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基本上是旷日持久的内战时代，在对外作战方面，鲜有传奇。但鲜者，并非无有，只是少见，东汉末期乃至三国近一个世纪，中原之外患并未停息，从北到南均有夷犯，令三国部队不得不腾出空来，对外征战。其中最著名的战例有两起，一是曹操北征乌桓，二是诸葛亮南征孟获。后人在评价这两起外战时，大多爱憎分明。对曹操北征乌桓，贬者居多;对诸葛亮南征孟获，赞誉一片。
当然，一起征战，均有利弊得失、正反面两方作用。三国这两起外战中，诸葛亮南征的闪光点名载史册。那就是以攻心为上、七擒孟获的传奇。
这场外战史书多有记载，七擒孟获的传奇大多得到公认。传奇不是传说，有一定的史实依据。正面评价，七擒孟获是儒家文化仁者无敌的延伸与升华。这也是最能体现诸葛亮具备正统汉才的战例， 诸葛亮的正统汉才，吸取了先秦两汉以来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刑治思想，治军偏重于法，理政则偏重于儒，但其核心思想仍为儒家思想。面对周边甚多少数民族地区，诸葛亮提出了他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对策，体现了汉才的宽仁。这对于收服南夷的人心，无疑起到了正面作用。彝族首领孟获最终对诸葛亮的汉才感佩不已，那里不仅有智勇，更有仁义。
然而，后人在总结诸葛亮式的外战成功经验同时，往往忽略了硬币的另一面：诸葛亮式外战既有长效的正面影响，也有一个长效副作用。这个副作用不是鸡蛋里挑骨头，而是疾在腠里，只是不经细观，不易察觉。诸葛亮南征，又称南中平定战，主要征战对象是南方彝族叛军，由于战争发生在先帝刘备夷陵大败、蜀军元气大伤之际，所以南征军力有限，总兵力大约在3万人。
战役结束后，蜀军不留兵，不运粮，孟获因祸得福，被正式授予官府要职——御史中丞，诸葛亮不留兵，是想净身出户地走出南中，但是，他还是留下了非物质遗产，这个遗产就是——因夷而贵、因犯而养的范例。诸葛亮夷人治夷，对拉拢当地人心是有好处的，但震慑力却大打折扣，尤其是对于犯汉的外族虽然不是一场大战役，但毕竟派出了3万军人，血淋淋的战争，变成了捉放游戏，没人计算这场游戏中川军死了多少人，但是七场厮杀，连野兽大象都上阵了，不可能是兵不血刃的虚拟战争。川军的生命，如此无辜，自己队伍的人命如此不值钱，就为了陪孟获玩？夷人不该为此付出代价吗？恩有了，德发扬光大了，但威何在？
至此，诸葛亮式外战的两个副作用暴露明显：一是德有余，威不足。二是夷敌优待。它发出的是犯境夷狄，反得优待的信号，这种模式成为传统，就会长效作用，把夷惯坏。事实也确实如此。诸葛亮式外战其实是自汉以来，受到儒家洗礼的中国军队，确立的对外征战的一个基调，怀柔远人、尚德抑武之经，为对外征战的汉军的牙齿装上了牙套，自律了大国手脚。
儒家文化仁、义、礼，强调大国要对小国施之以礼，不欺压和威胁小国的生存。因而皇帝往往推崇怀柔远人尚德抑武的精神，以道德感化外邦，来表达自己仁慈的胸怀。统而不治、抚而不治是为常用手段。 中国君主推行德化外交，以求得藩国的对宗主国的感化，从而实现大同理想。但是，这种手段基本上是感化的产物，夷狄不会感激大于恐惧，没有治上的介入，夷狄部落也不会真正与中国融为一体。可以想见，如果诸葛亮征战的是北方游牧部落，无论怎样感化，是很难喂饱对方的。到头来，得到的，很可能是东郭先生的下场。诸葛亮南征之后，孟获不再反，不排除是感化的原因，但更不可排除的，是利益的换算，小小部落首领，享受着蜀汉大国的贡奉，比抢来得还容易，还香甜，优哉游哉，何乐而不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