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钞 坑冶 商税 市舶 马市
钱币之兴，自九府圜法，历代遵用。钞始於唐之飞钱，宋之交会，金之交钞。元世始终用钞，钱几废矣。
太祖初置宝源局於应天，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兼行。以四百文为一贯，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及平陈友谅，命江西行省置货泉局，颁大中通宝钱，大小五等钱式。即位，颁“洪武通宝”钱，其制凡五等：曰“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当十”钱重一两，馀递降至重一钱止。各行省皆设宝泉局，与宝源局并铸，而严私铸之禁。洪武四年改铸大中、洪武通宝大钱为小钱。初，宝源局钱铸“京”字於背，后多不铸，民间无“京”字者不行，故改铸小钱以便之。寻令私铸钱作废铜送官，偿以钱。是时有司责民出铜，民毁器皿输官，颇以为苦。而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便用钱。
七年，帝乃设宝钞提举司。明年始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以桑穰为料，其制方，高一尺，广六寸，质青色，外为龙文花栏。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其内上两旁，复为篆文八字，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图钱贯，十串为一贯。其下云“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十五两，仍给犯人财产。”若五百文则画钱文为五串，馀如其制而递减之。其等凡六：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易钞者听。遂罢宝源、宝泉局。越二年，复设宝泉局，铸小钱与钞兼行，百文以下止用钱。商税兼收钱钞，钱三钞七。十三年，以钞用久昏烂，立倒钞法，令所在置行用库，许军民商贾以昏钞纳库易新钞，量收工墨直。会中书省废，乃以造钞属户部，铸钱属工部，而改宝钞文“中书省”为“户部”，与旧钞兼行。十六年，置户部宝钞广源库、广惠库；入则广源掌之，出则广惠掌之。在外卫所军士，月盐皆给钞，各盐场给工本钞。十八年，天下有司官禄米皆给钞，二贯五百文准米一石。
二十二年诏更定钱式：生铜一斤，铸小钱百六十，折二钱半之，“当三”至“当十”，准是为差。更造小钞，自十文至五十文。二十四年谕榷税官吏，凡钞有字贯可辩者，不问烂损，即收受解京，抑勒与伪充者罪之。二十五年设宝钞行用库於东市，凡三库，各给钞三万锭为钞本，倒收旧钞送内府。令大明宝钞与历代钱兼行，钞一贯准钱千文，提举司於三月内印造，十月内止，所造钞送内府充赏赉。明年罢行用库，又罢宝泉局。时两浙、江西、闽、广民重钱轻钞，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由是物价翔贵，而钞法益坏不行。三十年乃更申交易用金银之禁。
成祖初，犯者以奸恶论，惟置造首饰器皿，不在禁例。永乐二年诏犯者免死，徙家戍兴州。陕西都司佥事张豫，坐抵易官钞论戍。江夏民父死，以银营葬具，当戍边。帝以其迫於治葬，非玩法，特矜宥之。都御史陈瑛言：“比岁钞法不通，皆缘朝廷出钞太多，收敛无法，以致物重钞轻。莫若暂行户口食盐法。天下人民不下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诚令计口纳钞食盐，可收五千馀万锭。”帝令户部会群臣议。大口月食盐一斤，纳钞一贯，小口半之。从其议。设北京宝钞提举司，税粮课程赃罚俱折收钞，其直视洪武初减十之九。后又令盐官纳旧钞支盐，发南京抽分场积薪、龙江提举司竹木鬻之军民，收其钞。应天岁办芦柴，徵钞十之八。帝初即位，户部尚书夏原吉请更钞板篆文为“永乐”。帝命仍其旧。自后终明世皆用洪武年号云。
