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城是明朝时期越南中南部的一个小国，以盛产占城稻出名。在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的外交使节来南京向大明王朝朝贡，这是国家外交上的大事，一般来说，外国或属国来朝，皇帝要对他们进行恩赐。如果说皇帝是代表大明帝国的话，那么中书省丞相府则是代表了政府，都应该予以一定规格的外交上的招待和进行礼仪活动。但是中书省一把手胡惟庸压根儿就没把这件事情禀报给皇上朱元璋。可是世界上有些事情就是巧，真叫无巧不成书，拜见过中书省大臣的占城来使刚好被皇帝身边的宦官从后宫出来时看到了，宦官马上将这事禀报给了洪武皇帝。朱元璋顿时就勃然大怒，中书省分明是一手遮天了，连这等外交上的大事居然都不让我知道，哪是什么人臣所为？更有可能他们私吞进贡之物！真是狂妄透顶，太可恶了！于是下令，将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右丞相汪广洋找来问罪。两位宰相大人在捶胸顿足地谢罪的同时，又把过失责任推诿给了主管朝廷礼节的礼部，而礼部又像踢皮球一样把这事的责任踢回给了中书省。皇帝朱元璋忍无可忍，“尽囚诸臣，穷诘主者”，即说他最终将与这件事情有关的官员全部逮了起来治罪。这时突然出现了御史中丞涂节告变之事，直接引出胡惟庸谋反案来了。
除此之外，关于胡惟庸案件的爆发，还有另外的说法，这就与死因调查有关。
朱元璋暗中调查刘基死因引出汪广洋“二奶”事件——第二种说法
死后，人们一直在传言，是胡惟庸下了毒，害死了刘伯温。这个流言传了4年左右，突然在“（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丞涂节言刘基为惟庸毒死，（汪）广洋宜知状。”朱元璋突然之间想起了它的价值。至于朱元璋为什么要等上4年的时间才去查一个连死得骨头都可能散了架的人命案？
第一，刘伯温晚年与朱元璋处得很不好，或者说朱元璋对刘伯温很有“看法”，刘是掌握机密的大臣，死了反而使得朱元璋更加“省心”。
第二，有一种观点认为，刘伯温生病了，是朱元璋让胡惟庸去看望他，“帝遣惟庸挟医视，遂以毒中之。”所以，有人认为，很可能是朱元璋暗示胡惟庸杀了刘老先生。若是，胡惟庸也就死定了，只是时间问题。中国古代检验中毒的法医学很发达，像毒死之人，短时间内很容易辨认出来，骨头呈黑色；等上几年的时间再查，毒死之人就连骨头也难以辨认。朱元璋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第三，朱元璋调查刘基死因案件的切入口本身就有问题。他首先找的是汪广洋，刘死于洪武八年（1375），汪广洋于洪武六年（1373）正月“以怠职左迁广东行省参政，逾年召为左御史大夫，十年复拜右丞相。”也就是说，汪广洋是在刘基死后两年左右才与秘密杀害刘基的犯罪嫌疑人胡惟庸再次成为中书省同事的。但皇帝朱元璋的逻辑是：胡惟庸与汪广洋同处一个府衙，两人有过过节，尤其是汪广洋对胡惟庸的后台老板李善长恨之入骨，从汪广洋那儿一问一个准。于是就将汪广洋召入宫中秘密加以询问，“上（指朱元璋）问广洋，广洋对以无是事。上颇闻基方病时，丞相胡惟庸挟医往候，因饮以毒药，乃责广洋欺罔，不能效忠为国，坐视废兴，遂贬居海南。”
朱元璋本来是想从汪广洋那里至少能听听人们是怎么议论胡惟庸毒死刘老先生的，但没想到对方的回答实在令人失望。要说这个汪广洋，还真算得上是个君子，一生持正以身，做事一板一眼，不愿捏造事实，入人以罪。再说他的回答确实也是事实，但作为君子的汪广洋这回大大的失误就在于，不善于在不同的形势下巧妙地周旋和自保，或许他是B型血的人，不善于捕捉对方的心理反应。由此，当他做出这般回答后，不仅没有化解洪武皇帝对他“恨铁不成钢”的怨尤，反而招惹了朱元璋对他朋欺的指控，悲剧由此而生。
