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文人多，猛将更多，称得上雄霸一方的豪杰也大有人在，但是能将多重身份集于一身的，大概当属曹操。曹操是一个真正的聪明人，老天赏饭的那种，不达成霸业简直对不起自己的智商，同时，他也是一位被权势耽误了的文艺青年。要说对文学史的推动意义，刘备、孙权无非贡献了几个机智小故事，而曹操却是实打实地在诗词形式、创作内容等方面开一代之风。
曹操擅长写乐府，但是有着极大野心的聪明人无论在战场上还是文坛上都不会老老实实地遵循既有笔法，曹操这正是一次积极的创新。乐府原本是一个机构，后常用来表示诗歌体裁，作为一种为王室享乐而产生艺术形式，自诞生起就与乐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汉代时，开始还主要由专人从民间收集而来，后来发展越来越好，文人团体的创作也纳入其中。
在汉代末期，乐府诗的遭遇有些凄凉，这一方面是受风气的外在影响，另一方面也因为本身限制颇多，一成不变的格式要求严重打击了文学创作的创新。我们的主角才不管那么多，索性自成一派，打破旧有规则，依旧使用原有的曲牌，但是内容选材范围更广，大大丰富了已有的创作素材。此前曲名和内容要求绝对一致，曹操则是以旧有形式写新的时局时事。在创作上，曹操用五言也用四言，但大家普遍对他的四言尤为称赞，并且认为其影响着此后的诗歌书写。其实曹操善写四言也与他喜好音律有关，每句四字本就与音乐的起承转合更容易接洽，对曹操来说操作得得心应手。当然，曹操的五言、杂言也很精妙。
曹操的文学造诣不仅体现在诗歌创作上，他传世的其他作品更达百余篇。当然，霸主写文，肯定以功能性为主，对上要上表，对下要教令。如果说对诗歌的创新有其主观意图，那么写文明显是为了更好地传达思想，鲁迅对曹操的评价很中肯，说他写文章没顾忌，文章反而很通透，尤为贴近现实贴近真实含义。可以说，曹操的大胆、聪明，在文学之路上显露得同样彻底，他不会单纯被道义所制约，敢写可纳多种多样人才的文本，也敢在文章中夸大捏造别人的罪状，毫不介意利用好文采给自己的主业铺铺路。对于曹操来说，做一个通透的文艺青年和手握重权的霸主毫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