仁宗监国，令犯笞杖者输钞。及即位，以钞不行询原吉。原吉言：“钞多则轻，少则重。民间钞不行，缘散多敛少，宜为法敛之。请市肆门摊诸税，度量轻重，加其课程。钞入官，官取昏软者悉毁之。自今官钞宜少出，民间得钞难，则自然重矣。”乃下令曰：“所增门摊课程，钞法通，即复旧，金银布帛交易者，亦暂禁止。”然是时，民卒轻钞。至宣德初，米一石用钞五十贯，乃驰布帛米麦交易之禁。凡以金银交易及匿货增直者罚钞，府县卫所仓粮积至十年以上者，盐粮悉收钞，秋粮亦折钞三分，门摊课钞增五倍，塌房、店舍月纳钞五百贯，果园、驘车并令纳钞。户部言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乃益严其禁，交易用银一钱者，罚钞千贯，赃吏受银一两者，追钞万贯，更追免罪钞如之。
英宗即位，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驰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惟折官俸用钞，钞壅不行。十三年复申禁令，阻钞者追一万贯，全家戍边。天顺中，始驰其禁。宪宗令内外课程钱钞兼收，官俸军饷亦兼支钱钞。是时钞一贯不能直钱一文，而计钞徵之民，则每贯徵银二分五厘，民以大困。
弘治元年，京城税课司，顺天、山东、河南户口食盐，俱收钞，各钞关俱钱钞兼收。其后乃皆改折用银。而洪武、永乐、宣德钱积不用，诏发之，令与历代钱兼用。户部请鼓铸，乃复开局铸钱。凡纳赎收税，历代钱、制钱各收其半；无制钱即收旧钱，二以当一。制钱者，国朝钱也。旧制，工部所铸钱入太仓、司钥二库；诸关税钱亦入司钥库。共贮钱数千百万，中官掌之，京卫军秋粮取给焉，每七百当银一两。武宗之初，部臣请察核侵蚀；又以钱当俸粮者，仅及银数三之一，请於承运库给银。时中官方用事，皆不听。已而司钥库太监庞〈木栗〉言：“自弘治间榷关折银入承运库，钱钞缺乏，支放不给，请遵成化旧制，钱钞兼收。”从之。正德三年，以太仓积钱给官俸，十分为率，钱一银九。又从太监张永言，发天财库及户部布政司库钱，关给徵收，每七十文徵银一钱，且申私铸之禁。嘉靖四年，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
明初铸洪武钱。成祖九年铸永乐钱。宣德九年铸宣德钱。弘治十六年以后，铸弘治钱。至世宗嘉靖六年，大铸嘉靖钱。每文重一钱三分，且补铸累朝未铸者。三十二年铸洪武至正德九号钱，每号百万锭，嘉靖钱千万锭，一锭五千文。而税课抽分诸厂，专收嘉靖钱。民患钱少，乃发内库新旧钱八千一百万文折给俸粮。又令通行历代钱，有销新旧钱及以铜造像制器者，罪比盗铸。先是，民间行滥恶钱，率以三四十钱当银一分。后益杂铅锡，薄劣无形制，至以六七十文当银一分。翦楮夹其中，不可辨。用给事中李用敬言，以制钱与前代杂钱相兼行，上品者俱七文当银一分，馀视钱高下为三等，下者二十一文当银一分；私造滥恶钱悉禁不行，犯者置之法。小钱行久，骤革之，民颇不便。又出内库钱给文武官俸，不论新旧美恶，悉以七文折算。诸以俸钱市易者，亦悉以七文抑勒予民，民亦骚然。
属连岁大侵，四方流民就食京师，死者相枕藉。论者谓钱法不通使然。於是御史何廷钰条奏，请许民用小钱，以六十文当银一分。户部执不从。廷钰讦奏尚书方钝及郎中刘尔牧。帝怒，斥尔牧，采廷钰议，命从民便。且定嘉靖钱七文，洪武诸钱十文，前代钱三十文，当银一分。然诸滥恶小钱，以初禁之严，虽奉旨间行，竟不复用，而民间竞私铸嘉靖通宝钱，与官钱并行焉。
给事中殷正茂言：“两京铜价大高，铸钱得不偿费。宜采云南铜，运至岳州鼓铸，费工本银三十九万，可得钱六万五千万文，直银九十三万馀两，足以少佐国家之急。”户部覆言：“云南地僻事简，即山鼓铸为便。”乃敕巡抚以盐课银二万两为工本。未几，巡抚王昺言费多入少，乞罢铸。帝以小费不当惜，仍命行之。越数年，巡按王诤复言宜罢铸。部议：“钱法壅滞者，由宣课司收税以七文当一分。奸民乘机阻挠，钱多则恶滥相欺，钱少则增直罔利，故禁愈繁而钱愈滞。自今准折听民便，不必定文数，而课税及官俸且俱用银。”乃罢云南铸钱，而从户部议。
