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三国”之建立，均非平地起高楼，都对前朝有所延续，其统治集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前朝贪腐之风的影响和侵蚀。三个新建的国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统治集团的腐败问题。
天下再三分 反腐是关键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相乱政，贪腐横行，终于侵蚀空了大汉四百年基业。一时间，英雄并起，魏、蜀、吴三分天下，是为前三国。经过二百年纷乱，到了公元6世纪初，南边的南齐，皇帝骄奢淫逸，大臣腐败成风，对待百姓如狼似虎。各种矛盾此起彼伏，恶性膨胀。雍州刺史萧衍趁势而起，取而代之，建立梁朝。
在北方，北魏孝文帝改革，虽然努力学习汉族的文化和制度，却仿建门第制度，效法贵族式的生活，随之而起的就是贪腐和搜刮，新都洛阳成了夸富的中心，吏部成了官爵交易的市场。腐败风气盛行下，最大的受害者就是百姓，各级官吏以贪渎刻削为能，征收赋税，小斗改大斗，小尺改大尺，但还不够维持他们奢豪的生活和买官的费用，又发明了税收预征制度，最狠的地方要预征6年。苦难深重的人民实在难以为生，只有铤而走险，起义烽火一时间烧遍全境，半壁江山再分裂，北魏分解为东、西魏。天下再次出现三分之局，进入“后三国”时代。
“后三国”之建立，均非平地起高楼，都对前朝有所延续，其统治集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前朝贪腐之风的影响和侵蚀。三个新建的国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统治集团的腐败问题。
梁武帝节俭感动不了贪官污吏
南齐末年，君昏臣贪。萧衍建立南梁政权后，有志纠正前朝弊政。他登基当天就下诏，除选二千宫女赏赐起事将士外，其余后宫乐府、西解暴室的宫女全部放遣。他也身体力行，每天只穿麻衣布服，食蔬菜素食。凡是皇帝的种种享受，他一概摈除。梁武帝萧衍也可算是史上最节俭的皇帝。
为了整肃吏治，梁武帝登基第五天，就分遣内侍，巡察四方，察纠不法，要求对于贪赃枉法、侵渔百姓的官吏，马上奏报处理。同日，他还下诏起草《梁律》。《梁律》对官员因事受财、监守自盗，要比照盗窃罪加重量刑，十匹以上者就要处大辟之刑，就是斩首示众。
虽然对贪腐之害有所认识，但相对法令，梁武帝更希望以佛法洗涤官吏的心灵。他是史上最信佛的皇帝，不仅大建佛教寺院，还三次舍身佛寺，他要以慈悲之心来治理他的国家。
梁武帝努力满足各方面的政治经济要求，对宗室诸王、有功将士，他授予实权，尽力满足他们的愿望。对于门阀世族，他尽力恢复他们的地位。对于前朝贪赃奢靡之人，他也都予以纵容。为了安排旧族、新贵、寒士，他设定文官九品十八班，武官十品二十四班，其外又有流外七班等等，可还是应付不了，梁武帝只好多设州郡县，将原来的23州分解为107州，郡县就更不计其数了。为了满足各既得利益集团，他实在是绞尽脑汁了。
在梁武帝的优容下，前朝腐败之风不但没能得到遏制，反而越演越烈。最后他也在大乱中活活饿死。
官风恶化到了极点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之时，高欢带着一帮兄弟参加义军，后又投靠官府，攻打义军，形成势力，在北魏分裂后控制东魏政权，其子高洋建立北齐。
高欢集团多低下阶层，受过北魏权贵的欺压，没有想到一进中原，也很快学会了吃喝玩乐那一套，出现普遍贪污腐败现象。高欢对贪腐的危害有清醒的认识，起兵之初就说：“我做统帅，首先就要严明纪律。”他以身作则，行军路过麦田，都要下马，牵马步行，怕践踏百姓的田地。但是他对部下的堕落，有些无可奈何，他认为国家处于战争期间，要靠将军们卖命，不能不放纵一些。