朱元璋在这个时候特别恨汪广洋，给他定了一个“朋欺”（庇友欺君）之罪名，把他贬往广南（有的书上写“海南”）。过了一阵，朱元璋还是怒火未消，想想自己精心设的局全给这个该死的汪广洋给毁了。我将他从万里之外调回南京来就是叫他看住胡惟庸的，可他现在居然与胡惟庸合伙起来蒙蔽我。朱元璋回忆思绪之闸门一打开，就一发不可收。他想起了，侄儿朱文正在南昌胡为乱来时，汪广洋正出任江西行省参政，就在朱文正身边，他却坐视不管，事后也不报告；杨宪在中书省结党营私，作为杨宪的上级领导，汪广洋却默不作声，也不揭发其奸佞行径……真是有负圣恩，罪不容诛！想到这里，朱元璋一下子改变了主意，派出一行专使，捧着赐死诏书，拼命追赶汪广洋，追到安徽马鞍山南边当涂——当时称太平，终于将乘船的汪广洋给追上了，就地“正法”了汪广洋。
说实在的，汪广洋做“老秘”还不错，而要他做宰相确实不是这块料。但他没做什么坏事，更谈不上要赐死他。理性而言，汪广洋的死确实很冤。对此，学者认为：汪广洋“为人宽和自守，与奸人同位而不能去，故及于祸”。换句话来说，汪广洋当了别人的出气筒。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我认为，他成为专制君主发泄淫威的牺牲品或言是胡惟庸等为中坚骨干的淮右集团走向坟墓的殉葬品，包括涂节在内，也是这样。后来涂节首告胡惟庸谋叛，如果他也参与了，绝不可能出来告发胡惟庸毒死刘基这样的大事来的。因为既然参与了谋叛，按照古时候的法律，即使是最先告发者，但最终还是要被处罚的。
◎由汪广洋的“二奶”事件引发出中书省的大恐慌
汪广洋被赐死之后，给胡惟庸的震动很大。朱元璋对胡惟庸和中书省越发不满，由过去的旁敲侧击的警告发展到现在公开性的经常斥责。随之，围绕胡惟庸、汪广洋及整个中书省的所有人和所有事的秘密调查也紧锣密鼓地进行。不久，有人查出与跟随汪广洋从死的美妾陈氏，曾经是获罪官员陈知县的女儿。按照当时的规矩：官员获罪，妻女没官，配给军队的功臣，文官无权享用，但汪广洋贪恋美色，先自己“笑纳”了。这事查出后，洪武皇帝更加恼火，甚至可以说是震怒，他说：“没官妇女，止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敕令法司部门彻底追查此事，“于是（胡）惟庸及六部堂属咸当坐罪”。但皇帝朱元璋似乎还没有迅速逮捕胡惟庸，而是经常性地训斥他，就连他的左右甚至下人都惶惶不安。
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向家教不严的胡公子在南京城里闯出了大祸，直接引发了胡惟庸案。
胡公子命案追责——第三种说法
胡惟庸的儿子是当时南京城里的有名的纨绔子弟，甚至可以说是恶少，由于父亲胡惟庸品行不端，疏于管教，胡公子就成了京城中的一大恶霸。一般人见到他上街，都纷纷地躲避开来，惟恐一不小心碰到了他而招致大祸。可有一天可能是胡公子喝了酒，歪歪斜斜地坐上马车后，就嚷着叫马车夫快速加鞭，想以此飙车一回。马车夫不敢违命，猛抽马鞭，马车顿时飞箭似地在街上飙了起来，忽然间马车夫发现前方有人，赶紧拉住马缰绳，来个紧急刹车，不曾料到惯性作用，将马车上的胡公子给颠了下来，且很不巧当场就给颠下来摔死了。胡惟庸听到自己宝贝儿子死了，顿时就怒不可遏，叫人将马车夫给绑来，随即将其活活打死。
皇帝知道后大为震怒，胡惟庸马上派人送给死者家里好多的金银绢帛作为抚恤，意思也就是让他们不要再上告了。可朱元璋不依不饶，坚持要按法办事，这下胡惟庸真的害怕了，于是决定铤而走险，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谋起事，便遣人阴告四方及武臣之从己者”。
胡宅祥瑞与云奇告变——第四种说法
