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元朝东征日本的历史
元朝东征日本的历史
南宋末年，中国的蒙古族开始兴起，成吉思汗建立起横跨欧亚二大洲的大蒙古帝国，并在公元1259年迫使继新罗之后统治朝鲜半岛的高丽投降，蒙古势力遂于日本隔海相望。这时，与蒙古帝国建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遍及两大洲，惟有日本尚未与其通好。元世祖忽必烈野心勃勃，对于日本独立于蒙古帝国势力之外的状况，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察知忽必烈心情的大臣赵邙，于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上书，说日本自汉、唐以来久通中国，可以遣使通好。自是以后，世祖忽必烈开始把迫使日本通好的问题，安排在他的行动日程上了。
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忽必烈遣兵部侍郎郎赫德、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忽必烈在国书中，对这次遣使的目的讲的极其清楚，要日本效法高丽，举国来朝以通和好，如不相通好，将至“用兵”，令日本“王其图之”。
忽必烈在国书的开头，用“奉日本国王”字样，以区别日本与藩国高丽的政治地位，表示君临欧亚两洲的帝国皇帝对尚未臣服的日本国的对等关系。续而以高丽臣服作为通好的注解，已表示日本应选择的出路。最后以不通好将招致用兵的威吓语言作结束。忽必烈满怀信心的认为，地处海岛的日本，对于兵踏欧亚君临四海的大帝国的国书，是会奉若神明的。国书一到，日本可随之前来通好，“四海一家”的愿望即将实现。可是，忽必烈并不知道当时日本的政柄不在天皇朝廷，而在镰仓幕府，而幕府实权尽在执政北条时宗手中。北条氏以武士掌权，藐视公卿大臣，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根本未把元政府统治者放在眼里，甚至当时蒙古帝国强大到什么程度，也是狭隘的岛民们所无法想象的。
但蒙古使者郎赫德一行并没有见到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到巨济岛就因海中风大涛险，轻信高丽使者风涛险阻之词而轻易返航了。忽必烈下诏切责，并命郎赫德将书送至高丽，由高丽派使送至日本。高丽使臣薛皋在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正月到达大宰府（今天日本九州福冈，当时是日本外交以及九州守卫的军事中心），大宰府立刻将蒙古国书及高丽王书飞报幕府。这时的将军年仅五岁，由相模守北条时宗拥立不到二年，实为傀儡。年轻高傲的北条时宗，不屑一顾的将国书交给天皇政府去讨论。薛皋被安置在大宰府，款待甚薄，不理睬甚至长达五个月之久。
当时的龟山天皇政府讨论五个月，终于形成一个理由：书辞无理，不能接受，予以退回。镰仓幕府的态度和天皇不同，正当公卿大臣议论不休的时候，执政北条时政在文永五年（公元1268年）二月下旬，向西部幕府所属武士御家人下令备战：
蒙古人包藏祸心，窥伺本朝，近日甚至遣使来日，宜早戒备，以防不虞。
幕府对蒙古帝国的戒备较早，在正元元年（公元1259年）蒙古军进侵高丽时，幕府既由武藏守和相模守连署命令，命大宰府备战。那时在岩门和大宰府附近构筑工事、城郭，以防蒙军进攻。与此同时加强沿海要地的警戒，尤其是恢复对博多湾今津地带的守备，由大隅、日向两国的武士守卫。
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五月，忽必烈开始考虑用军事力量敲开日本大门，向高丽王下达扩军备战的任务，并命其造战船一千艘，大舰的载重量需达到三、四千石。同年九月，忽必烈再次命郎赫德经高丽出使日本，十二月高丽王遣门下省事申思等随郎赫德赴日。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初，郎赫德使节船到达对马，但对马岛守军拒绝其登陆。郎赫德束手无策，掳该岛塔二郎、弥二郎二人回国。忽必烈为了怀柔日本，对二日人款待甚厚，令元吏领他们参观都城。最后，命中书省作书付二人带回。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九月，二人回国。将元书呈交幕府，幕府随即交天皇朝廷讨论。这次并非是正式国书，因而给天皇政府提供了灵活回复的条件。
天皇政府的回信言辞不卑不亢，以不闻蒙古之国名为借口，拒绝通好，同时对忽必烈的威吓，以“非可以知竞，非可以力争”作为回答，甚为得体。但是，各地武士未见此信，听说朝廷回信，认为是屈从于外国的压力，因而大哗，镰仓幕府遂扣信不发。
忽必烈不见日本回信，于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十二月，派女真人赵良弼为国信使，出使日本。忽必烈决心打开日本的大门，为赵良弼准备了三千军队作为武力后盾，但赵良弼弃而不用，自带书状官二十四人赴日。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帝国，同时派忽麻林、王国昌、洪茶丘等率领一部蒙古军队进驻高丽国，特别在国信使出发地金洲（今庆尚道金海）附近，驻扎一部陆军和一部海军，为赵良弼助威。
大宰府探知忽必烈在高丽国境内驻扎军队及国信使赵良弼来日的消息后，立即上报幕府与京都。日本朝野惶惑不安，幕府严令各地武士备战。日本文永八年（公元1271年）九月十九日，赵良弼一行抵达博多湾西部今津港，引起博多湾的轰动。今津守率部持械围住赵良弼问其来意。赵良弼申明来意后，今津守延入板屋，但仍然以兵围之。次日，大宰府少贰藤原经资率军列阵于西山，然后会见赵良弼。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大宰府少贰和今津守都是当时日本的地方官职名，地方分大宰府、大国、上国、中国、下国等几类，官职有帅（从三位）、大贰（从四位下）、少贰（正五位上）、守（从五位上-从六位下）、介（正六位下-从六位上）等，由此可见，今津守相当于一个今天的警察所长，而藤原经资则是一个守备区司令员之类的角色。
见到藤原经资，赵良弼斥其无礼；藤原经资请罪后，索要国书以便转交政府。赵良弼说，国书将亲献于国王，若不允，呈大将军亦可。藤原经资辩解说，自大宰府以东，上古使者未有至者，今汝国使臣至此而不出示国书，何以示信？赵良弼说，隋文帝遣使来，曾郊迎成礼，唐时遣使皆得召见，王何独不见我朝使臣？赵良弼的质问，义正词严，藤原经资无言以对，但依旧不肯令赵良弼进京。最后，赵良弼以国书抄本交与藤原经资，藤原立即呈报幕府与朝廷。国书中说，历次遣使通信皆为边吏阻扰未得结果，特命少中大夫秘书赵良弼充国信使持书以往。希望遣使同来，不然发生战争将是不幸的。
这次国书较上次口气稍微委婉，将日本坚决不通好之责任，推给边吏，给日本朝廷留下回旋余地。但是，日本把信尾的战争威胁和在高丽境内驻扎大军，以及进攻南宋的军事行动联系起来，很难相信忽必烈通好的诚意。加之，逃到日本躲避战祸的南宋僧侣所表现的反对蒙古族入侵的民族情绪，以及具有巨大影响的日本僧侣非常同情南宋反对蒙古入侵的斗争，这一切都对幕府执权的北条时宗产生影响。在廷议中，幕府坚持不作任何答复，但日本公卿对于蒙古军进驻高丽、在金洲集结军舰的高压姿态，感到极度惶恐。在这种形式下，赵良弼使团留在大宰府一日，日本国的舆论就一日不安。因此，幕府命大宰府守护，将赵良弼送至对马岛，令其回国。同时派出一个级别低下的十二人代表团，由弥四郎带领，以镇西守护所使团名义，随赵良弼去高丽。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九月，日使弥四郎等入京后，忽必烈怀疑日使为国王所遣诈称镇西守护所使，遂不予以接见，令其回国。
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三月，赵良弼由高丽再次来到大宰府要求进京面见国王，大宰府守护所再次拒绝，不得以被迫回国。出使日本的国信使赵良弼回国，宣告与日本通好的努力失败，这对于雄心勃勃，扩张欲望极强的忽必烈来说，是难以容忍的。当时，元帝国已经向东征服高丽，向南平定大理、西藏和安南，向西由中亚进入欧洲，席卷俄罗斯、波兰、匈牙利，放眼天下，视线所极，也只有一个弹丸岛国日本了；而且当时的日本与苟延残喘的南宋政权关系十分密切，官方往来和民间交往十分频繁，对南宋的抗元战争有较大的帮助。征服日本，就可以卡断南宋的外援之路，使其坐以待毙。
但是，这种强烈的征服欲望，只是忽必烈决定发动侵日作战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公元1273年2月，元军占领南宋屏护江南半壁天下的重镇襄阳，蒙宋之间历时五年之久的襄樊攻坚战结束，南宋的战略防御体系被彻底打破，南宋的灭亡已指日可待。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元朝受降了大批的南宋军队，如何处理这些降兵降将，成了忽必烈的一块心病。全部编入元军，必然会影响全军的整体战力，而且忽必烈对这些南宋降兵根本就不敢信任；杀降，史已有鉴，忽必烈不想象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或项羽杀秦降兵二十万那样，给自己留下骂名，何况当时正是打江山的关键时刻，滥杀降兵，必然会招致汉人更猛烈的抵抗。最终，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发动新的战争，在战争中去消耗这些元帝国的包袱。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传说中日本极为富有。根据《旧唐书》记载：“倭国献琥珀、玛瑙，琥珀大如斗，玛瑙若五斗器。”《新唐书》也记载：“永徽中，倭献琥珀，玛瑙若五斗器。”掠夺财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本来就是一个根本的特征。
第一次东征日本
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四月，耽罗岛林衍起义，反对高丽王的统治，忽必烈乘机派元军驻高丽统帅忻都、洪茶丘和高丽将军金方庆，率军攻入耽罗岛镇压林衍。之后，元军于耽罗岛设招讨司，驻扎镇边军一千七百人，从而控制了日本与南宋间的海上通道，由此可以使元军可以全力进攻日本。随后，忽必烈召忻都、金方庆等至元大都（今北京）商议征日事宜。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高丽王造舰九百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三百艘，由金方庆负责建造；拔都鲁轻疾舟（快速舰）三百艘，汲水小船三百艘，由洪茶丘负责建造，并规定于正月十五日动工，限期完成。
六月，九百艘军舰完工，上报世祖忽必烈，忽必烈遂命令由蒙、汉、高丽三族军队组成的联军，东征日本。联军的核心是蒙古族部队计有蒙汉军二万人、高丽军五千六百人，加上高丽水手六千七百人，共三万二千三百人，由征东都元帅忻都、右副帅洪茶丘、左副帅刘复亨统帅，八月出发。
当时的蒙古军队经过成吉思汗的训练，军纪森严，每十人、百人、千人、万人各为一个战斗队，每队设一长率领，组织极为严密，因此英勇善战，战斗力很强。此外，元朝当时的火器使用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曾经威镇欧洲，所以火炮作为此次征日作战的秘密武器，出现在元军的战斗序列中。
而日本武士部队的基础是守、介地头制（庄头制）。这市是源赖朝建立幕府时期形成的兵制。任守、介地头职的武士，多为有功于历代将军或执权的家臣，即“御家人”。守，是掌握某一地方兵马大权的最高行政长官，但从其品秩看，也不过是从五位上到正六位下的中下级官员；地头，是管理公私土地进行征税的官吏，并对其管理的土地拥有警察权，其职位更低，隶属于守。他们按其管理的土地面积大小，蓄养私兵。某一守率队出征，其一族的家人、族人即成为该守部队的骨干随同出阵，守所辖的地头，亦率其家人、郎党自成一队，归守指挥。这种主从关系构成的部队，组织巩固，不易溃散，散而可以重聚。家臣以死于君主马前为荣，因此战斗力颇强。但是，这种队伍又各自为战，指挥不统一，战斗时偏重于一骑对一骑的单打独斗方式，因此战斗几乎是混乱、无组织、无纪律的，不易于指挥，无战术可言，根本无法和元军相抗衡，整体战力相当弱。
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侵日元军在忻都、洪茶丘、刘复亨三将的指挥下，十月三日从高丽合埔（今韩国镇海湾马山浦附近）出发，驶向对马。十月五日逼近对马岛。当地地头宗马允助国，召集八十余骑弛向元军登陆据点，双方展开激战。由于众寡悬殊，宗马允助国及其嫡子养子共12人战死，对马守护军全部被歼，六日占领对马岛。也有史料记载宗马允助国是在壹歧岛战死。十四日傍晚，元军攻入壹岐岛。元军二船约四百人先行登陆，部队上陆列好队伍后即立赤旗为标记，与守护军左卫门尉平经高（平内左卫门景隆）所率领的百余骑激战。经高军战斗不利，退于城内防守。十五日陷城破，经高自杀殉城。十六日，元军逼近了肥前沿海岛屿及西北沿海一带。
