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颍--辅佐文帝统一天下
高颖,字玄昭,又名敏。自称系渤海条县(今河北省景县)人,可能与北齐皇族同宗,乃汉化了的鲜卑族。父亲高宾,背叛北齐,投归北周,作了北周大司马独孤信的僚佐,被赐姓为独孤氏。高颖辅佐隋文帝杨坚取得 政权,统一华夏,是一位开国元勋。但炀帝杨广即位不久,就将他杀掉。
镇压尉迟迥的反叛
杨坚做了北周宰相,总揽朝政,权倾内外。有个叫元谐的人对他说:“你没有党羽,就象水中的一堵墙,太危险了。你要好好地干啊!”也许他已经知道杨坚是会这样做的,只不过为了表示忠心,特意加以提醒罢了。在杨坚所收罗的党羽中,高颖是一个重要的成员。杨坚与高颖早就相互熟悉,因为高颖是独孤信的家客,独孤信的女儿是杨坚的妻子。当然,杨坚之所以看重高颖,不仅仅是因为他与自己私人关系密切,更重要的是看重了他的才华,他的胆识,看重了他不但能文,而且能武。
高颖从小聪明能干,十七岁开始做官,参与了平定北齐的战争,立过战功,受过爵赏。杨坚看重了他,派心腹人与他面谈,他欣然接受杨坚的招纳。他对杨坚说:“愿意听从你的指使,即便你的事业不能成功,我高颖全家被杀,也是心甘情愿。”于是杨坚让他在丞相府担任司录,官虽不大,却很被重用。高颖为什么要这样死心踏地地追随杨坚冒风险呢?史书没有明文记载。揆其形势,其原因不外两条:一是杨坚的地位虽然还不巩固,但已开始得势,成功的希望很大;二是高颖任职的北周,他并非宇文氏家族的嫡系,且既与北齐高氏皇族同宗,亦即为北周宇文氏之世仇。
杨坚为丞相,遭到了北周一部分统治者的激烈反对。首先举兵反叛的是尉迟迥,继之者还有司马消难、王谦等人,一时天下骚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尤其是尉迟迥的叛乱,影响特别大。当时有人评论其事说:“尉迟迥据有北齐的故地,乘杨坚刚刚执政之机,人心浮动,指挥军队,联合各方势力,占据了全国九州的三州,拥有全国人口的十分之六。”面对这种局势,怎么办呢?只能是武力镇压,仗打胜了,就可使政权获得巩固;仗打败了,就可能要垮台。杨坚派韦孝宽率军前往,军至河阳(今河南孟县),停顿下来,没有人敢冲向前去,原因是军心不稳,部将有异心。形势颇为紧急。只有派一名既忠心耿耿,又有魄力,能压得住阵脚的人去做监军,才有可能战胜敌人。杨坚首先挑选了崔仲方,崔仲方以父亲在敌方境内为理由,辞不就任。轮下来最适合的人选是郑译、刘访,他们都是拥载杨坚上台的中坚人物。但是他们由于个人目的没有达到,所以心怀不满。郑译想当大司马,结果当了相府长史;刘访想当小冢宰,结果当了相府司马,因而他们忿忿不平起来;他们还利用职权,大发横财,与富商大贾们打得火热,并且玩忽职守,消极殆工。杨坚要他们去作韦孝宽的监军,对他们说:“需要心腹之人去统率大军,你们二位,谁能去呢?”刘访说,他没有当过带兵的将领,不能去。郑译说,他有老母在堂,离不开。一个软钉子碰得杨坚闷闷不乐。就在这个时间的前后,前线统帅部副长官送来密报,说是“大将梁士彦、宇文忻、崔宏度都接受了尉迟迥的贿赂金,军中骚动,人心大变”。怎么办呢?有人主张另派三人去代替那怀有异心的三员大将。朝臣李德林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认为这样做恐难收效,甚或会引起其他问题。他对杨坚说:“依我的看法,只派一个既是你的心腹,又明于事理,能够随机应变,且向来为诸将所信服的人,快速赶赴军中,观察形势,看看内情究竟如何。这样,即便有人图谋不轨,也不敢妄动。”一席话,点醒了杨坚,他说:“要不是你说,几乎要坏大事。”高颖见此情势,乃自告奋勇,甘负重任。杨坚欣然同意。高颖当即衔命出发,来不及回家,只派人去向他的母亲告别。
高颖到达军中,军心大振,形势迅速改观。原来韦孝宽的军队停顿在沁水(今沁河,在山西省东南部)的西边,向敌人坦露出一种胆怯、观望的架势。高颖到达后,为了改变形势,就造桥渡河。他估计到敌人会从上游以火烧桥,乃预先防备,使敌人的破坏未能得逞。大军既渡,他乃沿用古人破釜沉舟、背水列阵的故事,烧掉新造的桥,以示决一死战。随即深入敌境,与宇文忻、李询等人商量,设策以破敌军。尉迟迥据守邺城(今河北省临县境,漳水之南),军威尚盛,那时,两军对阵打仗,旁边往往有许多老百姓观看。这次宇文忻征得高颖的同意,挥军攻入旁观者人群,引起人群大乱,宇文忻乘机大呼:“敌人打败了!”于是尉迟迥军大敌,高颖、宇文忻等挥军乘势,攻入邺城。