还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据《明朝小史》和《明史纪事本末》等书所载：就在胡公子出事前，胡惟庸家已经“祥瑞”不断光顾，定远老宅的旧井里忽然长出石笋，高出了水面好几尺。胡家祖坟上夜夜冒红光，这可是大吉大利的瑞兆啊。于是，胡惟庸愈发异想天开，未来的皇帝梦越做越多。不曾想到儿子飙马车给飙死了，皇帝朱元璋不仅不为他说话，一点情谊与面子都不讲，反而为下等的马车夫之死深究不歇，胡丞相越想越火，顿时就有了这样的念头：没什么大不了的，看看你我到底谁厉害，于是就策划了一起杀害朱元璋的大逆不道的阴谋。
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有一天，胡惟庸气喘吁吁地来到明皇宫，向皇帝朱元璋报告说：他南京家中的水井里出怪事了，老在冒醴泉，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甜蜜的美酒。按古时的讲法，这是皇帝将天下治理得好才会引来上苍的“奖励”与肯定，是非同一般的瑞兆啊，包括皇帝在内，天下都得重视，甚至应该要好好地庆贺一番。不锈钢方管舜冶金属
据说，朱元璋听说后，也觉得十分好奇，决定前往胡宅去看个究竟。他叫上随从，走出皇宫，正走到西华门时，一个太监名叫云奇的，直冲到他的车马前，拉住了马缰绳，想说什么，可他的舌头像是被夹住似的，就是急得说不出话来；加上这个叫云奇的宦官本是南奥人，说话时常常含含糊糊，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而直撞皇帝的御驾，在那时可是一项大罪，更何况冲撞者是低贱的“刑余之人”。当时皇帝朱元璋一下子就火冒三丈，命人将宦官云奇拿下，叫武士们好好地教训教训他，让他懂点事。武士们还真不含糊，三下五除二，一顿暴打，将云奇的右臂也给打断了，就差一点要了他的命。但这个云奇却忍着剧痛，手指胡惟庸家的方向。这时皇帝朱元璋似乎明白了什么，马上命令返回皇宫，登上宫城城楼向胡宅望去，只见胡惟庸家里黑压压的一片，墙道间处处都埋伏着士兵。一切都明白了，皇帝立即发动御林军，包围胡宅，逮捕胡惟庸。
但这段“故事”在清朝就有人进行翔实的考证，考证出来的结论是“凿空说鬼”。那么真实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呢？
扑朔迷离的特级大案要案
胡公子出事后，洪武帝没将胡惟庸怎么的，但更多的是严厉斥责。朱元璋不显山不露水地敲山震虎，目的就在于以威慑来促使胡惟庸“叛逆奸党”内部土崩瓦解，其中的胆小者最先会动摇，甚至是告密。朱元璋是老“运动员”了，在经历了无数生与死的炼狱生活后，他很有自己的一套。果然，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初二，御史中丞涂节最先出来告发，说“左丞相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等谋反，及前毒杀诚意伯刘基事”。接着另一个被贬为中书省属吏的原御史中丞商也出来揭发胡惟庸众多的不轨阴事。
朱元璋在接到告发后，马上组织朝廷大臣对胡惟庸案进行廷审，凡是审究出来的“谋叛”人员，立即予以逮捕。由于政治高压，用刑也猛，涉及的人员越牵越多，到后来就连首先告变者涂节和另一个曾经与汪广洋共同疏劾李善长的御史大夫陈宁都给扯了进去，朝中廷臣认为：“节本预谋，见事不成，始上变告，不可不诛。”
正月初六，胡惟庸为首的一大批“奸党”分子及其家族被全部处死，不过在《明实录》中对朱元璋做了美化，说他赐死胡惟庸与陈宁等人。
四天时间就处理完了“谋反”这么一个大案，实在令人惊讶和狐疑！谋叛本是一项特别大的罪名，属于传统社会中所谓的“十恶”大罪中的首恶之罪，而所被告发的又是当朝的在职的左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明初特大要案，非同小可。按常理，办理这类事情绝不能操之过急，而是慢条斯理地穷本溯源，这样才能将其一网打尽。但在这件事上洪武帝似乎做得相当马虎草率，这也有违于他的一贯做派，令人费解。