肥前是日本九州的西南沿海地区的古地名，包括了今天的长崎和佐贺两县。当时日本政府也是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在九州的大宰府设立总督府--太宰府，负责九州的军事防卫和国家的外交，因此肥前地区实际上是日本对外交流的窗口，多次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蚀和军事力量的打击，而它的佐世葆军港，至今还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重要基地，至于长崎，相信谁也不会忘记落在它头上的那颗原子弹带给世人的震惊。
大宰府西守护所少贰兼任“三前二岛”守护藤原经资得到元军进攻对马的战报后，一边上报幕府，一边部署防御。而战报在十月十七日方送到镰仓幕府，十八日至京都。到十月二十二日，方知对马岛为元军所占领，而这时，元日第一次战斗已经结束了。从这一情况来看，日本朝廷和幕府对元军侵日战争，没有任何具体的部署和指挥，战斗主要在大宰府少贰藤原经资的指挥下进行的。
元军并没有在肥前登陆向纵深发展，而是把主力转移向博多湾。十月十九日，元军舰队进攻博多湾，杀散海滨守军占领今津一带。由于今津一带地形不利于大部队展开作战，且距离大宰府尚有一日行程。因此元军当晚回到船上，准备次日进攻大宰府。
二十日晨，元军展开登陆战，一部元军从博多湾西部百道源滨海一带登陆，昨晚已在此布阵的第一线指挥藤原景资所率领的五百骑兵，并没有趁元军登陆半途截击，而是在元军登陆整顿好队型后，方才按日本当时会战的惯例，由主攻部队放“鸣镝”表示进攻开始，这种战术不过是中国春秋时期宋襄公的翻版罢了。日军由一名武士单骑溺战，冲在前边，大队骑兵随后冲杀。当日本武士骑兵部队逼近时，元军鼓声大作，杀声震天，硬弓短矢，大炮轰鸣，日本武士对元军的战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心惊胆战，战马惊恐不前；两军刚一接触，日本武士军队便死伤严重，百道源战场日军“伏尸如麻”，元军很快推进至鹿原。
另一部元军攻入百道源西部的赤坂，肥后武士菊池二郎武房率自己所部武士一百三十骑与元军展开战斗。大宰府少贰藤原经资所率领的武士部队，按一族一门的战斗组织形式，轮番与占领赤坂的元军进行殊死战斗，终于迫使这部分元军向鹿原方向后撤。火炮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元军撤退时，肥后武士竹崎季长率自己的族人四骑，尾追元军，负伤落马侥幸未死。元日战后，竹崎季长以自己参加战斗的经验和目睹实况为基础，绘画《蒙古袭来绘词》一卷，为研究元日战争留下了比较逼真的史料。在其中一幅画的左面，画有一个正在爆炸火光四射的球形铁火炮，说明火炮在这次战争中的应用。《太平记》中也记载：
“击鼓之后，兵刀相接，抛射出球形铁炮，沿山坡而下，形如车轮，声震如霹雳，光闪似闪电，一次可发射两三个弹丸，日本兵被烧害者多人，城上仓库着火，本应扑灭，但无暇顾及。”
鹿原及鸟饲一带的元军，继续登陆，扩大占领地面。日本北九州各地武士如怡土松浦党、原田一族、日田、栗尾、山田氏等所率各队武士，先后赶到战场，一队一队轮番进攻元军。尽管武士军队人数不少，但就每一队而言，都教元军为少，因而死伤惨重。
这时，另一部分元军从博多湾东部箱崎方向登陆，占领岸边松林，从背后夹击与百道源元军作战的日本武士。该地守军大友赖泰的武士队伍经不起元军的夹击，开始向东南方撤退。由于大友赖泰部队的撤退，与百道源元军作战的日军腹背受敌，被迫向大宰府水城方向撤退。
二十日，元军与日军激战了一整天，近傍晚时候，博多湾箱崎等地先后落入元军之手，日军被迫全军撤退，但元军紧紧咬住不放，随着撤退的日军节节进逼。元军左副帅、作战指挥刘复亨为了更好地指挥作战，从高坡走下骑马前进。这个情况被日军前线指挥藤原景资发觉，他立即引马搭箭，将其射落马下。元军统帅受伤，使进攻的势头略受挫折，加之天色昏暗，遂停止进攻。这时，日军方摆脱元军的追击，迅速退往大宰府水城。日军撤退后，没有来得及逃走的老幼妇女，被俘近一千五百余人。
夜幕降临后，战斗基本停止，受伤的左副帅刘复亨，先行上船。元军统帅忻都召集其余将领讨论明天的军事行动。经过一天的战斗，元军对日本武士的勇猛战斗，颇有惧意，而且对一队队参战的武士部队难以估计其准确数字，以为数倍于元军。同时元军虽然占领了滩头阵地，但死伤不少，兵疲矢尽，并且统帅受伤，这些对久经战阵的元军统帅忻都产生了影响，从而不能准确地判断出战争双方的形势。高丽军将领金方庆比较冷静，他看到当时的战争形势对元军比较有利，只要坚持苦战，便能攻克大宰府，保住阵地以待援军。所以，他建议：“我军虽少，但已入敌境，人自为战，即孟明焚舟、淮阴背水计也。”但是另有打算的忻都否决了金方庆的意见，他认为：“小敌之坚，大敌之擒。策疲兵入境，非完计也，不若班师。”于是忻都决定，全军撤退到船上，明日班师。
如果元军就此班师回去，到也不算失败，顶多是打个平手，但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忻都决定班师的前一天晚上，博多湾出现了罕见的台风暴雨。
日本群岛四面环海，除东北部沿海外，均被来自热带太平洋的暖流所环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潮，气候形成较温和潮湿的海洋性季风气候。在每年八、九、十月间，日本西部和南部常遭台风袭击；博多湾恰好正位于台风的袭击区内，恰好就在元军准备回国的最后时刻，台风也恰好赶到了。
由于不熟悉地形，元军停泊在博多湾口的舰队一片混乱，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台风渐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无法相救。忻都怕日军乘机来袭，下令冒雨撤军回国。此役，元军死亡兵卒达１。３５万人。日本史书则称之为“文水之役”。
第二天即二十二日早，日军在大宰府水城列阵，但不见元军进攻，派出侦察人员始知博多海面已无元军船只，元军撤退了。日本朝野对突如其来的台风赶走元军十分惊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称为“神风”。此后“神风”陪伴了日本人670多年，直到公元1945年。
第二次东征日本——忻都抢功，破坏作战计划
“文水之役”后，日本镰仓幕府吸取了教训，懂得以往的计划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必须从新整顿军备，巩固国防。北条时宗增强了本州岛西部的兵力，然后开始在博多湾沿岸建造石坝垒座作为反抗元军入侵的防御工事。石坝西起今津，东至箱崎，坝高约五、六尺，厚约一丈，沿自然地形长达二十余公里。这个工程由大宰少贰藤原经资负责建造，凡在镇西领有土地的武士，按其领地面积多少，分担筑坝的任务。该工程费时五年，直到弘安三年（公元1280年）方始完工。这个石坝在元军第二次入侵的防卫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天，在今津一带尚有抗元石垒的遗迹，这里早已成了福冈市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大概很多中国人也去过吧，为发展日本的旅游事业作了不少贡献。
幕府在加强镇西防务力量的同时，在建治元年（公元1275年）十一月，下达“异国征伐令”，准备入侵高丽。命大宰府少贰藤原经资准备船只和水手，并动员镇西和中国西部的武士参加出征部队。原定于建治二年（公元1276年）三月准备齐妥，即刻出发，但届时幕府并未下令出征，而是将动员起来的武士用于修筑石坝，以加快石坝的进度。不过，既然幕府以出征高丽作为动员武士的借口，尽管部队没有出征，已有部分武士未经幕府批准，即自行侵扰高丽南部沿海。为此高丽王呈请忽必烈迅速进攻日本，以解本国受日本扰边之苦。
元世祖忽必烈第一次派遣元军入侵日本的目的，在于威吓日本，使其迅速通好，尚无灭日的决心。忻都等元军统帅利用忽必烈的这种想法，巧妙地掩饰了遭风败退的事情，以“入其国败之”的战绩，上报世祖。忽必烈信以为真，认为日军在元军的打击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必将立刻与元通好。因此，大赏征日有功将士，同时决定派出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等，携带国书出使日本，以求通好。四月，元使杜世忠一行绕过大宰府，直抵长门室津（今天日本本州西南沿海山口县），企图顺利地闯过关卡，到达京都或镰仓。但长门守护却将元使杜世忠等人押送大宰府，然后上报幕府。北条时宗得到此消息后，立命将元使送至镰仓。
九月七日，刚愎自用的北条时宗，既无接受国书，也不考虑其他后果，下令将元使杜世忠一行三十余人斩首于镰仓龙口，只放逐了四名高丽船员。因此，元使被杀的消息并没有立刻传入元都。
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元统一中国。这是忽必烈注意到杜世忠等尚无消息。南宋降将范文虎奏请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日本政府，请求通好。范文虎的使者周福，在同年六月入日，八月被杀于大宰府。忽必烈要求通好的努力毫无结果，迫使他下了征服日本的决心。同年，忽必烈任命忻都和洪茶丘为第二次征日的元军统帅，同时命令高丽王再次造舰九百艘。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杜世忠被杀的消息传来，忽必烈征日决心始定，遂着手建立海军。
忽必烈命范文虎去江南收集张世杰旧部及其他自愿从军者计十万人，战船三千五百艘，组成江南军，由范文虎统帅，从庆元（今浙江宁波）起航，跨海东征日本。这一路军队的派出，很大程度是由于南宋灭亡后处理投降兵卒的需要。另一方面，另命洪茶丘至东北，招募沈阳、开原等地自愿从军者三千，归洪茶丘统领。忻都仍统领蒙族军。又任命高丽将领金方庆为征东都元帅，统帅高丽军一万、水手一万五千，战船九百艘，军粮十万石。三军合计近四万人，组成东路军，取道高丽东征日本。军事部署完成后，忽必烈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正月，召集两路征东军统帅会议，并任命宿将阿刺罕为两路军总指挥。会议确定，两路军各自择日出发，于六月十五日至壹岐岛会师。同时，忽必烈命令各船携带农具，以备占领九州后做囤田之用。由此可知，忽必烈征服日本之心甚坚，并作了长期征战的打算。
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初，元世祖忽必烈征日军事部署已经基本完成，即将择日下令出征。恰值此时，高丽王上书朝廷称日本武士犯边。于是，元世祖下令征日大军出发。五月三日，元军东路征日军进攻对马岛的世界村（上岛佐贺浦）、大明浦，守岛日军奋勇抵抗，但因重寡悬殊，全部战死。元军占领对马岛后，不顾忽必烈的指示，大肆杀掠。五月二十六日，东路大军进入隐歧岛。元军占领隐歧岛后，理应按忽必烈在军议会上的指示，在此等待江南军。但是，忻都自恃有上次战争的经验，且兵力多于上次，尤其是出于对于南宋降将蔑视的心态，恐怕江南军抢占首功，因而在没有对日军的防御措施进行侦察的情况下，贸然率军自隐歧岛出发，驶向博多湾。
这里有必要作出解释。在有些资料中，称江南军和东路军的会师地点是壹歧岛，而在有的历史资料中，则说是隐歧岛；对于东路军先行攻占的岛屿，壹歧岛还是隐歧岛也争论不清，更有人将二者混为一谈。实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点。壹歧岛属于今天的长崎县，在九州的西南；而隐歧岛则属于本州中国地区的岛根县，在九州的北面。从第一次东征的情况看，元军过对马海峡，占领壹歧岛，逼近肥前沿海，说明这个壹歧岛就是今天长崎县的壹歧岛，而由于这里离陆地近，登陆比较容易，再加上第一次东征元军又占领过，因此第二次东征很可能就把两军的会师地点放在这里；而忻都在第二次东征中先占领的岛屿，很可能是隐歧岛，在骚扰了日本的长门（今山口县）和九州北部后，才南下赶往壹歧岛与江南军会师，这也符合东路军的进军路线。当然，也可能忻都并未攻占隐歧岛，而是直接进攻了壹歧岛，然后又由此北上进攻博多湾，这也比较符合常规上习惯。笔者很难从这两种可能中作出取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会师的地点应该是壹歧岛
六月六日，东路军舰队出现在博多湾附近海面。与此同时，忻都还派出一只小型舰队，前往长门海域，以牵制长门的守军，使其不敢救援大宰府。元军进攻长门的消息，震惊了镰仓幕府和京都。民心不稳，舆论惊慌，以致市中无米，民有饥色。谣言一个接着一个地传来：元军占领九州、元军已从东海、北海入侵等等。朝廷的公卿大臣尤为恐慌，在朝议中甚至有人主张迅速将朝廷迁往关东，招募武士浪人守卫京都等。后宇多天皇亲临神宫祈祷七昼夜，龟山上皇在清水神社祈祷，又派人去伊势神宫祝词：愿以身代国难。各王公大臣纷纷向寺、社献币、写经、诵经。
北九州镇西守护所得知元军入侵对马、隐歧后，在镇西奉行少贰藤原经资率领下的守护部队立即进入沿海石坝阵地，严阵以待。总指挥仍为藤原经资，大友赖泰作副手，在他们领导下，有藤原领导的“三前二岛”的御家人武士部队、大友的丰后武士部队、筑后守护北条宗政、肥后守护安达成宗的、以及岛津久经所率领的萨摩、大隅、日向三地的守护武士部队。参加第一线的战斗人员大约有四万余人，连藤原经资的父亲、八十四岁的入道觉惠都积极地参战。此外，四国和中国地方部分御家人和武士，参加了九州的战争，宇都宫贞纲率领约六万中国地方的武士部队，作为增援军在必要时将前往筑前。
