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爱江山爱佛寺的梁武帝萧衍,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英国有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皇帝爱德华。中国有个不爱江山爱佛寺的梁武帝萧衍。他四次舍身同泰寺,脱掉皇袍,改穿袈裟,立志皈依佛门,但每次都被大臣们花巨款赎回;他大肆修建佛寺,宏杨佛法,却又纵容臣下贪污挥霍;他依靠出身贫穷的寒人执政,却又不分好歹袒护腐化堕落的士族;他自己克勤克俭,却又一任奢侈的风俗盛行;他每次判决犯人死刑,都做出整天不高兴的恣态,却又毫不体恤百姓的饥苦。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名句,它勾画出了南朝佛教兴盛的景象。南朝梁武帝时,佛教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梁武帝萧衍是帝王中佞佛的典型,后世历史学家评价他托身人上,忽下如草〃,意即身为高在上的皇帝,对待老百姓却象对待草芥一样。

梁武帝萧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其父萧顺之是齐朝的大臣,与齐皇室同宗,同为侨居南陵的士族。他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接触的多是些达官贵人,并且颇为博学多才,好为谋略,与沈约、谢眺、王融、萧琛、范云、任、陆等交游结好,号称八友。其中的范云、沈约以后成为萧衍的佐命功臣,萧衍即位称帝的诏书和许多措施,都由他们草定,因而萧衍曾说:成帝业者,乃卿二人也。其余萧琛、任陆等也都成为梁朝有用之才。萧齐东昏侯时,萧衍做雍州刺史,曾对其兄萧懿说到南齐内难九兴,外寇三作,今又大贵专权互争,必起变乱,劝其兄及时夺取政权,但其兄未能用。不过萧衍在襄阳已作准备,他潜造器械,又砍伐了许多竹木,沉于檀溪中,以备造船用。后来,其兄萧懿被杀消息传来,他决定起兵,出檀溪竹木,装舸舰,旬日大办。百姓愿从者,得铁马5千匹,甲士3万人。足见他为夺取萧齐政权,早有预谋。

在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动荡时期,皇帝在位时间长的不多,特别是南朝宋、齐二朝。宋朝是50年,有8个皇帝;齐只有23年,却历经7个皇帝。这种情况,到梁武帝时有了改变。梁朝年代虽为时不长,仅55年,但这55年中,仅梁武帝一人就占了48年。在这48年中,梁朝统治是比较粗安的时代。

齐末梁初,南北形势发展有利于南方。北方自魏孝文帝死后,政治凋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席卷河北、山东和关陇等广大地区的各族人民起义历时八年之久。在梁武帝初年,北方又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河阴之变,大批皇室贵族被杀,北魏政权名存实亡。对梁武帝来说,这可是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积蓄力量,开拓疆土,恢复中原的绝好时刻。然而,梁武帝却只满足于封建国家的粗安和帝位的巩固,不思进取。

为得封建地主阶级的支持,梁武帝增设大量的文武朝官和地方官职,优养士人,招揽庶族。公元506年(天监五年),他下诏: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为官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并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其中被举荐者,均为士族^公元509年(天监八年)又下诏说: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为寒族地主入主政门提供了便利。为了安置这么多的官位,梁武帝不顾政治机构的实际需要及运作效率,无限制地扩大机构,中央盛不下,增设州郡县,以至于一个村落也有州县之名,有的州#官无地,根本不知道治在什么地方。这么多的官位,自然加重了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

这些官上任后,极力搜刮民脂民膏,聚敛大量的财富,收入租钱达3亿余万之多。而梁武帝看到萧宏恣意敛财而无谋君位之心后,高兴地称赞萧宏说:阿六〖萧宏是萧衍六弟),汝生意大好!梁武帝对王室子弟和士族官僚百般纵容,任他们为非作歹、肆意欺压人民。诸王犯法,大罪至多以家训应付一下了事。如梁武帝早年无子,以萧宏之子萧正德为嗣,后来因生太子萧统,改封正德为西丰侯,萧正德不满,投降了北魏。后北魏内乱,他又失望而归,梁武帝只是哭哭啼啼训他一番,依旧让他作西丰侯。

