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出兵日本

中日自古交往密切,唐代以来日趋频繁。到南宋中叶,日本进入幕府时期,建立于1186年的镰仓幕府在对华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采取积极态度,热衷于引进 中国的禅宗,因此日本与南宋间的贸易往来从未间断过。然而,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与统治北中国的金朝几乎没有任何往来,更没有和代金而起的蒙古发生接触。直到 1270年,蒙古改 元 以前,日相营原九成在《赠蒙古国中书省牒》中还说: 蒙古之号,于今未闻。
忽必烈统治中原以前,蒙古帝国的前四汗,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都对马蹄所不及的海国日本未曾留意过。直到1265年,高丽人赵彝向忽必烈报告说: 日本与本国邻近,汉唐以来都通使中国,可令高丽向导与之通使。 忽必烈才注意到日本的存在。
1266年8月,忽必烈派遣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来到已经臣服蒙古的高丽,要求高丽协助蒙古晓谕日本,使其臣服。国书的内容大致如下: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 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 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 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由此可见,忽必烈的这封国书实际上是一封通牒。
尽 管在13世纪,高丽沿海受到日本海盗的侵扰,但毫无疑问,高丽人希望避免战争。在这种情况下,高丽人处于两难境地,他们采用了折中的谋略。他们护送蒙古使 者到达巨济岛以后,高丽宰相李藏耍了一些手腕。他知道蒙古人从来没有横渡过日本海峡,于是他以 风涛险阻 为借口,再三劝阻蒙古人返回。尽管蒙古人也看出 这是一个骗局,但高丽人在表面上信守了承诺,在礼仪上也面面俱到,最关键的是如果得不到高丽人的帮助,蒙古人无法出海。没有办法,这次晓谕的计划只能取 消。
晓谕的失败使忽必烈勃然大怒。他对高丽王进行了严厉申斥,严令高丽立即与日本交涉,使日本臣服进贡。在这种情况下高丽王室无可奈 何,只好在1267年9月1日再度派使者前往日本劝降,结果在日本太宰府滞留长达五个月,最后被遣还。1268年,忽必烈又令高丽王派大臣陪送黑的等赴 日,使者抵日本对马岛,日本人拒而不纳,只捕得日本岛民塔二郎、弥二郎回朝复命。忽必烈对这两个日本人说: 今天朕要你们的国主来我元朝朝贺,并不是要逼 迫你们,只是我想要垂名后世而已。 在后来的一段日子里,忽必烈让这两个日本人游览了燕京。1269年6月,命高丽派使臣金有成送他们返回了日本,并传递 了用中书省名义写给日本国的信。日本收到忽必烈的国信后,日相营原九成起草了复牒,可却被镰仓幕府否决,未能交付给来使。在这以后,蒙古、高丽的使者来往 于日本海,从1269年到1272年前后又进行了五次交涉,均被日本拒绝。
日本的镰仓幕府对蒙古的态度如此强硬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 首先日本当时正处于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为了维护镰仓幕府的统治,镰仓幕府的统治者北条时宗就不能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软弱,使国内的反对派对自己的地位构 成威胁,否则他的统治就可能在顷刻间瓦解。另外,忽必烈本人的傲慢态度也不能让拥有无边的大海 这一天然屏障的大和民族屈服。毕竟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国的 这个新兴政权并不了解,更何况忽必烈根本就没把这个海上的岛国放在眼里,在谕诏上口口声称日本天皇为 小国之君 。在这几次交涉中,日本对元朝使者的态度 一般是扣留或驱逐,因此可以看出尽管抵抗的态度非常明显,但镰仓幕府还不想走到最后一步 兵戎相见的地步。
1274年,和南宋的襄 樊战役已经结束,蒙古人有了足够的精力去对付不听话的日本了。这一年的11月,蒙古与高丽的联军共2.8万人,乘坐900艘海船从高丽合浦出发,向日本发 动了第一次远征。应该说这次的远征,是元朝征服日本的最佳时机,因为镰仓幕府并没有预见到元人的突然进攻,他们没有足够的防备。史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元朝 的远征军很快就渡过了对马岛西海域,在对马岛登陆。这里的日本幕府守军很少,但很顽强。日本守护代宗助国勇敢地率领着80名骑兵迎战元军,最后全部战死。 跟着远征军又在一岐岛登陆,只一天便攻陷岛城。幕府守备部队崩溃,守护平景隆自杀。随即联军很快就逼近了肥前松浦郡,幕府在这里的军队也很快就被打败了。
直到这个时候,幕府方面才得到元军大举入侵的战报。日本人很快做出了反应,他们在镇西奉行少二资能和大友赖泰的指挥下,向元军可能登陆的沿海地带集结。 10月19日,元军到达博多湾。第二天在今津、博多一带登陆。元军与日本武士在这里展开了激烈战斗。这是一场血战,战斗一直持续到日落。元军副将刘复亭在 战斗中负伤。日本武士所付出的代价则更高,伤亡惨重,博多、箱崎各地均已沦陷。逐队赶来参战的九州各武士团也被元军逐一击溃,被迫向大宰府水城方向退却。
而就在这一时候,元军内部的蒙古与高丽两方的将领发生了分歧。高丽名将金方庆主张一鼓作气解决九州岛的战役,然后静待己方的援军。而蒙军将领忻都与洪荣 丘被日本武士那种顽强的战斗意志所震撼,他们考虑到士卒疲劳,将帅负伤。为防止日本武士夜袭,最终决定先撤回海船暂歇。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如果当时采用了 金方庆的主张,日本的命运就要发生变化了。
当天夜里,博多湾风高浪急,联军海船多触礁沉没,将士之中落水溺死者无数,军心极度动摇。在这样的状况下,继续作战已完全没有可能,于是残军撤退,第一次远征以失败而告终。此役发生在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日本史上称为 文永之役 。
如果说元军第一次远征的失败是一种巧合的话。那么第二次远征的失败就要在军事准备与指挥两方面,做相当的自我检讨了。
1279年,南宋灭亡。元朝开始了第二次远征的准备工作。从物质方面的准备来说,这次远征无可挑剔。这次,元人不只在高丽建造战舰,还同时由南宋的降将 范文虎指挥,在江南一带也开始大批建造海船。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准备,1281年远征开始。忽必烈的计划是,元将忻都、洪荣丘和高丽将领金方庆率领4万远 征军组成东路军,依旧从高丽合浦出发。另一路由阿剌罕、范文虎率领10万南宋的新附军,自浙江宁波出发。两军于一岐岛会合,共同攻击日本。为了保证远征军 持续作战的能力,忽必烈指示远征军携带锄头、铁锹等农具以备登陆后就地屯垦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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