元军舰队驶进博多湾才发觉，沿海滩头筑有石坝，登陆战的实施困难很大。忻都派出小股部队，侦察终日，始知志贺岛和能古岛防御薄弱，未筑石坝，遂命令舰队*近志贺岛下锚。元军第一次侵入博多湾，是以突然袭击而得手的，第二次侵入侦察终日未能登陆，为日军防御赢得了整整一天时间，已不再是突袭而是强攻了。
六月六日夜幕降临时，熟习近海作战的松浦党御家人草野次郎经永，率少数部下分乘两小舟偷袭元军，是、纵火焚船，乘元军慌乱之际斩首二十一级。这一果敢行动引诱其他武士效法，偷袭元军彻夜不断。元军为预防偷袭，将大船调于外围，日本船小难以正面冲击。偷袭者至，元军以石、矢投射，日本武士的小船非碎即穿，损失逐渐增加。日军统帅藤原经资下令，若无命令不准进行偷袭。
七日晨，由洪茶丘所率元军登陆占领志贺岛，与元海军形成犄角之势，扩大了占领区。在博多湾的南侧，有一条狭长的半岛，在半岛的西北角，隔着一泓碧水，竦峙着一座小山那便是志贺岛。八日和九日，元日两军的陆战，就集中于这个狭长的岛屿之上。志贺岛在海潮退时，露出海滩直通陆地，元军试图从海滩突破，进攻博多守军后路。因此杀争夺战相当激烈。据《张成墓碑铭》记载：
八日贼遵路复来。君率缠弓弩，先登岸迎敌，夺占其要，贼弗能前。日贼军复集，又返败之。明日倭大会兵来战，君统所部，入阵奋战，贼不能支，杀伤过众，贼败之。
战斗越来越激烈，高丽军也投入了这场争夺战。日军副指挥大友赖泰之子大友贞亲亲率日军突入，击退元军和高丽军，恰遇洪茶丘。幸亏王姓万户长率军抢救，战退日军，洪茶丘方免于难。九日，日军又发起进攻。在这狭长的滩头阵地，元军不能发挥其所长，恰好适应了日本武士一人一骑的战斗方式，因而元军伤亡很大。据日本史书记载，元军被杀千余人。战斗进行到六月十三日，元军未能前进一步。这时正值六月（公历七月）盛夏，长期船上生活和战斗，蔬菜、饮水供应困难，疫病不断发生，病死者已达三千余人。元军处境不妙，抢占博多湾的计划已难以实现。因此，忻都等决定，于六月十五日率军撤离了志贺岛，驶向壹歧岛，与江南军会师。
血战之后的志贺岛，却并未平静；相隔503年后，也就是清干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志贺岛的一位名叫甚兵卫的普通农民在不经意中，却发现了一枚价值连城的国宝--中国汉光武帝赐给日本当时倭国国王的“汉委奴国王”金印！不知道这是否又是个巧合呢？金印现存大濠公园内的福冈市美术馆。印形四方，宽2.3厘米，厚0.8厘米，上部把手是近乎蛇形的雕刻，全部重量为108克。印面文字系阴文篆书体“汉委奴国王”五个字，分成三行：第一行为“汉”字，第二行为“委奴”，第三行为“国王”。字体刚健朴厚，颇有汉代刀法遗风。现在的志贺岛与半岛筑堤相连，也因那里的“金印公园”而名闻遐迩了。
第二次东征日本——又遇神风
江南军亦未按时到达指定会师地点。
五月，征日行省侦知，*近大宰府的平户岛守军皆调至大宰府，应以该岛作为两路军的会师地点。忽必烈将此情报通知两路军统帅阿刺罕，由他做出决定。阿刺罕作出两路军会师平户岛的决定后，在六月初病死。忽必烈任命阿塔海代替阿刺罕职，由于人事更动，致使范文虎江南军未能按期出发。范文虎于六月初已派出先遣舰队去壹歧与东路军联系，不幸这只舰队误至对马，然后始至壹歧。九州日本守军知道江南军（尚不知是先遣军）至壹歧岛，总指挥藤原经资率一部分军队进攻壹歧。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激战二日日军不敌，退走。
范文虎因先遣舰队已经出发不宜久等，遂在阿塔海未到任的情况下，命江南军于六月十八日分批开航。阿塔海于六月二十六日到庆元，这时江南军已全部离港，所以阿塔海未能参与江南军的指挥工作。此时军中无主，身为江南军指挥的范文虎便借机暗中操纵手下亲信，使他们推举他为两军主帅。
范文虎青玉押，方形，虎钮，高2.7厘米，边长3.5厘米，虎作卧状，俯首盘尾，两目平视，作捕食姿势，形象逼真，1956年安徽安庆棋盘山范文虎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范文虎其人，是个志大才疏的庸碌之辈。他原为南宋将领，是当时南宋权臣贾似道的女婿，当蒙宋襄阳攻坚战打的最激烈的时候，曾先后两次率领南宋军援襄，但均遭惨败；咸淳八年（1272年）春，范文虎为保存实力，坐视南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部下总管张顺、路分钤辖张贵陷入苦战而不救，致使“二张”所部全军覆灭。范文虎投降蒙古后，对自己原来的同胞又变得异常凶残，在元将伯颜攻占南宋国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之战时，担任东路水军先锋，率先攻占盐官县（今浙江海宁市），切断临安宋军的逃跑之路，为元朝立下大功。
据说当元人进入南宋都城杭州后，南宋朝廷宗庙被洗劫一空。当时有个姓金的，世代为伶官，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一天，金某在路上遇见左丞范文虎。范文虎在宋朝为殿帅时，就与金某熟识。他见了金某说：“过几天朝廷举行宴会，你来献技，不愁没有吃穿。”后来金某如期前往，在宴会上表演优戏，插科打诨说：“某寺里有座大钟，但一连几天，寺奴都不敢敲这口钟。主僧询问原因，寺奴说：‘近来钟楼上有位巨神，样子很怪，我不敢上楼。’主僧连忙去看。那巨神见了主僧，立刻倒身下拜。主僧问：‘你是何神？’巨神答道：‘钟神。’主僧反问道：‘你既是钟神（忠臣），为何还下拜？’”以此来讽刺范文虎。
江南军在七月底全军进入指定阵地，范文虎与东路军会师之前，所属各部尚未与日本作战。会师后，除部分军队驻守平户岛外，其余全部元军于七月二十七日开往屯鹰岛。元军先头部队遭到日军舰队的截击，战斗进行了一天一夜，直到天明，日军才撤退。范文虎与忻都等相议，“欲先攻大宰府，迟疑不发”。两路大军会师后，军势大振，本应立即进攻大宰府，之所以迟疑不决，其一是因为各路指挥官内部矛盾重重，洪茶丘与高丽军统帅金方庆仇怨甚深，范文虎又被诸将所轻视，结果意见分歧，指挥难以协调；其二大概是看到了台风到来的前兆，《元史》中记载当时“见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会青髯见于水上，海水作硫磺气”，元军两路统帅均无航海常识，见台风前兆不知躲避，如果当时退到平户、壹歧、对马或高丽，尚可保全。由于在海上迟疑了一天，遂导致全军覆没。
八月一日，台风袭来，元军船毁人溺。《元史通俗演义中》记载：
“俄觉天昏地黑，四面阴霾，那车轮般的旋风，从海面腾起，顿时白浪翻腾，啸声大作。各舟荡摇无主，一班舵工水手，齐声呼噪，舟内的将士，东倒西歪，有眩晕的，有呕吐的，就是轻举妄动的范文虎，也觉支持不定。当下各舟乱驶，随风飘漾，万户厉德彪，招讨王国佐，水手总管陆文政等，统是逃命要紧，不管什么军令，竟带着兵船数十艘，乘风自去。”
元军师丧大半，江南军张僖所部和也速都儿所部，因见天气恶劣，夜里停泊时，命将战舰各去五十步下锚，因而避免了台风袭击时各舰船互相碰撞，所以损失极小。台风过后，张僖和也速都儿即乘船各处搭救元军将士。江南军总指挥范文虎旗舰破碎沉没，抱船板漂流海上，被张僖所救。张僖立即向范文虎建议，江南士卒未溺死者尚有半数，且皆为青壮战士，可以重整旗鼓进行战斗，利用船坏后将士没有退路义无反顾的心理，强行登陆，因粮于敌，扩大战果。从当时形势来看，这个建议是可行的，但是，刚刚脱险的范文虎已经被台风夺去了斗志，坚持要立刻回师。他对张僖说：“还师之罪，我辈当之，公不与也。”（张僖只得分船于范文虎，收集残卒共同班师。这时平户岛尚有被救起的四千军卒无船可乘，范文虎竟然命令弃之不顾。张僖不忍，将船上战马弃于岛上，载四千军卒回国。
范文虎回国后，被遗留在日本海岛上的元军士卒，大部分被日军杀害。据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从日本逃回的士卒反映，被遗留在各岛的元军士卒约三万人。因将领皆走，众人推举张姓百户长为帅，组织伐木为舟，伺机回国。八月七日，日军乘船逐岛搜捕，约三万元军除一部分被俘外，其余战死。九日，日军将被俘元军带至八角岛，从中选出新归附的南宋人和工匠、农民留作奴隶，其余尽杀之。被幕府留做奴隶的人中，有部分人如莫青、吴万五以及江南把总沈聪等得以逃回。
第二次东征日本的战争和第一次一样，最终也因遭遇台风而失败。蔡东藩所著《元史演义》中记载，江南军十万之众，“有二、三万人丧身刃下，有二、三万人溺毙海中，还有二、三万人，作日本俘囚。日本问是蒙古兵、高丽兵，尽行杀死。惟赦南人万余名，令作奴隶，后来逃还中国，只有三人。”。这条记载明显失实。据现有史料可知，元军两路大军的损失轻重不一。东路大军中高丽士卒和水手共二万七千余人，台风后归国者约一万九千余人，损失约七千余人，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减去战死和死于疫病者，则溺于台风的人数还要减少。由高丽水手驾船的蒙、汉军队的损失亦可按此类推。所以，年过五十六岁的百户长张成，能够在元日战争中得以生还，并留下一块记述元日战争的墓碑铭，就不足为奇了。相反，江南军的损失比较惨重，只有张僖和也速都儿部得以全军返还，其余各部均损失惨重。据张僖的估计，台风过后尚有半数军兵尚在，即五万人左右，回师时范文虎抛弃了一些，因而“士卒十丧六、七”的估计是可信的。元世祖忽必烈准备数年的侵日战争，因用人不当，以致江南大军十万之众，三千五百艘战舰，不见一阵，丧师而还。
后来忽必烈决心再度东征日本，开始建造大船、训练海军和培训水手。从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二十三年（公元1284年）、二十五年（公元1286年）、二十六年（公元1287年）、二十七年（公元1288年），忽必烈一再下令征日，但都因大臣劝阻或人民起义，使征日之举未能实现。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正月，元世祖忽必烈死去，征日计划也就束之高阁了。
日本广泛流传着这样的传奇故事：“神风”在元朝时期曾两度施威摧毁蒙古入侵者的舰船，将日本从危难之中解救出来。此后数百年中，日本人一直对“神风”顶礼膜拜，兴起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然而，科学最新发现却否定了这个传奇故事。近期发表在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的一项考古新发现指出：拙劣的造船工艺和船体设计是导致蒙古舰队葬身鱼腹的主要原因。
忽必烈第一次远征日本遇上台风，日本人称是“神风”救了他们。历史记载，公元1274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督洪茶丘，以900艘战船，1.5万名士兵，远征日本。元军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很多辉煌战果。
井上靖这样记载：蒙古于“公元1274年10月初，占领了对马、壹岐两岛，继而侵入肥前松浦郡……使日军处于不利，不得不暂时退却到大宰府附近。元军虽然赶走了日军，但不在陆地宿营，夜间仍回舰船。当元军回船后，恰遇当夜有暴风雨，元舰沉没200余只，所余元军撤退，日本才幸免于难。”
台风乍起之时，当时由于不熟悉地形，元军停泊在博多湾口的舰队一片混乱，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台风渐停，但暴雨又至，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无法相救。忻都怕日军乘机来袭，下令冒雨撤军回国。此役，元军死亡兵士达1.35万人。日本史书则称之为“文水之役”。
第二天即22日早，日军在大宰府水城列阵，但不见元军进攻，派出探子始知博多海面已无元军船只，元军撤退了。日本朝野对突如其来的台风赶走元军十分惊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称之为“神风”。此后“神风”陪伴了日本人670多年，知道公元1945年。
忽必烈第二次东征日本，又是一场巨大的台风让元军惨败。
公元1281年，忽必烈“以日本杀使臣为由，集结南宋新附军10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兵分两路：洪茶丘、忻都率蒙古、高丽、汉军4万，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问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9000艘，从庆元、定海启航”。高丽国王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500名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然而，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处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与东征元军进行了激烈战斗。
