奉诏译）
左图：中国二十八星宿图 右图：佛教二十八星宿造像
在语言词汇与人物的载录方面，佛经中记载了大量的与中原文化有关的内容。现就医学而言，列举五则如下：（1）写到了针灸。《正法华经•药草品》：“采四品药哺咀捣合，以疗其盲目便见明。又加针灸消息补写，斯人目睛内外通彻。” （西晋月氏国三藏竺法护译）关于佛医针灸学，笔者将另有专著论之。（2）写到了阴阳五行。
《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五行失序，阴阳交错。”（大唐南印度三藏菩提流志译）阴阳五行虽是儒家、道家和中医学术体系的重要内容，但佛经中也偶有涉及。（3）写到了四山五岳。《佛说菩萨本行经》：“日月星辰，四山五岳。”（失译人名，今附东晋录）四山，争议较多，我认为当指喜马拉雅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和横断山脉中的四座名山，即珠穆朗玛峰、天山、昆仑山、玉龙雪山；五岳，分别指北岳恒山、西岳华山、中岳嵩山、东岳泰山和南岳衡山。（4）写到了汉地王子。
《大庄严论经》：“我昔曾闻：汉地王子眼中生瞙遍覆其目。”先秦也有汉的说法，但不普及。这里的汉地，当是译经者对中国的称谓，与汉朝成立的时间没有关系，不必纠结于时间的对称问题。（马鸣菩萨造，后秦三藏鸠摩罗什译）（5）写到了中华上古名医岐伯和扁鹊。《修行地道经•五阴成败品》：“调牛、岐伯、医徊、扁鹊，如是等辈，悉疗身病。”（西晋三藏竺法护译）岐伯为黄帝时名医，系神农之孙与黄帝之相。调牛、医徊，中外文献均无记载。这里的扁鹊是指黄帝时期的名医扁鹊，而非春秋时期的扁鹊（秦越人）。
七、彼之不欲，勿施于人
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奇怪：印度越是不承认佛教，我们有的人越要把佛教强加到印度的头上去。印度越是把释迦牟尼当作外人，我们有的人越是要证明释迦牟尼就是印度人。就好像我们越反对西方的传教士，西方人越要把传教士看作是中国人一样。说起来好像是很荒唐，但我们有的人到现在一直还是转不过弯来。以致尼泊尔的同仁忍不住拍案而起，厉声疾呼道“释迦牟尼是我们尼泊尔人，不是印度人!”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佛教与印度的关系来说，当改为“彼之不欲，勿施于人”。
当今的印度，有信婆罗门教的、有信印度教的，还有信锡克教的，惟独信佛教的人非常少。佛教创造了平等和谐的氛围，立下普度众生的宏愿，有着慈悲博爱的情怀，可印度有时就连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身上血统最低贱的种姓，他们都没有信奉佛教，都没有将释迦牟尼尊为圣人，这一直让我感到十分困惑、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现在我才终于明白了其中的玄机。原来，印度社会的主流大都将佛教视为外来文化，对佛教采取排斥的态度。这景象犹如我们中国人反对西方传教士一样。可是，我们中国人却一直将佛教视为印度的国教、将释迦牟尼视为印度最伟大的圣人。这种奇怪的现象却一直没有人去点破，或者说是有人知道了不敢点破。我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兼容并蓄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更不能排斥本来就属于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东西。
吴哥窟
我去泰国参观考察的时候，在湄南河畔看到许多家庭都画有先祖的肖像，以证实他们的祖先来自中国。也许是清朝、也许是明朝，也许是更早的朝代。虽然语言不通了、皮肤晒黑了、入乡随俗了，但他们祖祖辈辈对故土的眷念没有改变，他们身上流淌的血脉没有改变。当我们表示理解的时候，他们的眼眶里闪着激动的泪花。这种真情的流露，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不变的故土情怀。
因此，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说：释迦牟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圣人。至于在印度那里被不被承认、被不被理解，都丝毫不会影响释迦牟尼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
八、佛教文化是中原文化与南亚文化大碰撞的智慧火花
前已述及，中国文化圈以四海为界，影响面积达3000多万平方公里。文化的影响包括人口迁徙、相互征战、贸易往来以及通婚、图书、语言文字、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佛教文化的形成，是中国文化圈与南亚文化圈的大碰撞的结果。喜马拉雅山脉以其特有地理位置，使得东方两大文明在这里交相辉映、相互渗透。因此，佛教的智慧火花在这里诞生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
