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乱华，指在西晋时期塞外众多游牧民族趁西晋八王之乱，国力衰弱之际，陆续建立的非汉族政权，形成与汉人政权对峙的时期。
“五胡”：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的游牧部落。百余年间，北方各族及汉人在华北地区建立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国家，其中存在时间较长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有五胡十六国。
西晋“八王之乱”，胡人趁乱反晋。西晋灭亡后，晋朝宗室在长江中下游淮南、江南建立东晋政权。由于胡人在北方的残暴统治，北方人民从黄河流域避乱一定规模的迁到长江流域，史称衣冠南渡，使经济政治中心初步向南方转移，淮河淮南流域成了南北交战的主战场，从此逐步进入了南北朝时期。人民为躲避胡人残暴统治和屠杀，纷纷南迁。这一时期一共有六次南迁高潮，累计迁入过百万，东晋因而设置了许多侨郡侨县以安置南迁人民。
五胡乱华的时间一般从西晋灭亡（316年）开始算起，一直到鲜卑北魏统一北方（439年）。有的学者也称之为“永嘉之乱”、“神州陆沉”等。这一时期，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是汉民族的一场灾难，几近亡国灭种。隋文帝杨坚统一并建立隋朝，方使中国结束了300年的动乱和分治。
三国时期的中国谈不上什么大帝国。「五胡乱华」前后建立了十六个小国，大多数也不能算是帝国――至多前秦可以算一个，它曾经统一了几乎整个中国北部地区。不过，这些小国却有值得注意之处：他们的领袖都拥有两个头衔，一个是「大单于」，一个是「大皇帝」，前者意指胡人的领袖，后者是中国的皇帝。这种双轨的体制，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沿用许久，除了宋明两代以外，所谓的「征服王朝」，包括采用「混合体制」的唐代都是双轨制。一个国家混合采用两种制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国两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讯息的向下传达和向上回馈都经过不同的管道，会产生讯息混乱的毛病。
「五胡乱华」后期，北方的局面逐渐澄清，鲜卑人拓跋氏建立了北魏王朝。北魏疆域广大，不仅统一了中国的北部，也统一了草原和沙漠地带。经过好几代的汉化，北魏逐渐变成中国的王朝，可是北部沿边地带却保留著相当程度的胡人文化，甚至于中央派到那e去驻守的军人，也变成胡化的汉人。北齐的高氏，就是从今天河北搬到北方去的汉人，后来却完全以胡人的姿态出现。北魏、北齐、北周三个朝代的统治者，始终在汉化与胡化之间摇摆不定。北魏本身的汉化，经过了相当复杂的程序。在孝文帝时代，完成了制度上的汉化，先解散北族的部落制度，再建立汉人社会的官僚制度;可是，沿边的六镇却始终不愿意汉化，最后六镇反扑，取代拓跋政权，建立了北齐、北周。北齐、北周的六镇集团，本身就是胡汉混杂的军阀们。
鲜卑人建立的三个王朝，统治疆域不算小，内部并不和谐。汉人社会只在表面上接受胡人政权，即使胡人已经汉化了，汉人还是在各地建立起相当程度上自治的小区，国家其实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统治。胡化的军阀们，更是回到以军事组织为名的部落组织。所以，这些王朝在几百年e不断地调节和重整，从分裂中寻求整合。
文化的冲突和重整
这种征服王朝面临的文化冲突和重整，在中国历史上不仅限于这一次而已，往后历史上的几个征服王朝，无一不要处理同样的难题。而且，因为他们处理的方式不同，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过去的历史教科书上总是说胡人进入中原就被汉化了，其实不然，整个中原也是在不断地接纳胡人文化，逐渐改变、丰富汉人的文化性质。单以衣食住行及日常生活而言，「五胡乱华」带来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汉代的席地而坐逐渐演变成坐在椅上、睡在床上，进门脱鞋也变成穿鞋入门;房间的高度增加了，窗户的位置也提高了;以穿衣服而论，宽袍大袖改变成窄袖长衫。这些改变都是两个文化混合后的结果。
在政治上，胡人统治者对其他的非汉人，即使不是自己的族群，也觉得亲切一点。因此，胡人帝国与中原四邻的心理界限相当模糊，这甚至于影响了他们对信仰的选择―胡人觉得印度传进来的佛教也是一种胡教，是他们感觉比较亲切的宗教，所以他们对佛教的庇护，往往比汉人政权要更为积极。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的迅速扩张，有不小的成分是因为胡人统治者的接受和拥护。
这种信仰的取舍与族群的认同之间的相关性，在别的国家的历史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欧洲接受基督教是在蛮族入侵时，罗马军队有不少蛮族的兵丁，他们信仰基督教促成了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再有一个性质不太相同的例子：近代日本侵琢顺鲜，很多朝鲜人选择信仰基督教，以排斥日本式的佛教和神道教。这个例子的结果相反，但深层的心理动因却是相同的。
五胡乱华是一种被动的民族融合，当然充满了血泪。还好当时东晋靠着长江天险，偏安一隅，保住中华命脉。但是有句至理名言：大国不亡！汉族当时的人口还是占大多数，五胡乱华的地点在现在的陕、晋、冀、豫、川、渝一带，汉族人当时一部分除了被杀外，都迁往长江流域以南一带了。北方和中原基本上被少数民族祸害完了。汉族在南方扎稳了脚跟，开始和当地的少数民族自发性地融合，这种融合就不是那么血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