元军因高丽、汉、蒙古统率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萌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双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没有看到胜利的希望。两个月之后，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库树海岸，蒙古军再次企图撤入海上，但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在这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1/3，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汉文史料也记载，由于元军战舰“缚舰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风席卷中“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宣告失败。
美国考古学家对打捞上来的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发现蒙古战舰粗制滥造、质量低劣。
虽然，在古代文献中确实能够找到关于那两场日本台风的记载，然而根据现存证据，研究人员无法判断出那场风暴的具体强度，以及风暴与蒙古舰队的沉没究竟有多大关系。美国得克萨斯农业机械大学的考古学家兰帕德佐佐木对1981年从朝鲜附近打捞上来的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和分析。佐佐木表示：“很多蒙古战舰龙骨上的铆钉过于密集，甚至有时在同一个地方有五六个铆钉。这说明，这些肋材在造船时曾反复使用，而且很多龙骨本身质量就很低劣。
据汉文史料记载，公元1274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高丽王造舰900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300艘，有金方庆负责建造；拔都鲁轻疾舟（快速舰）300艘，汲水小船300艘，由洪茶丘负责建造，并规定于正月十五动工，限期完成。6月，900艘军舰全部完工。
当时，造船工业发达的中国江南及沿海地区尚未被蒙古完全征服，部分地区仍在南宋军队的控制之下。所以，忽必烈不得不将造船的任务交给技术较为落后的高丽人。一方面，高丽人对于造船很反感，认为元朝出兵日本肯定会要求高丽参战，这必然将给高丽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让造船技术落后的高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忽必烈强压的任务实属难事。高丽人只得在匆忙间敷衍了事，这些舰船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蒙古军队的大多数战舰都是平底河船，而此种舰船的结构并不适于航海作战。至于舰船的设计，据史料记载，1281年蒙古军队的大多数战舰都是平底河船，采用了当时较为流行的水密隔舱设置，但是此种结构并不适于海上航行。
还有研究认为，除了舰队拖后腿之外，蒙古人的后勤和装备也比不上日本人。若单论吃苦耐劳，当时的蒙古战士无人可敌，必要时他们可以*生吃马肉、喝马血维持生命。蒙古人作战向来机动性为第一，一般只带很少的给养，士兵的吃穿问题主要*掠夺战地的平民百姓来解决。可是在这两次战争中，蒙古人偏偏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他们一直未能突入日本内地居民区，自然不可能有平民供其掠夺。
此外，日本人的武器也优于蒙古人。当时日本的冶炼技术和刀具制作工艺世界一流，日本战刀的性能只有北印度和西亚出产的大马士革钢刀可以媲美。古代最优良的钢按性能排列依次为：大马士革钢（铸造花纹钢），日本钢（暗花花纹钢），马来钢（焊接花纹钢）。中国最好的钢（镔铁）其实也是一种焊接花纹钢，不过性能没有马来钢出色。日本除了具有好钢以外，其战刀的优良性能还来自于其独特的后期淬火工艺。日本刀制造成本低廉，使得普通民兵都可以拥有一把好刀，而蒙古军队所使用的镔铁刀质量较差，很多大刀在对砍中卷了口、失去了利刃。
在两次战争中的八年间隙期间，日本人似乎还改进了他们的弓箭。第二次东挣时，蒙古人发现对手弓箭的射程和穿透力都有了很大提高，已经与蒙古强弩不相上下。从保留至今的图画看，日本人的长弓与当时最先进的英格兰长弓有几分相似，长约1.5米。由于日本人本来就很矮小，画面上的日本弓箭手好象比他们所持的弓还短。
所以在二战里，日本以“神风”命名他们的自杀飞机部队，就是希望可以像借助当年吹翻蒙古海军的“神风”一样，消灭美国的进攻舰队。
元军在海上不知道是遇到"神风"还是遇到日军，结果漂流到四国，战舰全完，又没有大炮、弓箭、马匹（全在东海龙宫），砍树造船，结果没有时间，造到一半就被歼灭了，而范文虎主将却早在前些时间开溜了…… 把全军15万落到日本，而自己就跑了，全军造船不及，被小日本全逮了，只有3人回来……
关于十三世纪元帝国两次入侵日本的惨重失败，当时从东亚到欧洲的许多史籍都有记载，不过最原始的纪录来源不外三处：一为元帝国的记载；一为朝鲜的记载；一为日本的记载。这三种记载都有偏颇，相互矛盾处很多，所幸都不是孤证，又有考古发现作旁证，互相比较之后我们不难发现真相。
其中朝鲜人的地位接近局外人，跟战争没有太多利害关系，因此他们 的记录更可信些。蒙古人对日本的进攻起因于日本不肯臣服于蒙古帝国。忽必烈多次派使者赴日本要求日本称臣纳贡，高丽国王也致书日本人要求他们向蒙古人屈服，但每次日本人都轻蔑地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面对这样的冒犯，君临天下的蒙古大汗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武装攻日遂不可避免。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次进攻日本时，南宋尚未灭亡，忽必烈仅控制了北方中国，当时元帝国正集结重兵准备南征，用以进攻日本的军队并不多，汉人也 不是此次侵日的主力。
忽必烈执意要控制日本，除了显示大可汗的权威外，还有许多更实际的考虑。蒙古大汗虽富甲四海，可因为蒙古贵族对奢侈品的旺盛需求，再加上蒙古人拙于理财，蒙古帝国的财政时常捉襟见肘。忽必烈之前的两位大可汗贵由和蒙哥都以挥霍无度著称，他们购买奢侈品主要以贵金属支付，对部分拖欠的 债务甚至以未来的战利品做抵押。
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激战四年，这场蒙古人之间 的内战无利可言，自然使蒙古帝国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而 日本在过去数百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银产地和出口国， 这个富裕的岛国在急需硬通货的蒙古贵族眼里无疑是块肥肉。
公元1274年，进攻日本的远征军由朝鲜扬帆出海，驶往九州岛，远征军共两万五千人，其中蒙古人和高丽人大约各占一半，还有部分女真人和少量汉人。远征军的统帅为蒙古人忽敦，两位副统帅为高丽人洪茶丘和汉人刘复亨。元军航行至博多湾，首先攻占并蹂躏了对马岛和壹歧岛，然后分三处在九州登陆攻入内陆。三路入侵军队中，一路为主力，两路为策应，主力部 队的登陆地点大约在长崎附近。
面对第一次“蒙古来袭”，日本镰仓幕府调集部分正规军 迎战，九州沿海各藩也紧急组织武士和民兵参战。惨烈的战斗进行了二十多天，日本人战术较为落后，在开始的战斗中蒙受巨大伤亡，但他们仍然成功地阻止了元军的推进。在相持了几天后，日本人渐渐适应了蒙古人的战术，于是开始反击。主要由武士组成的日本重骑兵队尤为英勇，他们在弓箭手的支援下冒着箭雨列阵冲击敌人，与敌军贴身近战，使蒙古人的弓箭优势失效。刘复亨在激战中阵亡，元军折损大半后退回海滩依托回回炮防守。至此元军伤亡惨重，进展无望，他们的败局已不可避免，由于箭和给养都即将用尽，元军无力继续守住阵地，他们只得上船撤退。在返回朝鲜的路上，元军的舰队遭风暴袭击，遭受了一些损失，不过大部分船只安全回国。
此次战役日本史称“文永之役”，蒙古人在东亚第一次遇到了装备训练和勇气都不逊于自己的对手。高丽人在战斗中主要负责近战，他们因遭受日本人的正面冲击而损失惨重。故而高丽人对日本军人的战斗力，尤其是日本人的战刀印象深刻，据说元军普通士兵的刀剑与日本刀一碰即断。相对来说，使用弓箭的蒙古人损失小一些，在他们看来，日本人的弓箭虽威力强大，但射程很短，不能跟蒙古角弓相比。
这里再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战刀：当时日本的冶炼和刀具制作技术世界一流，日本战刀的性能只有北印度和西亚出产的大马士革钢刀可以媲美。古代最优良的钢按性能排列依次为大马士革钢（铸造花纹钢），日本钢（暗光花纹钢），马来钢（焊接花纹钢）。中国最好的钢（镔铁）其实也是一种焊接花纹钢，不过性能没有马来钢那样出色，中国最好的刀剑一般由进口的马来钢制造。大马士革钢为高级合金钢，冶炼技术复杂，成本高昂，具体制造技术已失传。在古代，大马士革钢刀一般只有贵族才能拥有。最顶级的大马士革钢刀为乌兹钢刀，产于印度，其次为斯切尔弯刀，产于波斯。斯切尔弯刀的做工和装饰极尽精致奢华，是蒙古贵族的爱物。相比之下，日本钢其实并无太大特色，日本战刀的优良性能主要来自其独特的后期淬火工艺。大马士革钢刀性能固然卓越，但日本刀制造成本低廉，日本的普通民兵都可拥有一把好刀。
平心而论：若论吃苦耐劳，当时的蒙古战士无人可敌，必要时他们可以靠吃生马肉，喝马血维持生命。蒙古人作战时机动性第一，一般只带很少的给养，士兵的吃穿问题主要通过掠夺战争地区的平民解决。可这次战争中蒙古人偏偏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他们一直未能突入内地居民区，自不可能有平民供他们掠夺。因此日本人的战术可谓十分高明，当然这也需要日 本军队的战斗力做后盾。
第一次侵日战争结束后，忽必烈认为日本人已领教了蒙古 人的威力，遂再次派使者去日本要求臣服，但日本人很干脆地将蒙古使者斩首。忽必烈自然不会忍气吞声，在统一中国之后，他便着手准备第二次海上入侵。军队由中国各地，蒙古和高丽招集至沿海地区接受登陆作战训练，远征军的粮秣补给也源源不断从全国各地征集，同时高丽和中国东南沿海的造船厂也昼 夜赶工，制造大小战舰和运兵船。
如此大规模的远征准备自然无法保密，日本人严密侦视元 帝国的动向，对即将到来的第二次“蒙古来袭”做了充足的战争准备。此时日本政局稳定，北条时宗对镰仓幕府和日本各藩的控制远胜以往，因此日本人能够动用更多的人力物力抗击入侵。幕府在九州征用民夫于博多湾一带敌人最有可能登陆的地区沿海滩构筑了一道石墙，用以阻碍蒙古骑兵。当敌人进攻日期临近时，北条宗盛和北条宗政分别率精锐武士军开往本州和九州沿海地区布防，北条宗政的镇西军后来成为战斗的主力。同时九州各藩开始动员民兵，日本其他地区的武士也赶来参战。
公元 1281年，元帝国庞大的远征军由江浙和朝鲜两地同时出发。此次出征的军容十分壮观，共有大小船舶近五千艘，军队约二十万，其中蒙古人四万五千，高丽人五万多，汉人约十万，其中汉人大半为新附军（收编的南宋军），远征军中蒙古人自然是作战的中坚。北方出海的舰队于五月底如日本人所料抵达博多湾，在等待南方舰队期间，蒙古人轻易攻占了博多湾的几个岛屿，岛上的居民全部遭屠杀，岛上的建筑物也被尽被毁坏焚毁。六月上旬，南方舰队抵达，两支庞大舰队在九州外海会合，之后元军开始登陆作战，登陆地点九龙山距上次战争主力部队登陆的地点不远。这次远征军遇到了更顽强更有效的抵抗，日本军队以石墙为掩护，不断击退元军的进攻，还伺机组织反冲锋。日本人最成功的一次反击击溃了高丽军主力，高丽军统帅洪茶丘被俘杀，几名蒙古高级指挥官也相继阵亡。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远征军的损失已超过三分之一，但依然不能突破石墙。到七月下旬，元军的粮草和箭已基本告罄，此时无论蒙古人还是日本人大概都以为这次战争的结局将和上 次相同，会以元军的撤退收场。
八月一日，太平洋上突然刮起了猛烈的飓风，风暴持续四 天，元军南方舰队的舰船基本被毁，北方舰队的舰船也损失大半。北方舰队剩余的舰船搭载指挥官以及部分蒙古军和高丽军逃离战场驶返高丽。南方军的指挥官和部分高级官员眼看回天无术，也只得丢下大部队，乘南方舰队残存的几艘船逃离。此时九龙山的海滩上尚留有近十万元军，这些人失去了补给和退路，又无力突破日军的防线，现在只得等死。三天后，日本人开始反攻，将残存的元军驱赶至一处名为八角岛的狭窄地区，然后纵兵攻击。元军大部被杀，剩余的两万多人作了俘虏。日本人按照蒙古人的标准把俘虏分四等，前三等，即蒙古人，色目人，女真人，高丽人和北方汉人全部被处死，四等的唐人（南方汉人）免死后成为部民（贱民）。今天的博多湾还有一座名为“元冠冢”的小山，据说是当年元军将士的集体墓地。
在这次惨败中，南方军只有三名士兵逃脱，他们拼凑了一 艘小船，幸运地漂回中国。忽必烈透过这三位幸存咧沼谥？了战败的真相，此次战争的副统帅范文虎被斩首，其他官员也 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日本史称第二次蒙古入侵为“弘安之役”，此次战争日本人投入的军队论质量和数量都远胜过“文永之役”，蒙古人在战术上没有丝毫的优势。按照日本人的说法，蒙古人的战斗力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强大，日本武士在各方面都胜过他们，尤其在装备和战技方面。日本人装备的优势不仅在于战刀，也在于武士的铁甲，据说只要距离稍远，蒙古弓箭就无力穿透武士的盔甲。日本武士完全脱产，自小开始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的战技胜过蒙古人毫不奇怪。蒙古人的记载称日本人擅长单打独斗，这可以和日本人的说法相印证。日本人对元军中的汉人评价最低，在他们看来，汉军贪生怕死，士气低落，是标准的鱼腩部队。不过汉人打仗不行，做奴隶倒合适，因此日本人 最后赦免了部分汉人。