一个叫杜弼的官员对高欢说，现在文武官吏如此贪腐，必须严惩才行。高欢说：“官场上贪污之风，由来已久。我如果过分强调纲纪，不能宽容的话，他们一旦都离我而去，我将如何立国？而且他们还都手握雄兵呀。说不定没有反掉他们，先把我反掉了。”
在他的纵容下，吏治、官风恶化到了极点。大将彭乐竟为了一口袋的黄金，把已经落到自己手上的敌方主帅给放走了。大臣们不仅自己贪腐，还教唆皇帝一起玩乐。高欢第九子高湛在位时，君臣一心，竞为贪纵，不断加重赋税劳役，耗尽民力，终至亡国。
宇文泰创新制度压缩了贪腐的空间
控制西魏政权的宇文泰集团和高欢集团同出自六镇。在三国之中，西魏及其后宇文氏建立的北周是最弱的。六镇之兵，高欢得其五，宇文氏仅拥一镇，南梁正朔相承，有文化优势。
与其他两国一样，宇文集团首先要面对的也是吏治问题。《周书》记载，当时有河北郡太守裴侠为官清正，百姓称颂他：“肥鲜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贞惠，为世规矩。”一次群臣拜见宇文泰时，宇文泰把裴侠拉到一边，对群臣说：“裴侠清廉，为天下最，你们中间自认有和裴侠一样的，可以和他站在一起。”群臣都低下了头，不敢吭声，于是宇文泰重赏裴侠。这也说明当时官员清廉的很少，裴侠被称之为“独立君”。
为了整治吏治，宇文泰将贪赃者放宽到满三十匹才处大辟死罪，这比《梁律》的满十匹处死和北魏北齐的“赃满一匹者死”都要宽松，但这是为了更好地执行法律。他赫然公告：“杀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史书记载，北周“用法颇严”，一旦发现贪赃枉法的官吏，即给予惩治。对于以前的贪官，北周还制定了“征备之法”，就是以前犯的事赦免，但只要有线索可以追查到的，一定要追查到底，记录在案，贪赃所得一定要追索回来。诏书说，国库是天下人之公产，皇帝只不过是为天下人守财。我能宽纵你们的罪行，但是人民的财产必须为他们追回。
宇文泰还依仗苏绰创新制度。苏绰是历史上少有的精通数学的政治奇才。他为宇文泰起草《六条诏书》，要求各级官吏抑制贪污，廉洁节约，清心思虑，秉公处理政务，并建立文案程式，所办事项都要绩效勾检，确保落实。所有收支都要黑笔记入，红笔记出，收支数据一目了然。对于财政收支，每年登记户口、土地、赋税，统计出下年度的国家赋税收入，然后量入为出。对于这样的制度创造，注《资治通鉴》的胡三省感叹道：“世有为之主，必有能者出为之用；若谓天下无才，吾不信也。”宇文泰要求所有的官员必须熟记《六条诏书》和记账之法。对于财政收支中的一些疑难，甄鸾编有《五曹算经》，给出计算公式，虽然今天看来不很精确，但有了统一的标准。一切公开透明，监督也容易落到实处，极大压缩了贪腐的空间。宇文泰通过这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打造出一个强大的统治集团，被后世史家称之为“关陇集团”，成为北周、隋、唐的统治核心力量。
对官吏的严格约束，也有了更多减轻人民负担的空间。西魏北周进一步推行均田制，减轻赋役负担，国力蒸蒸日上。最初是高欢强，宇文泰弱。两国隔着黄河，最初每到冬天，宇文泰为防止高欢攻击，都要派士兵把边境上结冰的河流凿开。几年后，攻守之势变化了，变成高欢派兵凿冰了。再过几年，北齐腐败更甚，被北周一举歼灭。梁武帝之子梁元帝建立的荆州政权也被北周所灭。代北周而起的隋唐，不仅统一中国，而且完善了籍账制度和法制制度，最终开创出被称为律令国家的盛唐时代。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对这股起于北疆的政治集团能取得三国竞逐的最后胜利称羡不已：“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反腐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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