或许有人会说：我还是理解不了。语言不通、文字不同，怎么影响呢？
记得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时候，有一位历史老师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他对墨西哥等美洲国家的印第安人进行考察，结果发现他们的语言与风俗跟我们中原地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他们的讲话的声调保留了很多中原地区的古音，他们制造的工具（如陶器）与中原地区也十分接近。甚至有的长者还说自己的祖先来自那遥远的东方。因此，从音译的角度分析，“印第”与“殷地”读音十分接近，印第安人很可能就是殷商时期到美洲开拓疆域的先民。他们从中原出发，从白令海峡的冰面上东渡到美洲大陆，并成为了那里最原始的居民。或许，先民东渡美洲的时间可能会更早，大约在公元5000多年前。
白令海峡
远隔千山万水的美洲，我们先民的足迹都能够到达，何况是厚度才几十公里的山体。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的先民前往南亚次大陆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从喜马拉雅山脉沿着山体的走向直接前往，此为中线；二是翻过葱岭（帕米尔高原）由西折回，此为西线；三是由云南进入缅甸再继续西行，此为东线。到了唐代，又有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水上通道，此是后话。
逃避战乱、逃避灾害、逃避瘟疫是先民远徙他乡的三大缘由。应该说，古代民族的迁徙比较频繁、也比较简单。说到频繁，这是因为当时的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哪里更适合生存，就可能随时往哪里迁徙，这对游牧民族来说更是如此。说到简单，这是因为只要部族的首领一声令下，就可能一夜之间就举族外迁。此外，随着部落或家族的不断庞大，新的族群分支为了寻找自己的领地，往往都远徙到他乡，以期拥有更加充足的自然资源，同时也可以避开部族之间的争斗。
因此，中原地区的上古先民移居到南亚次大陆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事实上也是如此。我国早在距今约8000年伏羲氏开始，就已经进入开创文明的时代。在这以后迁徙到世界各地的先民，或多或少都打上了华夏文明的烙印。随着部族的不断繁衍和迁徙，同祖同宗在语言上的差异会越来越大，记事符号也会有千变万化，但唯一不变的是身上肤色、是血管中流淌的血液，是那对故土深深的眷恋，同时还有那根植于心灵深处的思想元素。所以，我们在佛陀的身上流淌着中原的血脉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东亚与南亚的国家中，日文诞生于公元10世纪（相当于北宋时期），但官方文书还是以汉字为主；韩文诞生于公元14世纪中叶（相当于明朝时期），但长期以来一直作为民间的拼音使用，上流社会一直沿用汉字，直至二战结束后汉字才退出法定文字的地位；越南从公元1世纪开始一直将汉字作为官方文字，现在的越南文（拼音文字）是法国占领越南之后，由天主教传教士为他们编写的文字，时间大约是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1945年之后才得到全面普及。在国内，藏文创立于公元7世纪（唐朝），即松赞干布统一西藏之后，下令于1300年前创立的。由此可以看出，我们不能用现代的语言、文字和国家的概念，来看待中华文化圈和中华历史与文化版图。
当我们打开世界地图的时候，会惊奇地发现，释迦牟尼的出生地，正好与古埃及的文明遗址、中国宁波的河姆渡遗址（距今7000多年）和长沙的马王堆文化遗址（虽为汉代，但也反映了先秦的文明成就）恰好为同一纬度，都在北纬28度这条线上。所以，佛经上才对西方与东方推崇备至，将宇宙中最美好乐土分别给了西方极乐世界和东方净琉璃世界。由此可知，释迦牟尼对东方文明和埃及文明十分推崇，这里不能排除他对故土的眷恋、赞美和期许。
而南方呢，正是古印度的广大区域，释迦牟尼却惜墨如金，从来不去描绘这里的宏伟蓝图。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释迦牟尼认为南方是愚昧之地、无明之邦，需要用慈悲去感化他们、用智慧去启迪他们、用言行去开示他们。什么是娑婆世界？佛教认为，娑婆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住世时的世界。此界众生安于十恶，堪于忍受诸苦恼而不肯出离，为三恶五趣杂会之所。这与我们的东方净琉璃世界有着天壤之别。所以，释迦牟尼将传道的重心选择在恒河流域，有着非常良苦的用心。如果我们据此就将释迦牟尼看作是印度之人，那必定会贻笑大方，同时也使我们中华民族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圣贤。