平陈的主要策划人
开皇元年(581年),杨坚登上皇位,正式建立隋王朝。高颖任尚书左仆射,兼纳言,就是说当上了宰相。隋朝建国之初,他与苏威协力同心,大小政事,文帝都是先同他们商量而后施行,故而数年之内,天下安定。隋朝是直接继承北周政权的,而北周的法律,则烦杂而不得要领。文帝下诏,要高颖、郑译、杨素、裴政等人修订法律;他们所修订的法律,不仅为隋朝所施行,而且亦为后世所沿用。苏威的父亲原在西魏任官,曾主持增加赋税,但他认为增税只是解一时之急,要让后人来减轻税额,故苏威主张减税;他的这一意见由于得到高颖的赞助而得以实现。在文帝下诏检查户口,以防止偷漏赋税时,高颖又提出“输籍法”,凡民间赋税,皆记其数于籍帐,使州县长吏不得随意增加减少。苏威关于改革地方建置的意见,与李德林的意见发生了矛盾,也是由于高颖的支持,才得以付之实践。新都大兴城的建设,他是主办人。他还带兵抵御过北方强族突厥。他主持办的事很多,只是由于他的文稿没有保存下来,故而史书多阙载。他办事很认真,很勤恳,退朝以后,常常以粉盛于盆内,置于卧榻之侧,想起了什么,就记在上面,以便天明以后办理。他恐怕是我国最早使用记事牌的一个人。
隋朝建立之后,文帝在高硕等人的辅佐下,政局安定,经济、文化得到了恢复与发展。摆在王朝面前的课题是,要使统治得到更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只是注意管辖统治区域内的事是不够的,还必须北服突厥,南平陈朝。在完成这两项任务的过程中,高颖的功绩尤其突出。特别是在平陈方面,他起了重大作用。
如何战胜陈朝,使南方半壁江山与中原统一起来,这是包括高颅在内的隋朝君臣所经常考虑的问题。高颖主张收揽江南朝野人士的人心,瓦解他们的斗志,一旦条件成熟,大军渡江,一鼓成擒。开皇元年(581年),文帝根据高颖的推荐,派贺若弼为吴州(指以今苏州市为中心的江南东部地区)总管,镇广陵(今扬州市);以韩擒虎为庐州(今安徽省合肥一带)总管,镇庐江(今安徽省庐江县西南),要他们筹划平陈之事。第二年发兵南征,以高颖为总指挥,这显然是试探性的。兵出之后,陈宣帝死讯传到,高颖以“礼不伐丧”(按照礼制,不应攻打正在服丧的人)为理由,停止进攻,班师回朝。不久,他又受命处理萧岩叛乱(萧岩原为南梁皇族,叛归北朝,现又叛投南朝)的善后,以温和态度对待萧岩属地江(长江)汉(汉水)一带的属民。隋朝与陈通使,以礼相待;抓到陈朝的间谍,都是发给衣服,客客气气地将他们送回。文帝问高颖平陈的具体策略,高颖说:“江北地寒,收获稍晚;江南气温高,水田庄稼熟得早。在江南收获季节,稍稍集中兵马,说是要出战江南。他们看到这种情况,必定要屯兵守御,这就可以耽误他们的收获时间。当他们集中军队时,我们就解散军队。我们反反复复地这样干,他们必定习以为常,从而麻痹大意起来。然后我们再调集军队,他们不会相信我们要出征。当他们犹豫之际,我们乘机渡江,登陆作战,士气必定高涨。又江南土质不好,房子都是竹子茅草做的,所有积藏,都不是在地窖里。我们秘密地派人过去,乘风放火;如再修复,则再烧之。这样搞它几年,他们的财力自可枯竭。”杨坚按照他的设想去做,果然收到很理想的效果。
平陈之役完成于开皇九年(589年),共分三路大军,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及杨素为各路元帅,而统归杨广节度。高颖是晋王府长史,掌握着实际的指挥权。东路大军将领贺若弼早有准备,他买五六十艘旧船,造成陈军错觉,以为隋买船,松懈了斗志。他又下令,江防军队,每交代之际,一定要到广陵集中,并且大排旗帜,营房帐幕遍于田野。开始陈军看到,以为隋军要渡江,。就急急忙忙准备抵御,结果发现隋军是换防,就习以为常,不加警惕了。他又经常派兵缘江狩猎,人马喧嚣,如此反复,也使江南陈军麻痹起来。结果贺若弼由广陵渡江,陈军还不知道。于此同时,另一支军队在韩擒虎的率领下也渡江到了采石(今属安徽省马鞍山市)。贺若弼渡江后军容整肃,纪律严明,有个士兵违纪到民间买酒喝,立即被斩首。他俘虏了陈军六干人,全部予以释放,发给粮食,打发他们回去,并将隋朝诏书,交给他们带着,要他们宣传隋朝伐陈的政策。结果,所向无前,陈军纷纷降附。隋军迅速攻入建康(今南京市),抓到了陈帝陈叔宝,陈朝灭亡,隋朝大体统一了全中国。
