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青楼妓女是商业社会标志性的产物，因此在元代也不例外，青楼妓女招摇过市，花街柳巷到处可见。据《马可·波罗行记》一书记载：在元朝首都大都，凡卖笑妇女，不居城内，皆居附郭……计有二万有余，皆能以缠头自给，可以想见居民之众。
元朝都城如此，其他地区也是一样。《元典章》中说，杭州是当时江南最大的城市，当地游手好闲之徒活动于娼优构栏酒肆之家。马可·波罗也说，这里的妓女其数之多，未敢言也，不但在市场附近此辈例居之处见之，全城之中皆有。衣饰灿丽，香气逼人，仆妇甚众，房舍什物华美。此辈工于惑人，言词应对皆适人意，外国人一旦涉足其所，即为所迷，所以归去之后，辄谓曾至大堂之城行在，极愿重返其地。当时的岭北湖南道监察的地区内，设有管妓乐管勾一职，掌管差拨妓女文历，过往的使臣索要妓女宿睡，都由管勾差拨应付。地方上设立专人专职管理青楼妓女，可知当地青楼妓女一定为数甚多。
元代的青楼妓女和历朝历代的青楼妓女一样，擅长妆扮，能歌善舞，长于应对，以此作为招徕顾客的手段。元曲杂剧中有唱词风月家门，又无资本，别营运，止不过送旧迎新，凭卖笑衣食稳，就是她们真实的生活写照。元代的官员、士人、商人都以狎妓为风流乐事，当时的诗词、散曲、杂剧等各种文学作品中都有许多关于青楼妓女风流韵事的篇章，可见这是一种社会风气。有的作品描写妓女的聪明美丽，有的作品讴歌自己或他人与妓女的爱情。但事实上，狎妓是一种金钱与肉体的交易。不少人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以致倾家荡产。但是，也有狎妓不要自己花钱的，就是那些手握重权的朝廷官员。因此，元代青楼妓女的风尘生活与别的时代不同的是，每当有上级官员前来视察巡查，或者办理公务，当地的官员就将这些青楼妓女送上，为他们陪酒、陪玩、陪宿。这些三陪的青楼妓女便成为性贿赂的极品尤物。
当时，把这些为朝廷官场做三陪的青楼妓女叫做唤官身。元代的有关史料记载说：今以妓为官奴，即官婢也。关汉卿的杂剧《杜蕊娘智赏金线池》和杨景贤的杂剧《马丹阳度脱刘行首》中对此都有详细地描写。元末明初文人陶宗仪编著的《辍耕录》中也有这样的记录：龙麟洲先生过福建，宪府设宴，命官奴小玉带佐觞。龙仁夫，号麟洲，是很有名望的学者。宪府指福建廉访司，这是一个省级的监察机构。廉访司招待过往学者都要青楼妓女陪酒陪玩，其他机构的性贿赂到了何等地步便可想而知。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即公元1284年，岭北湖南道按察司在七月份的一件文书中说，近据管妓乐管勾张椿状告，崔局长将手帕令椿散与妓女人家，取要钱物。并差人赍帖子要妓女三名，赴馆驿内伴宿了当。次后崔局长再来，唤妓女三名，为是夜深，不曾差拨，将椿殴打。经按察司查证，管勾张椿掌管差拨妓女文历及总管府批帖，自至元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至三月十五日经过使臣有妓女宿睡，内知官职姓名四员，余只该不知使臣。总差拨应付妓女八十八人，各各开写姓名，并伴宿月日夜数。就问得除事故外妓女三十二名，各状供相同。仍审问并不得分文钞两。由这件文书可知，妓女常被差遣前来为上级官员陪宿，得不到任何报酬。不仅如此，有些官员还要向她们索取钱物。同年十二月，御史台的文书中说：照得不畏公法官吏人等，每因差使去处，公明轮差娼妓寝宿。今后监察御史、按察司严行纠察，如有违犯之人，取问明白，申台呈省。其应付娼妓官吏，与宿娼之人一体坐罪，仍送刑部标籍过名。可见，当时由于这种现象到处流行泛滥，以致引起了朝廷中央监察机构的重视。
其实，也正是这样的三陪生活抬高元代青楼妓女的名气，当时，凡是名动一时的大牌妓女没有不是达官贵人和风流名士捧出来的。一些有钱有势的官场中人，家中不乏漂亮的妻妾，但也十分热衷于这种下级官员的性贿赂。这在当时被看作风流韵事，是高素质、有层次的表现。当然其中也不乏这样的官员，他们并不一定完全出于肉欲的驱使，而是想享受具有浪漫氛围的声色之娱。
由于这种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熏陶，大牌妓女个个浓妆艳抹，香气袭人，不仅拥有富丽堂皇的住所，而且还有许多女仆前呼后拥。当时的青楼妓女，并非仅仅是出卖身体的女人，她们还从事着自己的演艺事业和交际花的活动，档次越高的青楼妓女，演艺和交际的水平就越高，在达官贵人和风流名士的宴会上的出场率就越频繁，而这样的大牌青楼妓女当然也就成为性贿赂的最有效的秘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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