九、考古史料与现实传承的互相证实
我把佛陀祖籍的故里锁定在现在的云南省，这是有充分的历史和现实依据的。我们可以非常自豪地说：彩云之南就是佛陀的故乡。
云南是我国古人类遗址和上古文明遗址最完备的省份，这里先后发现了距今1400万年到1000万年的“开远拉玛猿”、距今约800万年的“禄丰拉玛猿”、距今约400万年的“蝴蝶拉玛猿”（或称“蝴蝶人”）、距今170万年左右的“元谋猿人”、距今600多万年的“昭通人”（智人的早期代表）、距今约5万年左右的“西畴人”和“丽江人”（智人的晚期代表），系列相当完整，代表了古人类进化的各个阶段。有历史、有文化，有辉煌的文明，也才可能诞生伟大的人物。
大约在殷商时期，佛陀的先祖举族从云南由澜沧江顺流而下，经南亚次大陆（今之缅甸、印度）到达现在的尼泊尔地区，并在那里生活定居，并建立起城邦式的国家。我有多位从尼泊尔考察回来的朋友说，释迦牟尼家族的后人告诉我们，他们的家族一直沿袭一个说法，他们的祖先来自遥远东方，来自孔雀的故乡。这里就是美丽的彩云之南。释迦牟尼家族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印度人，并对被挂上印度人的标签至为反感。当前，共产党（毛派）在尼泊尔的广大地区很受欢迎，甚至影响了全国70%以上的国土面积。这绝非是偶然的事件，而应该从血脉的因果关系来理解和认知。
要举族迁徙，就必须具备相当的文化基础和物质基础。在文化基础方面，云南地区早在商周时期就有区域性古国的存在。在物质基础方面，青铜器的使用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出土文物证明，云南地区在商周时期就已开始大量使用青铜器具了。
云南青铜器
云南青铜器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千二百多年前，该省青铜器出土遍布七十多个市县，共有两百多个地点的青铜文化遗址，现已出土的青铜器总数在万件以上。在此，举两例以说明之。
2006年3月发现的云南省澄江县金莲山墓葬群，分布面积达四万平方米，墓葬数量在一千座左右，墓葬遗骸达数千具，是迄今为止云南青铜文化考古中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墓葬群。自2008年10月开始，云南省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对云南澄江县金莲山古墓葬群进行了研究性发掘，截至目前共发掘222座墓葬，出土青铜器、陶器、玉器和铁器等文物四百多件。专家认为，金莲山古墓群中埋藏着的“青铜王国”，是保存古滇国文明的一座宝库，是解开云南发展之谜的一把钥匙。通过出土的青铜器，专家学者们了解到了大量史书上难以尽数的滇人生活细节。而金莲山墓葬群中出土的大量基本保存完整的人骨，在云南还是首例，这些人体骨骼除了呈现出复杂而独特的丧葬习俗，具有深远的文化研究价值以外，还可推测出当时的族群、所处的时代环境、人们的饮食习惯等等。
云南省澄江县金莲山墓葬群
2012年10月8日，保山市昌宁县田园镇龙泉村的两名村民在大甸山为附近的砖厂取土时，无意中从推土机下发现了一个长约60厘米、形似弯月状的青铜器。这一偶然发现，揭露了一个大型古墓葬群。经省、市、县三级考古专家联合组成的考古队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后，古墓葬群已发掘面积2000多平方米，抢救性发掘墓葬100余冢，出土各类器物近200件套，其中人面纹饰弯刀、铜柄铜钺、藤编护腿、琥珀串珠、藤指护等在云南省为首次发现。随后又将发掘的面积扩展到5000多平方米。昌宁大甸山大型古墓葬群是一个可以上朔到春秋末期，下线至汉代，年代跨度延续时间近1000年的古墓葬群。而在这一时期，在保山和昌宁一带正是哀牢古国生存和繁衍的时期。经专家判定，这些青铜文物距今2300～2600年之间，正好涵盖佛陀生活的时代。
十、佛之中国与中国之佛
在佛教经籍中，可见及大量关于“中国”之说。究竟佛经中的“中国”和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央帝国有没有关系？是同名同事？还是同名异事？本节将着重讨论这个问题。
（一）上古“中国”之内涵
笔者对《四库全书》进行全面检索，发现论及“中国”一词者有1.5万余条。由于佛经的汉译始于东汉而盛于晋唐，故对“中国”一词也当以先秦为源而论之。
两汉时期，五经之地位非常重要，所谓“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即始于西汉。因此，许多典故及词语，往往必寻根于五经之典。现就诗、书、礼、易、春秋关于“中国”之论述引证如次。