高颖在平陈之役中,起了主要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在一次宴会上,文帝说:“高颖平定了江南,虞庆则使突厥降服,可以说是功勋卓著啊!”《隋书》作者在评价高颖时,也说:高颖“克服了东夏,平定了南国,参谋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不断受到猜疑和失宠
到了开皇末年,高颖开始失宠,倒楣的事接踵而来。文帝皇后独孤氏虽不失为一位女中豪杰,然而她特别妒嫉。她把皇帝看得紧紧的不准他接触后宫的妃嫔。尉迟迥有个女儿长得很漂亮,因为父罪被没入后宫。一次,皇帝见到了她,很是喜爱。独孤氏知道后,气忿极了,乘皇帝上朝的机会,将她杀死。皇帝得知大发雷霆,骑上马跑出皇宫,一下子在山谷间跑了二十多里。高颖、杨素等人随后追赶,抓住皇帝的马缰苦谏。皇帝说:“我贵为天子,却不能自由!”高颖说:“皇上你怎么能够因为一个妇女而轻易地丢开天下呢!”皇帝听了这句话,情绪稍稍和缓了些,骑在马上久久地停着不动,到了半夜才返回宫中。皇后在宫中守候着,见皇帝回来了,就边哭边磕头赔礼,高颖、杨素也从中调解,并且摆上宴席,痛痛快快地吃喝了一顿,才收了场。这本来是件生活小事,可是却给高颖深深地埋下了祸根。他本是独孤氏的家客,独孤氏与他一直来往密切,可是自他说独孤氏是一个妇女之后,她就怀恨在心,不与他来往了。
就在这个时候,太子杨勇也开始失去皇帝和皇后的欢心。高颖娶了杨勇的女儿做儿媳妇,所以这也关涉到他的政治生命。皇帝为什么不喜欢太子了呢?这主要是因为他爱奢华、讲排场、声望渐高,触犯了皇帝的吝啬心与忌妒心。皇后为什么不喜欢太子了呢?这主要是因为他爱女色和受了晋王杨广的挑拨与离间。杨勇宠爱一个姓云的女人,他的原妃突然死去,皇后怀疑是有意害死的。等到云氏独自执掌太子的家政后,皇后就更加怒不可扼。杨广得知此情,一方面自我矫饰,以博得皇后的欢心,另方面恶言中伤太子。于是皇帝与皇后都渐渐产生了废立太子的意向。有一次,皇帝试探高颖说:“有神灵告诉晋王(杨广)妃说,晋王一定要统有天下,你看怎么办?”高颖跪倒在地,回答皇帝道:“谁长谁幼,是有次序的,这怎么能够废呢?”意思是说,杨勇是长子,应该做太子,是废不得的。皇后知道高颖的主张是不可改变的,就想暗地里找机会对付他。
皇帝要挑选东宫(太子宫)的卫士作自己的卫士,高颖以为不应这么做,他说:“若尽把强壮的卫士挑选走了,恐怕东宫的保卫力量太差。”皇帝听了很不高兴,对他说:“我时常东跑西跑的,故需要有较强的卫士。太子呆在东宫,身边何必要有那么多壮士。重兵保卫东宫这个办法流弊极大。依我看,东宫的保卫由皇宫卫队兼管着就行了!我熟悉前朝的旧法,你不要走过去的老路。”这是有意给高颖以暗示,皇帝在提防着你。
高颖的夫人死了,皇后对皇帝说:“高仆射年岁已高,死掉了夫人,皇上你应该帮他再娶一位。”皇帝将皇后的话转告高颖,高颖婉言谢绝说:“我现在已老,退朝以后,只是坐在书斋里读读佛经罢了。皇上是很爱惜我的,至于娶妻之事,我则没有这个打算。”事情说过也就算了。可是不久,高颖的一个爱妾生了男孩,消息传到宫内,皇帝很是高兴,但皇后却不然,她表现出很生气的样子。皇帝不了解皇后的心意,就问她为什么不高兴?皇后说:“你还信任高颖吗?你要为他娶妻,他却心存爱妾,当面欺骗你。现在他的欺诈已经败露,怎么还能够信任他呢!”从此文帝对高颖就更加疏远了。
开皇十八年(598年),文帝欲出兵辽东,高颖坚决不同意,但文帝坚持要打,并派高颖为事实上的主帅,高颖只好服从。结果因为疾疫流行,军队十之八九病死,无功而返。这件事本来是没有什么好挑剔的,可是皇后却节外生枝,在皇帝面前中伤高颖,说什么“高颖根本就不愿意去,你强迫他去了,我就知道准是无功而还”。她的意思是说,高颖阳奉阴违,消极抗命。这次统军主帅名义上是汉王杨谅,高颖则掌握实际指挥权。高颖为人,比较耿直,自觉责任重大,常常以大局为重,不避嫌疑。对于杨谅的意见,也多不采纳。杨谅恨透了他,返京后在皇后面前告他的状说:“儿万幸没有被高颖杀掉。”对于这些事情,文帝既不调查,也不分析,信以为真,对高颖更加愤愤不平。