覆亡蒙古舰队“豆腐渣”战船
公元1274年和1281年，日本两次从蒙古大军的攻击下死里逃生，日本人将此归功于天佑日本的“神风”。然而最新的考古发现却表明，蒙古军队使用的“豆腐渣”战船才是战争逆转的关键。
公元1274年10月，元至元十一年，九百多只舰船组成的蒙古舰队在朝鲜合浦（今韩国东南庆尚道）整装待发。这支舰队的统帅是蒙古人呼敦，他奉忽必烈的命令去征讨不肯向蒙古人纳贡称臣的“蕞尔小邦”——日本。那时，不善理财的蒙古贵族对奢侈品的需求极其旺盛，帝国财政时常捉襟见肘。忽必烈之前的两位可汗——贵由与蒙哥对部分拖欠债务甚至以未来的战利品抵押。在过去数百年中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银产地兼出口国的日本，在急需大量金银的蒙古人眼里自然是一块肥肉。
劣质战船折戟沉沙
1274年的这次远征军队是蒙古、汉、高丽三方混杂。蒙汉人有25000人，高丽人8000人，所有船工水师也都来自高丽。蒙古军队登陆九州后，遇到日军的坚决抵抗，未能深入日本本岛。蒙古军队因弓矢给养消耗大，副帅刘复亨中箭受伤停止了进攻。战后的军事会议上，蒙古人高估了日军数量，选择了撤退。就在蒙古军队退上舰船的那个夜晚，海面刮起了大风。900多只战船，大部分都像蛋壳一样被狂风卷起，有的撞上岸边的崖壁碰得粉碎，高丽将军金侁坠海身亡，蒙汉联军士气一落千丈。舰队驶回合浦后，经过清点，蒙古舰队此役共计损失了13500名将士。蒙古第一次攻日就这样失败了。
中日两国的史料，都记载了当年这场飓风。然而根据现存资料，人们并无法判断出具体强度，以及风暴与蒙古舰队的沉没究竟有多大关系。倒是那些蒙古战舰的遗骸为人们提供了研究这场战争的证据。
美国得克萨斯州农业机械大学的考古学家兰德尔·佐佐木在对1981年从高岛附近海底打捞上来的700多块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和分析后表示，战舰设计上的缺陷，拙劣的做工以及所用的劣质材料有可能是蒙古舰队覆灭的原因。
佐佐木说：“很多蒙古战舰龙骨上的铆钉过于密集；甚至有时在同一个地方有五六个铆钉。这说明，这些肋材在造船时曾反复使用，而且很多龙骨本身质量就很低劣。”
当时造船工业发达的中国江南及沿海地区尚未被忽必烈完全征服，部分地区仍在南宋控制之下。忽必烈只能把造船的任务交给造船技术落后的高丽人。
《元史》里有对这一过程的详细描述。公元1274年正月，忽必烈命高丽王造舰900艘，其中可载1000石或4000石的大舰300艘，由金方庆负责建造；拔都鲁轻疾舟（快速舰）300艘，汲水小船300艘，由洪茶丘负责建造。正月15日动工，6月900艘军舰完工。如此短的时间，如此浩繁的工程量，这些舰船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江河之舟蹈海
公元1279年，忽必烈再度派出使者来到日本，规劝日本臣服，日本尽斩来使，这成为蒙古再次征日的最好借口。
公元1281年，至元十八年，忽必烈组织了当时世界上空前的大舰队：拥有近5000艘舰船和20万名士兵，其中蒙古人45000，高丽人逾50000，汉人约10万，汉人大半为“新附军”（收编的南宋军）。5月，高丽舰队先行出海，5月底抵达博多湾。主力南方舰队紧随其后，6月上旬与高丽舰队在九州外海会合。之后元军开始在九龙山登陆作战。这次远征军遇到了更顽强的抵抗。日军不断击退元军进攻，伺机组织反击。高丽统帅洪茶丘被俘后被杀，几名蒙古高级指挥官也相继阵亡。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7月下旬，元军粮草箭矢告罄，元军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然而元军的最终灾难还在后面。8月1日，太平洋上突然刮起了猛烈的飓风，其强度远超上次。风暴持续四天，元军南方舰队基本被毁，北方舰队也损失大半。待5日风停，元军统帅范文虎等诸将“自择坚好船乘之，弃士卒十余万于山下。”日军乘机进攻，“尽死，余二三万，为其虏去。”此次大战，南方舰队全军覆没，“十万之众，得还者三人耳。”蒙古军队的第二次远征也失败了。
此次战败，飓风与元军指挥上的不当，固然是重要因素，然而其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却还是元军所使用的战船。
元朝水军主力是前南宋水师，元军征服南宋的过程中，从南宋水军收获的战船大部分是由从襄阳之战到临安入城，在汉水、长江流域江上作战、受降所得。沿海、海上所获南宋战船则是在崖山之战前后得自南宋残存政权。
当时南宋水军的主要战斗在内河与近海，南宋水师熟悉河战却不解海战。收编南宋水军装备的大都是平底船，这种船大约发明于唐代，宋以后被普遍采用。其船在结构上便于分舱，有利于军队在航行途中进行军需品的管理和装卸，但是舱板结构取代了加设肋骨的工艺，简化了主体结构，导致了船舶整体的横向强度的削弱。内河由于水平浪缓，这种船能很好的胜任，但在茫茫大海上，这种船便不那么坚固了。
忽必烈也曾命南宋故地扬州、湖南、赣州、泉州等地建造600艘战船，但至元十八年（1281年）二月，福建省左丞蒲寿庚上言“诏造海船二百艘，今成者，民实艰苦”，造船之事遂中止。此外，江浙行省的泉州、江西行省等战船营造也困难重重。据《元史》可知，第二次远征日本所用战船中，高丽军900艘战船全部由高丽建造。而可以得到确认的江南所造战船仅有至元十六年的600艘，元水军主力依旧使用的是来自南宋的内河船只。
这些船只与明代长江流域使用的“九江式哨船”形状大体相同。这样的战船吃水浅，抗风暴能力弱，普通的台风便可使其遭受毁灭性打击，更不用说是日本海的飓风了。
考古学家兰德尔·佐佐木的考古发现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高岛附近海域发现V字型远洋船的龙骨，我们可以想象那种为内河航运而设计的船遭遇海中大风浪时将会出现何种混乱的情形。”当飓风袭来时，这种吃水不深，不具备破浪能力的战船似乎也只有倾覆这一种结局了。
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代，从公元1205年起，先后灭掉了西夏和金朝，然后又征服了中亚、西亚和亚洲西部的许多国家，一直打到欧洲的多瑙河畔。
成吉思汗是蒙古开国君主，著名军事统帅。名铁木真，姓孛儿只斤，乞颜氏，蒙古人。生于蒙古贵族世家。
约在12世纪80年代，铁木真称汗。札木合率领札答阑、泰赤乌等十三部来攻，铁木真兵分十三翼迎战，因实力不敌而败退，史称十三翼之战。1196年，铁木真和克烈部脱里汗出兵助金，于斡里札河（今蒙古东方省乌勒吉河）打败塔塔儿人。金授铁木真以察兀忽鲁（部长）官职，封脱里汗为王（脱里从此称王汗，语讹为汪罕）。铁木真与王汗联兵攻打古出古·乃蛮部，回师途中又与乃蛮本部相遇。王汗见敌势盛，不告而退，把铁木真留在乃蛮兵锋之下。铁木真发觉后，迅速撤兵，回到自己牧地撒里川（在今蒙古克鲁伦河上游之西），反而把王汗暴露在敌前。王汗大败。因为有许多蒙古部众在王汗处，铁木真怕他们被乃蛮吞并，对自己不利，便派称为四杰的博尔术、木华黎、博尔忽、赤老温领兵援救王汗，击退乃蛮。铁木真在部落争战中善于利用矛盾，纵横捭阖，逐渐摆脱了对王汗的臣属地位。1201——1202年，铁木真和王汗联兵，与札木合联盟（塔塔儿、乃蛮等部落联盟）大战获胜，札木合投降王汗。1202年，铁木真消灭了四部塔塔儿，占领了呼伦贝尔高原，实力猛增。1203年王汗对铁木真发起突然袭击，铁木真败退到哈勒哈河以北。不久，铁木真乘王汗不备，奇袭王汗牙帐，克烈部亡。同年，汪古部也归附铁木真。1204年，铁木真消灭了乃蛮太阳汗的斡鲁朵，成为蒙古高原最大的统治者。
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源召开忽里台大会，即蒙古国大汗位，号成吉思汗。蒙古国初期，成吉思汗把蒙古牧民划分和固定在95个千户中。千户下设百户、十户。千户那颜都是成吉思汗的封臣，各千户内的牧民不能任意离开千户组织，对那颜有人身隶属关系。成吉思汗把一部分千户作为领民分给诸弟诸子，形成左右手诸王。又以木华黎、博尔术为左右万户那颜，即两个最大的军事长官。把怯薛（禁卫军）扩充到1万人，征调千户那颜、百户长、十户长的子弟充当怯薛，以此控制全国。设札鲁忽赤掌管户籍、词讼等行政、司法事务。成吉思汗的汗廷是由传统的草原贵族斡鲁朵发展起来的游牧军事封建国家机器。蒙古国建立后，大批原来的部落人口被分编在不同千户中，许多部落的界限从而泯灭，开始形成共同的蒙古民族，成吉思汗对此起了积极的历史作用。邻近的吉利吉思、畏兀儿、哈剌鲁等部分别在1207年、1209年、1211年归附成吉思汗。
勃兴的蒙古贵族渴望占有大量财富。1205年、1207年和1209年成吉思汗三次大举入侵西夏。西夏不得已，纳女请和。1211年，又率领大军南下攻金。1215年，蒙古军占领中都，在辽西消灭金守军，攻占北京（在今内蒙古宁城西）。1218年，灭西辽。1219年，成吉思汗率20万大军西征，向花剌子模发动了侵略战争。他几路进兵，分割包围了各战略重镇，各个击破，采用大规模屠杀、夷平城市、签发被俘人众打头阵等残酷手段震慑敌人，解除自己后顾之忧。战场上的主动权全在蒙古一方。1219年，蒙古军围攻讹答剌城，次年攻克。1220年，成吉思汗攻下不花剌、花剌子模新都城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斯坦撒马尔罕）等城，术赤、窝阔台、察合台率兵攻克花剌子模都城玉龙杰赤（今土库曼斯坦斯坦乌尔根奇），拖雷一军进入呼罗珊地区。哲别、速不台奉成吉思汗之命穷追花剌子模统治者摩诃末算端，后者逃至里海孤岛病死。哲别、速不台率军继续西侵，远抵克里木半岛。1221年，拖雷占领呼罗珊全境。成吉思汗追击新算端札阑丁至印度河，不获而还。1222年，在占领区置达鲁花赤监治。1223年，还撒麻耳干驻冬，次年起程还国。成吉思汗西征，进行历史上罕见的大屠杀、大破坏，给中亚各族带来极大灾难。1226年，成吉思汗出征西夏。次年西夏亡。1227年夏历七月十二日，成吉思汗病逝，临终提出联宋灭金的战略。大皇后孛儿台生子四人：长子术赤，为钦察汗国诸汗之祖；次子察合台，为察合台汗国诸汗之祖；第三子窝阔台，蒙古第二代大汗（元太宗）；第四子拖雷，后人为元代和伊利汗国皇室。忽兰皇后生一子阔列坚，后裔入元封河间王。
他曾将蒙古的骑兵一直打到现在的德国，战败，没有进攻东欧，因为中国的西夏，还有宋朝拖累，还有人争夺权利，必须回师。还曾到非洲的埃及，战败日本，由于不熟悉海，日本被台风拯救，日本称为“神风”，他建立了四个汗国，名义上归中国的汗国，但其实已经分裂为四个汗国，在欧洲的汗国首都莫斯科，后来打败
他死后，其子孙继续着征服大业，1221年，哲别与速不台到达了乔治亚王国，并征服了该地，并设为蒙古在欧洲的第一个附庸国。
1223年四月，蒙古军进抵黑海沿岸的聂伯河，并在此地击败了数倍于己方的俄罗斯联军，同时也是蒙古人第一次对欧洲骑士使用"诈败"或称"打狗架"的战术。这就是著名的喀尔喀河会战。但这次蒙古人并未久留，他们马上就和成吉思汗的大军会合了。
1236年，该年在速不台和拔都带领下，由5万蒙古军和10万盟军组成的西征大队开拔。到了1240年基辅沦陷，整个俄罗斯大半沦陷，并在西方世界制造了恐惧和震撼。
1241年四月九日，于利格尼兹，蒙古人击败了由亨利公爵组成的一支由来自日耳曼，波兰和法国各地的条顿骑士团，这是蒙古人第一次由正面对抗打败欧洲的宗教骑士团。
数日之后，令一支由速部台领军的五万大军于匈牙利平原上，以同样的手法造成匈牙利王被拉四世的大军毁灭，欧洲骑士团经过这一连串的战役损失了近十万人，从此无法恢复元气。
从蒙古帝国的扩张来看，成吉思汗时期：1205年起，成吉思汗三次攻打西夏。1211年蒙古铁骑进攻金朝，并占领中都。1218年，蒙古大军灭掉西辽政权。1219年至1222年，成吉思汗进攻花剌子模（今乌兹别克斯坦斯坦、土库曼斯坦斯坦一带），攻占多个主要城池。花喇子模统治者摩诃末素丹逃至里海孤岛病死。1223年成吉思汗派速不台继续西进，在现乌克兰战胜基辅大公，后撤军。1226年成吉思汗再次征西夏，次年西夏末代国王投降。1227年成吉思汗在贺兰山病死。当时的蒙古帝国包括蒙古高原，中国西北、东北、和华北的一部分，和中亚、西亚大部。所以在蒙古帝国三次西征的历史上，成吉思汗统帅的第一次西征最远打到了乌克兰首都基辅。而第二三次西征都是由成吉思汗的子孙率领的。
窝阔台时期：成吉思汗死后其子窝阔台继任蒙古大汗。1235年蒙古大军开始进攻钦察、俄罗斯，攻占莫斯科等城市。124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攻占基辅。1241年拔都率部入侵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拔都的部署是分兵三路，北路侵入波兰、西路攻匈牙利，南路渡多瑙河入意大利，直指威尼斯。出兵后不久，大破波兰及日耳曼联军于利格尼兹，接着，面队欧洲各国组织起来的自救联军，蒙古大军依然所向披靡，擒杀联军统帅亨利二世。拔都再进而攻陷匈牙利及俄罗斯。——这场震古烁今的大战一直杀到奥地利和匈牙利，血染多瑙河，堪称封建战争之最。1242年窝阔台的死讯传来，拔都率军东归争夺汗位的继承。这是蒙古大军所到最西的地方。