《易经》类著作载曰“中国、夷狄，二民共事一君”（《周易郑康成注》）、“犹人君出政敎，以动中国之人也”（《周易集解》卷十）、“四夷交侵，中国诸侯不臣”（《周易口义》卷一）。《尚书》类著作载曰“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国”（《尚书注疏》卷十三；周，指周王朝）、“蒲姑，齐地，近中国教化之”（《尚书注疏》卷十六）、“当尧之时，水逆行于中国，泛滥天下，率土成江河，人民为鱼鳖”（《洪范口义》卷上）、“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尚书说》卷五）。《诗经》类著作载曰“命将率遣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遣之”（《毛诗注疏》卷十六）、“四夷交侵，中国微矣”（《毛诗注疏》卷十七），《左传》引用曰“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春秋左传注疏》卷四十九）。礼类著作载曰“天子家，天下人；中国民，吾民也”（《周礼订义》卷十六）、“春秋传云：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言。执玉帛，则是惟谓中国耳。中国而言万国，则是诸侯之地”、“殷汤承之。更制中国，方三千里之界，亦分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国焉。周公复唐虞之旧域，分其五服为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礼记注疏，》卷十一）、“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礼记注疏》卷十二）。春秋类著作载曰“夫差欲霸中国，尊天子，自去其僭号而称子，以告令诸侯”、“中国诸侯，皆宗于吴”（《春秋左传注疏》卷五十九）。此外《禹贡》、《吕氏春秋》等诸多先秦文献也多有述及。《禹贡说断》卷二曰“商之末世，盖有西侵中国之地而居淮水之上者矣”。《吕氏春秋集解》卷九曰“楚攘外患救中国之功始着也”。
《吕氏春秋集解》书影
从上述的论述可以看出，“中国”在先秦时期主要有四种含义：一是周天子之属地，二为全中华大地，三为全世界之中心，四为华夏民族。
为什么古人将现今之中华大地称为中国？《周礼订义》写得非常明白：尧帝以天之中立国，西周以地之中立国，归根结底以天地中和之气立国，故称之为中国。正如《周礼订义》卷十五所云“史氏曰：虞以璇玑玉衡齐七政，求天之中；周以土圭正日景，求地之中。中于天地者，为中国。先王之建国，所以致意焉。然必以玉为之，以其温润廉洁，受天地之中气，以类而求类也。”
通过以上论述，我相信大家对古代之“中国”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二）佛经“中国”之内涵
在佛教经籍中，有许多关于“中国”的论述，且与佛陀之身世密切相关。佛经中的“中国”，一指位于“世界中心”的中央帝国——西周王国；二偶指中天竺，南亚次大陆中的一个小国。在佛教经籍中，有关中国的记载约近200处。有的地方或可解释为“中天竺”，有的地方用“中天竺”是根本解释不通的。我认为，对此当指遥远的东方——中原地区。由于距离遥远，加之佛陀的故土情结，在记述时则洋溢了赞美之词。现根据经文的记载，择要分析如次，以便智者有着更加深切的理解和认识。
关于佛陀之出生，《出曜经》卷第二十二卷载：“佛兴出世，要在阎浮利地。生于中国，不在边地。”（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七云“比丘当知：如来出世，甚为难值，闻法亦难；受四大形，亦复难得；诸根具足，亦复难得；得生中国，亦复难值；与善知识相遭，亦复难得。”（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这里的出世，讲的是缘起。即佛从什么地方来，要在什么地方兴，此地就是中国！出世者，主要是针对精神层面而言。
《出曜经》书影
不仅佛陀如是，其他诸佛也是如是。《出曜经》卷第五云“一时，中间生处人中，处在中国平正之土，得种善本。无有山河石壁，饶出珍奇异物。得信坚固于佛法，众有反复心。慈愍一切殖众德本，诸佛出生皆与此国。虽处中国，亦是过去，不得久住。”（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经中认为，诸佛的出生，多与中国有关。针对“亦是过去，不得久住”之说，有人据此认为佛陀肯定来过中国。