凉州总管王世积有个亲信犯了法,逃到王世积处,王世积不收留,结果被捕受罚。这个亲信怀恨在心,反诬王世积谋反,王世积被处决。据说,在审理王世积案时,涉及到了一些宫禁中的事,而且这些事是从高颖那里得到的。事情越闹越大。当朝大臣贺若弼等联合为高颖申辩,文帝不但不听,反而将他们与高颖一起予以法办。高颖被免官,带个齐公的虚衔回家闲居。
不过事情还没有就此了结,投井下石的事总是要应运而生的。齐公国内的官员报告说:“高颖的儿子对高颖说:“司马懿假托有病,不上朝,结果取得了天下。你现在得到这样遭遇,怎么知道不是一件好事呢?”于是高颖就被抓了起来。又有人报告说,有个和尚对高颖说:“明年皇帝要死。”有一个尼姑对高颖说:“开皇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灾难,十九年无论如何过不去。”这就更不得了了。有人建议把高颖杀掉,文帝不敢这样做,怕遭到反对,乃将他除名为民。高颖胸襟豁达,虽屡遭不幸,亦处之泰然,降低为一个平民百姓,他不但不怨恨,反而感到高兴。母亲的教导,在培养他的这种品德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刚作宰相时,母亲就告诫他说:“你的富贵已经到了头了,剩下的就是一个砍头,你要谨慎啊!”
以诽谤朝政罪被杀
高颖削职为民后,没有几年文帝驾崩,炀帝即位。炀帝启用高颖为太常卿。他对炀帝也是克尽臣道,见有不正确的地方,就直言不讳,这就很快地招致炀帝对他的仇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他以诽谤朝政罪被杀。同时被杀的还有宇文弼、贺若弼。苏威被免官。
高颖是如何“诽谤朝政”的呢?主要有以下几条。一是炀帝下诏收集北齐、北周故乐人及天下散乐,高颖谏止,认为:“此乐早就废弃。现在要是收集,恐怕那些缺乏鉴别能力的人要丢掉原来的正宗,追逐这一末流,相互学习传播起来。”炀帝听了很不高兴。高颖又对太常丞李懿说:“北周天元皇帝喜爱音乐,结果亡了国,前车之鉴不远,怎么可以这么搞呢!”只一个是漠北突厥君主启民可汗朝隋,炀帝为显示中原的富庶,在接待的时候,盛况空前,花费很大。高颖、贺若弼等人认为不应该这么干,高颖对太府卿何稠说:“启民可汗这个家伙熟悉了中原的虚实以及山川地势的状况,恐怕要成为后患。”礼部尚书宇文弼私下对高颖说:“周天元皇帝的奢侈,现在的情况与之比较,不是还要厉害么?”又说:“修长城这件事,实非当务之急。”还有一条是高颖曾对他的好友观王杨雄(原名惠)说过,“近来朝廷搞得不成体统。”
但是,炀帝杀高颖还有其更深刻的原因。平陈之役,杨广是统帅,高颖是统帅府的长史,掌握实权。隋军攻入陈京建康,抓住了陈帝陈叔宝和他的宠姬张丽华。杨广派高颖的儿子到建康告诉高颖,要把张丽华留下来。高颖不予理会,斩张丽华,并且说:“周武王灭殷,杀了妲己。现在平定陈国,不宜娶纳张丽华。”对此,杨广恨之入骨。
还有一件事,也使得炀帝要把高颖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就是在废太子杨勇时,高颖始终站在反对的立场。高颖这种立场,不仅直接触犯了文帝杨坚和独孤皇后,而且还把自己放在与杨广直接对立的地位,因为废勇与立广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废勇就立不了广,广要立就必须先废勇。所以,如果说高颖与文帝、独孤氏的矛盾,主要是意见分歧,那末他与杨广的矛盾,就主要是利害冲突,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既然如此,杨广能够饶得了高颖吗?不过,历史上也有例外,唐太宗之于其兄李建成的重臣魏征就是个很突出的例子。然而,唐太宗能做到的事,隋炀帝能够做到吗?