蒙古为什么能征服亚欧大陆？
蒙古骑兵之所以无敌天下并不是靠刀枪，而是靠弓箭。蒙古人拥有当时射程最远，杀伤力最大的组合式弓（这种武器通常由后背上的一条动物筋，弓肚上的一层角质物和中间的一个木架组成。这种弓的拉力在50公斤和75公斤之间，而很短小便于骑兵运用自如。这种弓射出的箭杀伤范围可达300米，如果在箭上装备上锋利的金属箭头，便能穿透最厚的盔甲。），配合蒙古骑兵的机动力，使得蒙古人得以纵横欧亚，无人能阻。
蒙古人极其擅长被古罗马人称为”安息人射箭法”的战法，即骑射者一边逃走，一边向后方的敌人射箭。（蒙古人称这种战法为“曼古歹”）。这种战术的精髓在于一从远距离攻击敌人，二持续不断的攻击敌人，三不给敌人还手的机会。在这种攻击下不论敌人的精神和装甲多么坚强，彻底崩溃只是时间的问题。当时欧洲骑士大多配备重盔重甲，虽然近战时十分强大，机动力却根本无法和蒙古骑兵相比。如果碰上蒙古骑射手，不仅追不上，连逃都逃不掉，只有作箭靶子的份。而且蒙古骑兵不像欧洲骑士那样完全依赖强攻，他们只有当先用弓箭把敌人杀伤大半时才与敌人短兵相接。1241年4月，蒙古骑兵就靠这种战法在多瑙河畔大破欧洲最精锐的十万匈牙利大军（由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率领），杀敌七万余，用弓和箭演奏了一曲”红色多瑙河”，几乎彻底消灭了欧洲的抵抗力量。若非窝阔台不合时宜的去世，早在800年前黄种人就统一整个欧亚大陆了。
蒙古的骑射手足以使他们在野战中战无不胜，而在面对坚固的城墙时。蒙古人还有一种攻城利器，那就是从西域“进口”的回回巨炮，在这种超大型投石机投出的巨型弹丸面前，再坚固的城墙也和纸糊的没什么两样。史书记载，这种巨炮“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蒙古人就是靠它，在公元1273年攻下强攻数年而不克的襄阳城，当时蒙古人的投石机只有100米的射程，而襄阳城仅护城河就宽150米，后来蒙古人从波斯请来几个工匠，对投石机进行改进，改进后的投石机射程在180——200米左右，所以蒙古人也称此炮为“襄阳炮”和“回回炮”。不过在12世纪，全世界只有蒙古人才把回回炮大规模应用在战场上。蒙古人南征北讨，几乎百战百胜，除了骑兵之外，拥有巨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蒙古军西征为什么战无不胜 历史上蒙古大军在十三世纪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西征，凭借较少的军队和漫长的后勤供应战胜了所有的敌人（1260年对埃及的艾因贾鲁特战役除外），改变了整个亚欧的历史，也促进了欧洲和近东的军事革命。在几次西征中蒙古军队的数量通常很少，总数不过最多20万人左右，单次战役的人数则更少，没有出现在中原对金国的钧州一战中列阵“层层叠叠，厚20里”的情形。这有哪些原因呢？拙文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西方各国军队采用的战术不适应蒙古人改进的东方战术 其实，东西方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别很早就在双方作战时的战术体现出来了。在东方（以中国和阿拉伯文化为代表的范围内）的战争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西方那种队形极其严密、排成密集方阵，步、骑、弓箭、投枪诸兵种密切协同的军队。这是西方人思维严谨、讲究科学分工、善于组织大的系统工程的表现。而中国战国时代的车阵、明朝戚继光组织对付倭寇的鸳鸯阵和对付鞑靼的车、骑协同战阵是远不能与之相比的。 东方军队作战时，队形不严整，讲究部队作战的机动性和战术的灵活性，受《孙子兵法》的影响，讲究“诡道”而不讲究堂堂正正的正战。这种战术意识的支配下，军队的单位攻击力和防护力并不强，如果对付罗马帝国和马其顿帝国的密集步兵方阵，采用正面作战的方式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
与东方军队不同的是，西方军队一开始就采用严密的队形，特别强调突出正战的攻击力和防护力，以罗马和马其顿的步兵方阵为例。这种步兵方阵通常由贵族和平民排成20排以上密集的队伍，身着厚厚的重甲，手握长枪，越往后排，长枪越长，架在前排的肩膀上，这样就在方阵的正面形成了真正的丛枪如林，方阵的后面则通常由奴隶紧紧跟着，作后勤和护理工作，或者由标枪手不停往对方投掷标枪。这个方阵的两翼则由骑兵担任保护两翼不受冲击的任务。很明显，这种战术的冲击力是远非东方军队可比的，但它的弱点也非常突出：队伍转动不便，必须时刻注意保持队形的严整。
即使在进入铁器时代，马的鞍具的发展，使得骑兵越来越重要了，双方在骑兵的战术运用上也有巨大的差别。东方的骑兵很少有重装甲，骑兵即能用马刀、长枪也可以使用弓箭。骑兵主要目的是为了军队的机动能力和正面的冲击力，可以在很大范围内作战。而西方的骑兵部队发展出了威力强大的重装甲骑兵，士兵穿着厚厚的锁子甲，可以有效抵挡刀枪和弓箭的杀伤，骑兵使用长枪和长剑，杀伤力较大。但是与东方不同的是，骑兵战术的使用仍和古罗马时代的步兵方阵相同，讲究队形和正面的杀伤力和防护力，几乎没有太多的战术机动能力，作战范围仍然是在很小的区域内进行。
东西方的军队由于地理障碍，除了欧洲军队和中东地区的军队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外，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军队从未与万里之外的西方军队打过照面。唯一可能的机会，在亚历山大攻克印度准备东进时，因病逝而告终。
蒙古人的战术 蒙古在成吉思汗统一各部落后，立即开始对中国北方的各王朝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蒙古军队在一开始完全依赖骑兵的机动性和攻击力，和过去的游牧民族军队一样，没有步兵攻坚力量的协同。在中原各高大坚固的城墙面前，强大的骑兵是无能为力的，尽管他们在野战中所向无敌。很快，蒙古人从辽、金、西夏的军队上学到了步兵攻坚的本领，改变了继往单纯依赖骑兵的战术，并且学会了运用汉族新的发明的火药和抛石武器。
在战术的运用上，蒙古人特别强调的就是部队的机动性，以远距离的包抄迂回、分进合击为主要战术特征。蒙古人的远距离机动达到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程度，他们常常可以上百里地大规模机动，使敌人很难预料和防范到他们的攻击。他们在战斗中亦很少依赖单纯的正面冲击，通常使用的方法是，一小部分骑兵不停地骚扰敌军，受攻击后后撤，待追击的敌军队形散乱疲惫时，早已四面包抄的骑兵则在一阵密集的弓箭射击后蜂拥而来。这种战术在过去的匈奴、汉族、契丹、女真人都用过。但象蒙古人一样利用四处游骑做间谍，大规模的骑兵可以随时远距离攻击的情形则没有出现过。加之，蒙古人大量地编入汉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使用汉族先进的攻坚器材担任攻城的任务，使他们在东方无论是野战还是摧城拔寨，几乎所向必克。
事实上，蒙古军队的骑兵在任何时候都无法一对一地战胜欧洲的重装甲骑兵，欧洲重装甲骑兵的长矛和重剑杀伤力远大于蒙古骑兵手中的马刀、长矛或狼牙棒。欧洲骑兵的马也远比蒙古马高大。但蒙古骑兵的战略战术则是欧洲骑兵远远不及的。欧洲军队的战斗无论多大规模的军队都是在很小战场内进行的。而且，欧洲军队有惯常的骑士之风，崇信正面一对一的堂堂正正的战斗，当他们遇见可以把百里方圆的地方做战场，且习惯迂回的蒙古军队时，他们的确是碰上了无法想象的战争场面。蒙古人西征时，在发生大部队与敌正面遭遇的时候，蒙古骑兵也会迅速排成战术队伍发起正面的攻击。其战术队形通常是排成五个左右的横队，每个横队均为单列。各横队相距很宽的距离。这样形成了远远大与对手的宽大正面（从现代战术来讲，这种极易为对方冲击的宽大正面是极为不利的）。前两个横队是重骑兵（相对东方军队），其余为轻骑兵（相对与西方的轻骑兵可算无任何装甲的骑兵）。在此之外则还有大批的游骑四处做表面上无意义的运动。
双方军队在靠近后，蒙古军队的轻骑兵会突然从前排的重骑兵横队的巨大空隙间以极高的速度冲出，向西方的敌人投射长矛和从中原学来的毒箭。几次齐射后，重骑兵队伍迅速后退，接着轻骑兵也迅速后撤，并回到原来的位置。而遭到攻击的西方军队无论是步兵方阵还是骑兵方阵此时都很难迅速回击，必须保持队形的严密向前推进，否则无法利用自己的优势杀伤蒙古兵。通常蒙古军队的骑兵只要一两次这种冲击就会让敌军军心动摇队形混乱。而这种反复的攻击蒙古兵可以不论白天黑夜地进行，因为队伍相距较远且不需要太严整，蒙古兵的队形很容易在远离敌军后重新排列整齐。一但敌军队形混乱军心动摇开始后撤，则宽大的蒙古骑兵队形就会迅速变成包抄队形，对敌军进行近距离的砍杀。
二、蒙古人特殊的装备
蒙古马。蒙古马若用现代人的眼光看该是最劣等的马了。蒙古马身材矮小，跑速慢，越障碍能力也远远不及欧洲的高头大马。但是蒙古马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的马，对环境和食物的要求也是最低的，无论是在亚洲的高寒荒漠，还是在欧洲平原，蒙古马都可以随时找到食物，可以说，蒙古马具有最强的适应能力，蒙古马可以长距离不停地奔跑，而且无论严寒酷暑都可以在野外生存，有人曾说“蒙古马是最接近骆驼的马”。同时，蒙古马可以随时胜任骑乘和拉车载重的工作，而且，蒙古马在蒙古军队除了作为骑乘工具外，也是食物来源的一种——-蒙古骑兵使用大量的母马，可以提供马奶。这也减少了蒙古军队对后勤的要求。并且，蒙古骑兵通常备有不止一匹战马。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好马最终全部被蒙古马取代的原因。 蒙古马的特殊优势使得蒙古军队具有当时任何军队都难以比拟的速度和机动能力。比如，1241年冬季，速不台的主力骑兵从鲁斯卡山口越过喀尔巴阡山脉，突然出现在多瑙河流域的格兰城下时，仅仅用了三天的时间，而布满积雪的两地之间的距离有三百多公里，且多是无路的山地。
中原的新式武器。
蒙古人使用的发石车、火箭等中原新式武器，在中原的各个王朝原来是守备坚固的城防用于抵御蒙古军队的。但蒙古军队掌握此类装备后迅速用于对高大城防的攻击。火药和火箭类武器出现在冷兵器时代，其威力自然是惊人的，另外，对从未见过它们的敌人来说，也有巨大的心理震撼作用。在欧洲战场，很多时候火药类武器尚未造成城墙被完全破坏的局面，守军就会失去战斗的意志开始弃城逃亡。
蒙古骑兵的各种装备。
因为蒙古骑兵从未象欧洲一样对兵种的武器进行严格的分工，加之不象欧洲军队使用的武器那样笨重，所以蒙古骑兵随身携带各种武器，使得其可以随时完成不同的任务。蒙古骑兵随身携带的武器通常有弓箭、马刀、长矛、狼牙棒、短斧，值得一提的是蒙古人的弓箭，他们的弓箭较长大，需大约八十公斤的力量才能拉开（电视《马可。波罗》中有他始终无法拉开蒙古人硬弓的场面），射程远，几乎是蒙古骑兵的最重要的杀伤武器。此外，蒙古骑兵常常根据个人爱好装备其它武器，譬如套马的绳套和网马的网套，这在正规的欧洲军队看来是匪夷所思也是防不胜防的。另外，蒙古骑兵的装甲多为皮革制成，轻便坚韧，虽然远不及欧洲重装甲骑兵身上的锁子甲，但负担轻，容易保持长时间的战斗力，此外，不会象铁制铠甲那样在严寒酷暑时节成为难以忍受的酷刑。
三、蒙古军人的训练、忍耐力和其军事化的特殊社会组织
蒙古军队和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一样从小就是战士。在马背上长大，从小的玩具就是弓箭，成年时候就早可以算成职业军人了。由于在严寒和艰苦的环境中长大，都具有极为坚韧耐劳的性格，对物质条件的待遇几乎从不讲求，爬冰卧雪在其视为家常便饭。远距离跋涉更是从小的习惯。对物质条件的不讲究，使蒙古军队的后勤负担很轻。蒙古军人拥有东西方农耕民族所没有的连续作战的意志和能力，这是西方养尊处优的贵族骑兵们和中国被抓来的百姓永远难望其项背的。
和所有的敌人相比，蒙古人在文化和物质上处于落后地位，大规模地攻占掠夺始终是激励其保持旺盛战斗力的原因和动力。对财富的渴望、对杀人带来的刺激使得蒙古人几乎没有停止对外发动战争时候。蒙古统帅放手让士兵任意屠杀的政策，在心理上可以让杀人的血勇刺激军人的好战情绪和原始勇气，使得蒙古军人成为极其勇敢野蛮的战士。肆意的掠夺则部分解决了蒙古军队后勤供应问题。但屠城毁田是为王者的下作，为世人所不齿。
另外，蒙古各部落统一后，几乎把对外战争作为民族生存的依靠，游牧反而降居次席，蒙古走向了完全的军事化道路。为了训练出最好的军队，蒙古人三四岁的孩子就被投入专门的军事训练部门进行军事学习。他们被严格地进行骑马、射箭的训练。这些被从小训练出来的孩子组成的骑兵部队，战斗的素质和技能是极为惊人的，他们在马背上无论是冲锋还是快速撤退都能准确地射击敌人，换言之，所有的普通士兵都是李广那样的神射手。这一点，他们几乎所有的异族敌人都无法作到。这也是欧洲军队在没有给予蒙古骑兵杀伤的时候自己就遭到重大伤亡的原因。 蒙古人建立了与战争相适应的社会组织。蒙古各部落的领导即是生活生产的管理组织者又是军事行动的指挥者。对外发动战争时，可以全民动员，全民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参加作战行动。如对花剌子模国的长期围困，就是全民参与，在城下放牧生活，维持军队持续不断的攻击力，直到城池被攻克 .