一切诸佛如是，有大福报者亦如是。《出曜经》卷第二十三记载：“广及一切不自为己，后获其福不可称限。是故说曰为福虽少后受大福也。当获大报如种获实者，后受天人自然之福，颜色从容。恒处中国，不在边境。”（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中国之西周，是当时最令世界企慕的中央国度，是佛经中所描绘的、令人向往的“极乐世界”。由于西周起自西岐，故有西天之说。所谓的西方极乐世界是西岐之地物产丰富、民风淳朴的升华描述。所谓东方净琉璃世界，则是西岐的湘楚云桂之地。
关于药师佛，因其故里在中国，故其最向往之地就是中国。唐代高僧义净大和尚，在其所译的《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中作了十分肯定的回答。《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卷上记载：“第四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有众生，造众恶业不信三宝，随虚妄见，弃背正理，爱乐邪徒，谤毁佛经，言非圣说，外道典籍恭敬受持，自作教人俱生迷惑，当堕地狱，无有出期。设得为人，生八难处，远离正道，盲无慧目，如是之人，若闻我名至心称念，由是力故，临命终时正念现前，解脱众难，常生中国，受胜妙乐。”（大唐三藏沙门义净于佛光内寺译）
佛法的修习，以中国之人最容易开悟，这既有文化的元素，也有血脉的因素。《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九曰“云何四成法？谓四轮法。一者住中国，二者近善友，三者自谨慎，四者宿植善本。……而有众生，生于中国”。（后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福盖正行所集经》卷第二载“不生中国，诸根不具。或于佛法，心不爱乐。”（龙树菩萨集，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卿、宣梵大师、赐紫沙门臣日称等奉诏译）
《佛说长阿含经》书影
有人说，佛经中的“中国”指的是中天竺。此言谬矣！《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卷下之“四药受净篇”云“僧祇云：若为比丘杀者，一切七众不应食，乃至为优婆夷杀，七众不食亦尔。今学戒者多不食之，与中国大乘僧同例”；《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卷下之“瞻病送终篇”云“若依中国本，传云：祇桓西北角日光没处为无常院，若有病者，安置在中。……传云：中国临终者，不问道俗亲缘，在边看守。及其根识未坏，便为唱读一生已来所修善行，意令病者内心欢喜，不忧前途。便得正念不乱，故生好处。”；《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亦谓“若今学戒食肉饮酒犹为细行，更行粗恶不足言之。中国学大乘者，皆依《梵网》、《楞伽》、《涅槃》等制。”此外，《高僧传》卷第一亦载“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王正后之太子也。……高游化中国，宣经事毕。值灵帝之末，关雒扰乱，乃振锡江南。”（梁会稽嘉祥寺沙门释慧皎撰）很明显，上述的“中国”，毫无例外指的都是“东土”（即中华之疆域），与中天竺没有任何关系。
（三）佛与“中国”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隋代慧远大和尚在《大乘义章》卷第十三中写道：“禅者，是其中国之言，此翻名为思惟修习。……五言四轮者：一生中国，二依善人，三自发正愿，四宿殖善根。生于中国，宿殖善根，能离报障，依止善人，能离业障，自发正愿，离烦恼障。”这里的中国，慧远也认定就是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华帝国。为什么禅门出自中国？为什么中国人倾心于佛教？慧远依照佛典作了回答：生在中国是学佛的第一要，依靠有大智慧的人是学佛的第二要，立下宏大誓愿是学佛的第三要，内心有善良的种子是第四要。因此，作为中国人，学佛、礼佛、崇佛、弘佛、用佛是要中之要，这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业”，故有“佛即中国，中国即佛”之说，佛已成为我们思想与灵魂不少或缺的精神。将“思惟修习”译为禅，也是中国人的伟大创举。名正则言顺，正因为立有禅之名，才有后来的禅之实。有人说“禅”就是中国的“佛”，斯言或有一定的道理。
在当今之中国，不管是否信佛，任何人但都无法摆脱儒释道思想对各自价值观念和认知思维的影响。因为现在的佛教是中国化的佛教、现在的佛法是中国化的佛法，其间融汇了大量的儒家智慧和道家智慧，这就是现实，这就是“果”。其“因”，缘于佛陀与中国的血脉关系，源于佛教思想的许多要素根植于西周文化的乐土。不管佛陀在传教时用的是什么语言，也不论佛经最初是用什么文字记载的，都无法回避其宗族来自中国这一根本的事实。因此，中国民众相信佛教思想和弘扬佛教精神是天经地义的事，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逃脱和回避的。