对此史学界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朱元璋之所以要这么急急忙忙地处理“胡惟庸谋反案”，其真实的意图是想保全李善长。李善长既是谋叛“逆党”胡惟庸的亲家，又是当今皇帝的亲家，这是京师南京甚至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事实。就从这一点上来讲，深追下去，肯定会牵连到李善长，所以还是这样快速了结此案吧。
第二种观点正好与此相反，认为在粉碎“谋逆”胡党、废除丞相制后，朱元璋感到对自己有着潜在威胁最大的依然是已经“出局”了的老宰相李善长。李善长树大根深，他背后还有一大批淮右功臣勋贵，不是你想要除去，就能一下将他除掉的。而胡惟庸被人告发谋反，这事本来就证据不足，当时皇帝朱元璋公开宣布胡惟庸等人的罪行为“窃持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结于众舌，朋比逞于群邪，蠹害政治，谋危社稷。”认真比对一下《大明律》，上述没有一条可以完全对得上号的，或言之，胡惟庸等人有犯罪意图，而无犯罪确实证据。如果深究下去，很有可能就连胡惟庸也定不了死罪，到时候那就更难牵连到李善长等具有重大潜在危险的淮右功臣勋贵了。所以说尤其这样倒还不如现在迅速地将胡惟庸等定为“谋反”死罪，立即执行。这样就造成了“铁定”的事实。至少说它有两大好处：第一，将那贪婪和胡作非为的淮右集团中坚骨干分子胡惟庸给办了，顺便将他的走狗、朋党迅速地收拾了，造成钦定的谋反大案要案，杀一儆百；第二，处死了“谋反”首犯，连坐同党，甚至连坐到告发者，造成死无对证。日后若再需要，就只要将他们往这个“钦定铁案”上扯，任何讨厌的政敌和潜在的危险分子都可以收拾了。
就在胡惟庸为首的一大批“谋危社稷”分子被处死的第二天，即1380年正月初七，皇帝朱元璋宣布进行一项重大的政治制度变革，废除已经存在了约有1500年的宰相制度。也由此开始，大明朝的“勋臣不与政事”，就是说从洪武朝的那个时候起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制：功臣勋旧除了继续领兵打仗外，基本上都不再让他们担任行政领导了。
废除存在了1500多年的宰相制度，清除淮右集团中坚骨干胡惟庸为首的“谋反逆党”，摧毁对于君权有着相当隐患与威胁的淮右集团的“俱乐部”——中书省，如此下来，君主专制主义统治得以强化与稳固。至此，洪武皇帝朱元璋总该感觉安全和满足了？没有，在他的潜意识里头，这样清除威胁君权的政治运动还仅仅开了个头；因为虽然捣毁和废除了很有潜在危险的淮右功臣勋旧的文职行政系统“大本营”——中书省和宰相制度，但具有相当隐患与威胁的淮右集团的核心人物还在，他像幽灵一般游荡着、活动着。只要他存活着，那股潜在的威胁君主统治的势力随时都有发动颠覆大明君位的可能。那么如何清除这“幽灵”和“幽灵”势力呢？就如从速从快地处决胡惟庸等人那般，将人给抓了，把刀按在脖子上，像切西瓜似地切下去？事情远没有这般简单。千万别忘了，这个“幽灵”可是淮右集团的核心人物，他与那些握有兵权在外作战的淮右功臣勋旧到底有着多深的关系？这将是拭目以待！
深挖政界最大的潜在威胁——淮右集团核心人物李善长胡惟庸案突发时，有人曾将其与“后台老板”李善长之间的密谋阴事给揭发了出来，说“太仆寺丞李存义者，善长之弟，（胡）惟庸之婿父也，以亲故往来惟庸家，惟庸令存义阴说善长同起”，而李善长先是惊诧，经劝慰、诱惑后转变为默认，到最后还参与到了密谋当中。由此朝廷群臣强烈要求洪武皇帝立即逮捕和处死李善长，可朱元璋实在“不忍心”杀老哥儿们、老搭档，在明皇宫大殿上他当场做了“忆苦思甜”，核心意思是在我艰难时刻，李善长投奔了我、帮助我，我怎么能忍心杀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