综上分析，蒙古国军队在亚欧大陆东征西讨所向无敌几乎是必然的结果。蒙古灭宋总共花了38年，其主要原因是南宋地势大多不适合骑兵作战，而且在回回炮发明之前，蒙古人对南宋的坚城深濠几乎毫无办法。但后来蒙古人在北方招募大量汉族步兵为他们作战，又造出了像回回炮这样的巨型攻城武器，就把上面这两个困难都克服了。而蒙古军队在日本、越南等地的失败都和天时地利有关系，越南的地势别说骑兵，连步兵都很难行动，再加上瘴气、瘟疫，北方战士水土不服。当时蒙古军队与其说是被当地人打败的，还不如说是被当地的水土打败的。至于打日本则更糟，两次都碰上了海上巨风，船队被吹得七零八落。而且船上极难载马，哎！老天不开眼啊，便宜小日本了。蒙古在日本和越南战场上的失败，恰好是因为这两个战场是蒙古军队最无法发挥优势的地方。他们必须下马乘船，靠老天保佑才能平安到达目的地，抵岸后，在丛林山地面前，他们无法大规模地穿插机动，甚至还不能骑马作战。更糟糕的是潮湿闷热的空气让他们适应大陆气候的鼻子无法呼吸，他们成了病夫或被瘟疫夺去生命，就象欧洲军队不能适应他们一样。
1241年，速不台和拔都分率蒙古大军进攻东欧，强行越过喀尔巴阡山脉，准备于匈牙利平原会师，在两支部队遥远的侧翼还有两个小规模的骑兵部队，沿途横扫波兰、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掩护主力部队的战略意图。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在蒙古军队进抵佩斯城前，判明蒙古军的意图，立即组织了10万人的军队寻求与蒙古军队决战，蒙古军队近6万人（其中3万人为蒙古军队，其余为蒙古军队所灭国的军队，有点抗日战争中的伪军）的主力则避开匈军的攻击稍稍后撤。四月，双方最终则在绍约河畔对峙。匈牙利判明对岸是蒙古主力后，迅速地抢占了一个巨大的桥头堡，又在河西岸用大量的马车连成坚固的兵营，等待蒙古军队的攻击。蒙古军队在后续的工兵到达后，立即在黎明用威力巨大的抛石车和火箭向守卫桥头堡的匈牙利军队射击，守备部队在前所未见的攻击下瞬间溃败，蒙古骑兵迅速穿桥而过，向刚刚醒来的匈牙利军队主力发起攻击。当匈牙利人满怀信心地列队杀向数量处绝对劣势的蒙古军队时，很快发现这并不是主力！蒙古军队的主攻军队由三个骑兵纵队在近百里远的南方早已乘夜渡过冰冷的河水。蒙古主力从背后杀向匈牙利军队，队形混乱的匈牙利军队立即撤回坚固的兵营死守。蒙古人的工兵遂向兵营里发射了密集的巨石、火箭、毒箭（史料记载蒙古人的毒箭含砒霜巴豆，产生强烈的毒烟）、燃烧油。这些攻击武器大多为西方军队首次见到，其内心恐慌可以想见。蒙古人采用了“围城必阙”的战术，一些绝望中的匈军士兵发现其西侧有一缺口，于是夺路冲了出去，匈牙利人迅速崩溃从缺口逃亡。为了跑得快些，他们丢弃了手中的武器和身上的盔甲。但是，身着轻装的蒙古军队速度和耐力远远高于逃跑者，可以不停顿地换马并用马刀、短斧、狼牙棒猛砍精疲力竭的匈军士兵。绍约河战役，匈牙利军队阵亡七万余人。蒙古军迅速攻克佩斯城，十余万佩斯城居民被屠杀。绍约河战役几乎彻底消灭了欧洲的抵抗力量，这十万匈牙利大军是当时欧洲最精锐的军队，蒙古军队在东欧平原势如破竹，震动了罗马教廷和西欧诸国，整个欧洲都为蒙古军队下一步进攻的目标而惶惶不可终日。但是正当蒙古军队于1242年初逼近维也纳的时候，惊慌失措的欧洲人发现，蒙古军队却迅速撤退了，后来才知道蒙古大汗窝阔台（成吉思汗的三儿子）病逝了，按照蒙古人的习俗：大汗病逝，蒙古在外面的所有男人必须回草原参加忽里台（大会的意思），推举出新的大汗。蒙古军队撤离后，他们留给匈牙利、亚里西亚和波兰的浩劫灾难令人触目惊心，整个地区变成了一片荒无人烟的废墟。窝阔台不合时宜的去世，救了欧洲人一命，要不然历史将是另一幅景象。 蒙古军队靠着部队的高度机动性，在欧洲消灭了大量装甲坚固但行动笨拙的欧洲军队。因为欧洲军队在速度上的劣势，使得在战场上逃回来的人极少，很久以来，欧洲人始终认为蒙古军队的数量极为庞大。另外，因为欧洲军队主要依赖近距离的格斗杀伤，使得蒙古军队在运用机动作战时，只有少量的伤亡。现代的欧洲军事史学专家认为，欧洲军队和蒙古军队在战争中的伤亡比例，也许是冷兵器时代最悬殊的。
有关元朝的争议
有关元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存在不同的看法。许多人认为，由于元朝从忽必烈即位后就开始“行汉法”，定国号大元，即位称帝，使用中原的统治机构来统治人民，并将首都定于中原（大都，即北京），同时管辖地也主要是现在的中国的疆域，因此元朝是中国的一个正统朝代。这种观点通常对元朝持正面的看法。还有人认为，忽必烈是改大蒙古国国号为大元，中国的元朝时期包括整个蒙古统治的地区，故元帝国及四大汗国当时均成为了中国的领土。不过，也有人不同意上面的看法，这种观点认为，元朝（或称蒙元）是将中国南方代表中国正统的南宋地方政权灭亡，并在中国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外国或外族政权，因此此时中国处于亡国时期。注意持这种观点的人所认为的“中国”仅是指统治者来自汉族的中国或者中国内的地方政权，而“外族”是以汉族为本位称呼蒙古族。这种观点通常对元朝持负面的看法。尤其因为他们认为元朝有歧视等级制度等政策。
蒙古帝国（1206年—1368年）是一个历史上横亘欧亚大陆的大帝国，由成吉思汗建立。经过成吉思汗本人和他的儿孙的东征西讨，蒙古帝国是人类历史上陆地连续领土幅员最广阔的帝国。如果包括跨海的殖民地，蒙古帝国的面积仅次于20世纪的大英帝国。蒙古帝国通常被认为创建于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上各部落，称成吉思汗的1206年，结束于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的1368年。不过蒙古帝国其实早在1260年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位时各汗国就已经事实上独立而分裂了，之后元朝和四大汗国长期各自为政。
成吉思汗时期
蒙古人是鲜卑人的后代。唐朝之后，蒙古各部移居到蒙古高原。10世纪到12世纪，蒙古高原先后臣服于辽朝和金朝。至公元1200年左右，随着金朝的逐渐衰落及蒙古势力的逐渐强盛，蒙古不再向金朝进贡。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头召开库里尔台大会，即蒙古大汗位，号“成吉思汗”，国号“大蒙古国”（Yeke Mongghol Ulus）。
1205年起，成吉思汗三次攻打西夏，迫西夏皇帝李安全臣服。1211年蒙古铁骑进攻金朝，混乱中，金朝皇帝卫绍王完颜永济被杀，新立的皇帝金宣宗宣布迁都开封，蒙古大军占领金国中都城。成吉思汗在此认识辽国谋士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向成吉思汗提出西征大战略，佛教也因此西征再次至中亚弘法。
1218年，蒙古为了要消除敌人屈出律，于是出兵灭掉被屈出律篡位的西辽政权。1219年至1222年，由于花剌子模劫杀蒙古的使者及商团，故成吉思汗兼并花剌子模（今乌兹别克斯坦斯坦、土库曼斯坦斯坦一带），攻占多个主要城池。花喇子模统治者摩诃末苏丹逃至里海孤岛病死。1223年成吉思汗派速不台继续西进，在现乌克兰战胜基辅大公，后撤军。1226年病危的成吉思汗再次征西夏，次年西夏末帝李?投降。
1227年成吉思汗在贺兰山病死。当时的蒙古帝国包括蒙古高原，中国西北、东北、和华北的一部分，和中亚、西亚大部。
成吉思汗之后的扩张
1300年-1405年间的蒙古帝国。西亚深灰色部分为帖木儿帝国的范围。
欧洲
成吉思汗死后其子窝阔台继任蒙古大汗。1235年蒙古大军开始进攻钦察、俄罗斯，攻占莫斯科等城市。124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攻占基辅。1241年拔都率部入侵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直至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附近受阻于奥地利、波西米亚联军。1242年窝阔台的死讯传来，拔都率军东归争夺汗位的继承。这是蒙古大军所到最西的地方。
中东
窝阔台之后经过贵由的短暂统治，成吉思汗的小儿子拖雷的儿子蒙哥继位。1252年蒙哥派其弟旭烈兀西征。1258年，西征军攻占阿拔斯王朝巴格达。1259年旭烈兀征叙利亚，1260年攻克大马士革。当年蒙哥在进攻南宋时于四川战死。旭烈兀回师争位，之后留下的少量蒙古军队在大马士革阿音札鲁特战役战败于埃及。埃及占领叙利亚全境，并使得蒙古帝国无法延伸到非洲。
东亚
窝阔台时，1230年至1234年，蒙古灭金。1231年蒙古进攻高丽王国，高丽王室退守江华岛。窝阔台之后，在旭烈兀西征的同时，蒙哥于1258年率三路大军攻打南宋。1259年蒙哥在四川合州的钓鱼城久攻不下，在一次战斗中中箭而亡（一说病死）。正在进攻湖北鄂州的蒙哥的弟弟忽必烈遂班师，自称大汗。在战胜也自称大汗的弟弟阿里布哥之后，1267年忽必烈定都中都，后改称大都。1271年改国号为“元”，是为元朝的开始。1267年至1279年，经过对南宋多年的征战，元军终于灭宋。1275年高丽彻底臣服蒙古。
蒙元军队于1257年、1285年和1287年曾三度占领越南北部的地区，即当时的大越。大越与其宿敌占婆（越南南方的印度教政权）联合击退了入侵军。1287年元军攻入缅甸北部的蒲甘王国，之后在1303年又退出该地区。元军于1292年至1293年对爪哇发动的海上远征也无功而返。
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两次试图入侵日本，但由于台风而失败。也有研究说当时元军在高丽和山东建造的舰队所用船型是内河船，所以经不起海上的风浪。日本人认为台风是天神对日本的保佑，于是有神风一说。
四大汗国
忽必烈迁都大都（现北京）之后，支持阿里布哥的窝阔台汗国拒绝归附忽必烈而独立。察合台汗国被忽必烈、阿里布哥、窝阔台汗国等势力多次争夺。这两个汗国位于新疆、中亚一带。钦察汗国为拔都所创，位于现在的保加利亚、俄罗斯联邦的欧洲部分、北高加索、和花剌子模的一部分，罗斯诸公国为其藩属国。伊利汗国为旭烈兀所创，包括现在的高加索、伊朗、伊拉克等地。钦察汗国在忽必烈与阿里布哥争夺汗位时已事实上独立，仅伊利汗国承认忽必烈的汗位，但在忽必烈去世后也独立，蒙古帝国分裂，“大蒙古国”不复存在。这四大汗国虽然是原属于大蒙古国，但已互不隶属、各自为政，也不属于忽必烈的大元帝国（即元朝）。
帝国的分崩离析
元朝末期，统治者对下层人民进行残酷的统治和剥削。1351年，刘福通率白莲教教众和被征挖黄河河道的河工起事，组织“红巾军”对抗元军，开始了元末农民运动。1368年，朱元璋推翻大元帝国，建立明朝，蒙古人退出中原，回到塞外，元朝灭亡。塞外的蒙古政权沿用大元国号，史称北元，至15世纪初去国号。
四大汗国中，窝阔台汗国在1309年灭于察合台汗国。察合台汗国和伊利汗国经多次分裂，最终均在1388年被帖木儿征服。钦察汗国到15世纪分裂成了几个小汗国，最终在16世纪中被沙皇伊凡四世治下的罗斯公国全部占领。