十一、佛教正本清源的时代到了
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要再提佛教来自印度了，因为此印度非彼印度，代表南亚次大陆区域名称的印度已经成为了过去，而作为一个国家称呼的印度已成为当今公认的语词。或许，是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或许，是先哲给我们撒了一个弥天的大谎，使得我们没有认识和感悟到事实的真如本相。我们可以说佛教来自尼泊尔，我们可以说大乘佛教出自中国。按照当今的话来说，佛教总的源头在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佛陀是具有中国血统的尼泊尔人。
在中华三大语系佛教的传承中，藏传佛教传自于巴基斯坦，巴铁才是藏传佛教思想的发源地。著名的佛教大家如莲花生大师、无著大师、世亲大师等都出生在巴铁。可以说，没有莲花生大师，就没有现在的藏传佛教。在藏传佛教中，莲花生大士是最伟大的大成就者，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公元八世纪，应藏王赤松德赞迎请入藏弘法，成功创立了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三宝齐全的佛教寺院——桑耶寺。他教导藏族弟子学习译经，从巴基斯坦迎请无垢友等大德入藏，将重要显密经论译成藏文，创建显密经院及密宗道场，开创了在家出家的两种圣者应供轨范，奠定了西藏佛教的基础。藏传佛教尊称他为咕汝仁波切（意为大宝上师）、邬金仁波切（乌仗那宝）。通称贝玛迥乃（莲花生）。历史的疆域非常复杂，不同的时代有不一样的称谓，我认为按照现代的疆域来划分比较合适。因此，我们将藏传佛教的思想根源确定在巴基斯坦是合理的。
莲花生大师唐卡
南传佛教思想的发源地在斯里兰卡。因为斯里兰卡从佛陀时代开始，法脉一直就没有中断过，并保留了佛陀时代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思想传统。没有斯里兰卡，就没有现代的上座部佛教（或称南传佛教）。为什么斯里兰卡的僧俗对中国人那么亲切？因为共同的信仰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汉传大乘佛教思想的发源地在中国，在长安。大乘佛教是佛教中国化和中国佛教化的重要特征，是汉民族对佛教文化的再创造，是佛教文化的进一步升华和飞越。在大乘佛教中，有道家的思想成分、有儒家的思想成分、还有魏晋玄学的思想成分，尤其是禅宗的普及和传播，使佛教完全融入了中华文化的血液之中。因为，真正的佛教大乘思想，是佛教文化与中华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晶。
印度是什么？印度是佛陀的弘法地，是佛陀的匆匆过往之地，不是佛陀的出生地，更不是佛陀血脉和思路的发源地。就像达摩来中国弘法一样，我们不会将达摩看作是中国人。同样，我们也没有理由说佛陀是印度人。佛教是佛陀在印度的一段心路历程，而不是佛陀般若智慧的本源。我们可以非常自豪地说，佛陀是中华民族的圣人，佛教在中国溶入了骨髓和血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古代的印度不是国家的概念，释迦牟尼不是印度人，佛教不能在印度得到广泛传播是印度本土文化盲目排外的结果。由于山高路远与信息闭塞，我们至今对海外的中华文明血脉缺乏足够的了解和研究，不仅将释迦牟尼等伟人视为外族，而且将许多优秀的文明与传统拱手让与他人。我们在困惑、在反思的同时，也不禁要发问：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何时才能彻底回归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我们盼望佛祖能够早日东归，我们更期望普度众生的伟大情怀不断得到发扬光大。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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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其他相关资料与信息
（部分图片来源网络，责任编辑：二珊）
作者简介：李良松，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院副院长、北京中医药大学海峡两岸中医药交流与合作研究所所长，中医文化与佛医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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