梁武帝认为一切过错都无所谓,只要不聚兵谋其皇位。其结果导致了他统治时期社会政治走向极端腐朽,梁武帝自己把自己开创的帝业送入了坟墓。梁武帝崇优士人,却视民如草芥。南朝梁武帝时户籍注册在造的有500多万,每年被判2年以上徒刑的就达5千多人,国家牢狱人满为患。大臣贺琛见地方官吏收缚无罪,逼迫善人,居高官位者缘饰奸谄,深害时政,建议梁武帝息费休民,修明政治,结果梁武帝恼怒万分,逼贺琛说出谁是贪官,谁是污吏,及国弊民疲的根据,还反责他空作漫语,欺罔朝廷。吓得贺琛急忙叩头谢罪,时人称梁武帝罔怕民之不存,而忧士之不禄,真是一语中的。

梁武帝统治前期,虽然不求大的进取,但由于形势发展有利于南方,再加上梁武帝控制皇权较紧,所以在他统治前期,社会也有一些进步,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及至晚年,梁武帝舍身佞佛、任用非人,招纳心地不诚的侯景,结果导致身死国亡。《梁书‘武帝纪赞》说他及乎耄年,委事群幸,挟明树党,政以贿成,以至于涂炭黎元,黍离宫室。

梁武帝家世本信道教,他称帝后,于公元504年(即天监三年)下了一道《舍事道法诏》说: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业相承,今舍问医,归凭正党。……化度含识,同共成佛,宁在正法之中,长沦恶道,不东依老子教,暂得生天。从此他改信佛教,并4次舍身佛寺。大通元年(公元527年)三月,他第一次舍身同泰寺,三日后回宫,随即将大通八年改号为大同元年。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九月,他第二次舍身同泰寿,设四部无遮大会,脱掉了龙袍,改穿和尚服,称为清净大舍,住在寺内便房中,素床瓦器,并于讲堂法座,为四部大众(僧、尼、善男、信女)开讲《涅檠经》。

由于他这次舍身同泰寺是清净大舍,因而就不那么顺利回来,结果由公卿以下群臣,出钱1亿万奉赎,方将他赎回宫,于是改大通三年为中大通元年。太清元年(公元547年)三月,他第三次舍身同泰寺,同样设无遮大会,群臣再次以1亿万钱奉将其赎回,改年号为太清元年。梁武帝4次舍身奉佛,仅赎身钱就花了4万万文,把黎民百姓的血汗钱大把大把地在了寺院。他先后造成大爱敬寺、大智度寺及同泰寺等著名寺院。梁武帝3次舍身的同泰寺,寺中所铸十方金像、十方银像,皆极壮丽。为了严格戒律,梁武帝主张蔬食,反对吃荤,他亲自撰写了《断酒肉文》等文章,反复强调断禁肉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此形成了我国汉族出家僧尼和居家佛教信徒吃素的传统。

梁武帝佞佛,主要甚借此为他帝位的稳固增加^些保险系数。南北朝时玄学盛行,儒学呈衰势,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时有激化,佛教具有较强的欺骗性。在这种情况下,佛不仅在普通百姓来说可减少痛苦,对统治者来说,可以以此来控制人们思想,为他们的统治服务。然而由于佛教兴盛,寺院经济与地主阶级经济利益产生了较大冲突。寺院经济的发展使普通老百姓不仅带上了精神枷锁,而且还遭受着越来越深的物质生活痛苦。代表世俗地主利益的郭祖深切痛斥佛教之害,担心会尺土一人,非复国有。无神论者范缜从理论上对佛教的迷信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梁武帝视范缜为眼中钉,给他加了一个违经背亲的罪名,流放到广州。

梁武帝本来在借佛教巩固他的统治,可是他佞佛成痴,置国事于不顾,视民众如草芥,影响了社会生产,败坏了社会风气,加重了人民负担,削弱了梁朝的国力,终于引发了一场侯景之乱,梁武帝吞下了他自己酿下的苦果,最后饿死在台城(皇宫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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