西察合台汗国突厥化的蒙古贵族的后裔帖木儿是成吉思汗的七世孙。他在1369年自立苏丹，征服察合台汗国和伊利汗国之后，进攻钦察汗国，攻陷德里（印度）、击败奥斯曼帝国苏丹巴耶塞特（小亚细亚）。帖木儿帝国的版图，东起印度河，西到小亚细亚，北自里海，南达波斯湾。当时中国是明朝时期。帖木儿死后，帝国分裂，1500年亡于乌兹别克斯坦人。帖木儿的后裔巴卑尔南下印度，建立莫卧儿帝国。帖木儿帝国不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但它是蒙古后裔所创，疆域大部分在四大汗国的地方。
对后世的影响
正面的看法
蒙古帝国在鼎盛时期统治了从东亚到中亚、西亚、东欧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帝国。蒙古铁骑之所到摧毁了许多当地腐朽的统治，促进了历史的进程。蒙古帝国的建立加速了东西方的文化、技术交流，促进了多民族的融合。整个丝绸之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只有一个国家控制，这使得东西方的商贸往来比其他战乱时期要容易得多。在中国，元朝的建立使得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中国获得了统一，也为现代中国的版图奠定了基础。 元朝的驿站制度，形成了当今邮政的原型。
负面的看法
成吉思汗曾梦想让“蓝天之下都成为蒙古人的牧场”。在蒙古帝国的扩张中，多个城池被夷为平地。在西亚，自巴比伦时期建立的农田灌溉系统被彻底破坏，大量良田成为荒芜。在中国，繁华的宋朝被消灭，经济、文化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在花剌子模旧都玉龙杰赤、巴格达、佩斯等许多城市，蒙古军队屠城，大量杀死当地百姓，有的城市甚至被多次屠城，极大地破坏了当地的生产力。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在中国并未促进民族融和，相反地，蒙古统治者把人民分为四等，激化了民族矛盾，直接导致了元朝的覆灭。
蒙古帝国和黑死病
通常认为，1346年，在蒙古军队进攻黑海港口城市卡法（又译克法，现乌克兰城市费奥多西亚）时，用抛石机将患鼠疫而死的人的尸体抛进城内，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细菌战。鼠疫原产中亚，其携带者是土拨鼠。在蒙古帝国之前鼠疫曾多次传入中国，所以虽然中国也曾发生过地区性鼠疫传染，但中国人也逐渐有了对鼠疫的免疫力，而欧洲人则在此之前从未接触过鼠疫。在卡法的一个热那亚商人将带病的跳蚤无意间带到意大利，于是鼠疫在欧洲广泛传播，成为令人闻之色变的“黑死病”，因为鼠疫患者皮下淤血、全身发黑而死。
也有一种说法认为鼠疫是丝绸之路上的商人把病菌带到中东，然后又传播到欧洲的。
黑死病使得中世纪的欧洲失去三分之一的人口，对人的关心的人文主义随之觉醒。欧洲人文主义文学的第一部代表作《十日谈》就是薄伽丘在黑死病泛滥最猖獗的时期写成的，描述1348年发生在意大利的可怕瘟疫。欧洲就此迎来了文艺复兴的曙光。
对各国的影响
在欧洲，由于蒙古铁骑连下数城，占领多个国家，欧洲君主十分恐慌。后来有了“黄祸”一说泛指所有东亚黄种人带来的威胁时，常回溯用于蒙古帝国时期。
蒙古人在中、西亚的征伐迫使奥斯曼突厥人西迁至小亚细亚半岛，并在该地建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453年，奥斯曼苏丹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领了欧洲东南部和北非。这是现在在一些如阿尔巴尼亚、波黑等欧洲国家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原因。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解体，其中一部分形成现在的土耳其。
蒙古帝国横跨东、中、西亚和东欧巨大的疆域。在蒙古四大汗国衰败之后，前钦察汗国属国的俄罗斯崛起并占领了从前蒙古帝国中的大部。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俄罗斯的形成有明显的当年的蒙古帝国的因素。克柳切夫斯基和他的学生认为俄罗斯的统一，蒙古至少有一半功劳。另一位欧亚主义哲学家特鲁别茨科伊在他的经典著作〈论俄罗斯文化中的图兰成份〉指出莫斯科要感谢蒙古统治，俄罗斯在占领喀山与阿斯特拉罕后才成为强国。俄罗斯的贵族布20%曾与蒙古人通婚，俄罗斯政府的制度也是蒙古式的。从本质上说，俄罗斯是一个东正教蒙古国家。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深受蒙古影响，有大量蒙古语借字，邮政，税收，衣服也受蒙古影响。俄罗斯人也被图兰化。
在朝鲜半岛，高丽王朝被蒙古帝国征服之后归依蒙古。蒙古帝国在中国（元朝）被明朝推翻后，亲蒙古的高丽国王派大将李成桂征明。亲明的李成桂从鸭绿江边回兵，推翻高丽，建立李氏朝鲜。
其他影响
蒙古族在每年那达慕大会庆典上，聚集数十乐师合弹奏马头琴、鼓、锣、笛乐器随西征传至欧洲，为16世纪起至今古典乐交响乐团起源。
有学者发现，多达8%的男性人类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代。
蒙古帝国和中国的关系
关于蒙古帝国和历史上的中国的关系，有多种看法。
元朝包括整个蒙古帝国，为中国的一个朝代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的理由如下：
蒙古原为金朝的一部分，而且元朝定都大都（原金中都），管辖地主要是现在的中国的疆域，所以元朝是宋朝和明朝之间的中国的一个朝代。清史稿也有清朝版图仅次于元朝之说法。
四大汗国与元帝国在一段时期内保持了名义上的宗藩关系，四大汗国仍然奉元帝国为原大蒙古国的正宗，所以整个蒙古帝国，从多瑙河到日本海，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中国的元朝”的疆土。有人因此认为“成吉思汗是中国人的骄傲”。
蒙古民族与汉族同来源于东亚人种（汉族人种或蒙古人种），现在蒙古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
蒙古国的独立在法理上讲是中国赋予的，而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蒙古族人口超过蒙古国全国人口，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蒙古族自治区面积超过蒙古国全国面积，中国蒙古族的蒙古语保留了更古老的蒙古语传统，据此有人认为，今天的中国才真正是蒙古帝国的继承国。
蒙古帝国的元帝国部分是中国的一个朝代
这种说法认为元帝国是中国的一个朝代，即元朝，但原蒙古帝国的其他汗国并不是中国的组成部分。关于元帝国为中国朝代的理由同前一观点，但由于忽必烈违背大汗选举传统即位以及他的“行汉法”主张，四大汗国纷纷脱离他的统治。元朝于1271年建立时，和四大汗国实际上已经处于并列关系，而各汗国各自为政，互不隶属，有时甚至互相交战，而且它们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方法也有很大的不同。此外，对于任何两个国家而言，即使在某段时期内曾保持某种宗藩关系（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际上），但宗主国与藩属国仍然并非一个国家，就好比历史上朝鲜和越南等国曾长期奉中国为宗主国，但它们本身并非中国的一部分。因此，元朝可以作为中国的一个朝代，而四大汗国则不属于中国。
中国曾经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
由于蒙古铁骑征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包括现位于中国境内的西夏、金和南宋等，只是蒙古帝国（后来分裂）的一部分。蒙古统治者在中国地区的统治后来被明朝推翻。现在中国的其他曾经属于蒙古帝国的地区，包括内蒙古、新疆等，是在清朝时并入中国的。
1963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九评苏共”中第四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中说：“成吉思汗是当时蒙古的汗，中国和俄国，都是遭受侵略的。”
在这之前，鲁迅也持此看法。
日韩并合，指日本基于日韩合并条约，将大韩帝国并合之事。也被称为“韩国并合”、“朝鲜合并”。韩国方面的说法是“韩日并合”。日韩并合的结果，导致大韩帝国的消灭，朝鲜半岛成为日本领土的一部份，朝鲜总督府成为日本在朝鲜的统治机关，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发表接受波茨坦公告后日本失去对朝鲜半岛的实效统治，1945年9月2日签署厉行波茨坦公告的投降文件日本正式结束对朝鲜半岛的统治。
韩国方面也将日韩并合称为“日帝强占期”，或是“日帝时期”、“日政时期”。而且日韩并合之后，韩国是否为日本殖民地也是一个论争的焦点，因为有些日本人以为在日本官方文书中从未将韩国视为殖民地，而将朝鲜视为与日本内地有别的“外地”，由于日本内地实行的法规不能实行于外地之故。但是实际上当时日本官方将韩国视为殖民地。
《日韩合并条约》，是于1910年8月22日，由大韩帝国总理李完用与日本代表寺内正毅所签订的条约，将朝鲜的主权永久让与日本，并且于1910年8月29日公告。
韩国和朝鲜方面认为，该条约是基于之前在日军逼宫的情况下朝鲜王朝国王签立的《乙巳保护条约》，故而两个条约“缔结时就是无效的条约”。签约时朝鲜纯宗拒绝签名。
日本则认为日韩合并条约符合当时的国际法，合并条约后因1965年的《日韩基本条约》而失效。
背景
在1905年第二次日韩协约之后，韩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1909年7月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合并韩国的方针，1909年10月26日伊藤博文死后主张立刻合并韩国的一派成为日本对朝鲜政策的主流。虽然韩国出现如李容九、宋秉畯等人为首的“一进会”主张韩日合邦。“韩日合邦”的意思是大韩帝国与日本国的“平等合并”，共同创造新政府，并且借用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式扶植韩国的本地资本。但是日本政府置之不理一进会的“韩日合邦”，统监府下了集会演说的禁止令，1910年8月22日日本合并了韩国。
内容
大韩帝国皇帝将朝鲜全部的统治权让予日本；日本接受大韩帝国的要求将韩国并入大日本帝国；日本保障保护旧大韩帝国皇帝与皇族的尊严与权益及经济开销；日本可以对于对有勋功的朝鲜人赐爵赐勋；日本必须保护朝鲜人的生命与财产并增进其福祉；日本可以将对新制度认同、又具相当能力的朝鲜人用为帝国官吏。
影响
由于日韩合并条约的实行，大韩帝国告此灭亡，日本的韩国统监府改制为朝鲜总督府，成为统治朝鲜的机关；朝鲜总督府之后开始进行长达三十五年的殖民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