再者,封建王朝本来就是个派系林立的场所,隋朝到了开皇末年,由于一些吹牛拍马、玩弄权术的人越来越得势,这种派系斗争就更加复杂化,这对于比较正派而又甘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高颖来说,是非常不利的。譬如杨素,他本是高颖荐举的,但在废太子勇时,他与高颖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他察言观色,大做政治投机买卖,投靠了杨广,博得了文帝与独孤皇后的欢心。高颖下台,他的宰相职位就是被杨素所取代的。炀帝即位后,杨素继续执政。虽然没有什么材料足以说明杨素直接陷害过高颖,但也没有任何材料足以说明他曾保护过高颖,象贺若弼等人所做的那样。他也是最有力量来保护高颖的。由此可以看出,在朝廷上,跟随炀帝害高颖的人,必定是大有人在。
高颖被炀帝杀害了,罪状也公布了,然而人们并不觉得他是罪有应得,而是感到伤心、惋惜。直到唐朝初年,还有人觉得他死得冤枉。因为他在政治上确实对隋初的巩固和统一做出了贡献,在他身上也可以看到地主阶级政治家某些优秀的品质。
首先,他善于发现人才,勇于使用人才,虚心尊重人才。隋朝一代的名臣、名将,很多都是他推荐给文帝的。如苏威,他与高颖共理朝政,朝野推服,天下归心。如杨素,他不仅是文帝的重臣,而且也是炀帝的重臣。如贺若弼、韩擒虎,他们都是平陈的名将,指挥过许多战争。尤其受到人们尊敬的是他不嫉妒人才,当由他推荐的人与他齐名或超过他时,他感到的是愉快,而不是怨恨。如开皇元年,他与苏威并为宰相,他不但能与苏威合作得很好,而且自己还要退下来,把权完全让给苏威。又如,平陈之后,文帝要他同贺若弼讨论总结平陈的事,他推辞谢道:“贺若弼先献十策,后来又在蒋山(今南京市钟山)苦战,打败敌军,我只不过是一个文职官吏罢了,怎么能够与大将军评论战功呢?”这种虚怀若谷的胸怀,博得了文帝的赞赏。
其次,他敢作敢为,不避嫌疑,不推卸责任。他初投杨坚时,就明确表示要跟他干到底,成功与否,在所不忌。在这个问题上,苏威与他就成了显明的对照。当杨坚向苏威暗示篡位立国之意时,苏威不敢表态,溜之大吉。平陈之役时,他把年已二十出头的统帅皇子杨广撇在一边,以大局为重,大权独揽,以至公然违抗统帅的旨意,杀掉了张丽华。平陈之后,有人告他谋反,指的就是他的这种不把杨广放在眼里的行动。辽东之役,汉王杨谅是统帅,他是统帅府长史。他还是一如既往,对于杨谅的意见,多不采纳,把这个皇子气得要命。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他也多表现出这种勇于负责的精神。就拿批评炀帝喜爱音乐一事来说吧,在炀帝面前,他是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他自己是很清楚的,但出于对炀帝、对隋室的忠心,他还是直说了。
第三,他所关心的是隋室的兴亡,是国家的治乱,至于对自己的出处进退,则看得很淡。可以这么说,他一遇机会,就上表辞退,以至到了削职为民时,也毫无怨恨,处之泰然。这就同那些只图升官发财的封建官吏大相径庭了。他的这种风度,也有别于封建社会里那些明哲保身、洁身自好、消极遁世的人,因为他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