时所铸钱有金背，有火漆，有镟边。议者以铸钱艰难，工匠劳费，革镟车用鑢铴。於是铸工竞杂铅锡便坐刂治，而轮郭粗粝，色泽黯黪。奸伪仿效，盗铸日滋，金背钱反阻不行。死罪日报，终不能止。帝患之，问大学士徐阶。阶陈五害，请停宝源局铸钱，应支给钱者悉予银。帝乃鞫治工匠侵料减工罪，而停鼓铸。自后税课徵银而不徵钱。且民间止用制钱，不用古钱，而私铸者多。
隆庆初，钱法不行，兵部侍郎谭纶言：“欲富民，必重布帛菽粟而贱银，欲贱银，必制钱法以济银之不足。今钱惟布於天下，而不以输於上，故其权在市井。请令民得以钱输官，则钱法自通。”於是课税银三两以下复收钱，民间交易一钱以下止许用钱。时钱八文折银一分，禁民毋得任意低昂。直隶巡按杨家相请铸大明通宝钱，不识年号。部议格不行。高拱再相，言：“钱法朝议夕更，迄无成说。小民恐今日得钱，而明日不用，是以愈更愈乱，愈禁愈疑。请一从民便，勿多为制以乱人耳目。”帝深然之。钱法复稍稍通矣。宝钞不用垂百馀年，课程亦鲜有收钞者，惟俸钱独支钞如故。四年始以新铸隆庆钱给京官俸云。
万历四年命户工二部，准嘉靖钱式铸“万历通宝”金背及火漆钱，一文重一钱二分五厘，又铸镟边钱，一文重一钱三分，颁行天下，俸粮皆银钱兼给。云南巡按郭庭梧言：“国初京师有宝源局，各省有宝泉局，自嘉靖间省局停废，民用告匮。滇中产铜，不行鼓铸，而反以重价购海〈贝巴〉，非利也。”遂开局铸钱。寻命十三布政司皆开局。采工部言，以五铢钱为准，用四火黄铜铸金背，二火黄铜铸火漆，粗恶者罪之。盖以费多利少则私铸自息也。久之，户部言：“钱之轻重不常，轻则敛，重则散，故无壅阏匮乏之患。初铸时，金背十文直银一分，今万历金背五文，嘉靖金背四文，各直银一分，火漆镟边亦如之。仅逾十年，而轻重不啻相半，钱重而物价腾踊，宜发库贮以平其直。”从之。时王府皆铸造私钱，吏乐敢讦。古钱阻滞不行，国用不足，乃命南北宝源局拓地增炉鼓铸。而北钱视南钱昂值三之一，南铸大抵轻薄。然各循其旧，并行不废。
天启元年铸泰昌钱。兵部尚书王象乾，请铸当十、当百、当千三等大钱，用龙文，略仿白金三品之制，於是两京皆铸大钱。后有言大钱之弊者，诏两京停铸大钱，收大钱发局改铸。当是时，开局遍天下，重课钱息。
崇祯元年，南京铸本七万九千馀两，获息银三万九千有奇；户部铸钱获息银二万六千有奇。其所铸钱，皆以五十五文当银一钱，计息取盈，工匠之赔补，行使之折阅，不堪命矣。宝泉局铜本四十万两，旧例钱成还本太仓，次年再借，至是令永作铸本。三年，御史铙京言：“铸钱开局，本通行天下，今乃苦於无息，旋开旋罢，自南北两局外，仅存湖广、陕西、四川、云南及宣、密二镇。而所铸之息，不尽归朝廷，复苦无铸本，盖以买铜而非采铜也。乞遵洪武初及永乐九年、嘉靖六年例，遣官各省铸钱，采铜於产铜之地，置官吏驻兵，仿银矿法，十取其三。铜山之利，朝廷擅之，小民所采，仍予直以市。”帝从之。是时铸厂并开，用铜益多，铜至益少。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请专官买铜。户部议原籍产铜之人驻镇远、荆、常铜铅会集处，所谓采铜於产铜之地也。帝俱从之。既，又采绛、孟、垣曲、闻喜诸州县铜铅。荆州抽分主事朱大受言：“荆州上接黔、蜀，下联江、广，商贩铜铅毕集，一年可以四铸。四铸之息，两倍於南，三倍於北。”因陈便宜四事，即命大受专督之。遂定钱式，每文重一钱，每千直银一两。南都钱轻薄，屡旨严饬，乃定每文重八分。初，嘉靖钱最工，隆、万钱加重半铢，自启、祯新铸出，旧钱悉弃置。然日以恶薄，大半杂铅砂，百不盈寸，捽掷辄破碎。末年敕铸当五钱，不及铸而明亡。
初制，历代钱与制钱通行。自神宗初，从佥都御史庞尚鹏议，古钱止许行民间，输税赎罪俱用制钱。启、祯时广铸钱，始括古钱以充废铜，民间市易亦摈不用矣。庄烈帝初即位，御平台召对，给事中黄承昊疏有销古钱之语。大学士刘鸿训言：“北方皆用古钱，若骤废之，於民不便。”帝以为然。既而以御史王燮言，收销旧钱，但行新钱，於是古钱销毁顿尽。盖自隋世尽销古钱，至是凡再见云。
钞法自弘、正间废，天启时，给事中惠世扬复请造行。崇祯末，有蒋臣者申其说，擢为户部司务。倪元璐方掌部事，力主之，然终不可行而止。
坑冶之课，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而金银矿最为民害。徐达下山东，近臣请开银场。太祖谓银场之弊，利於官者少，损於民者多，不可开。其后有请开陕州银矿者，帝曰：“土地所产，有时而穷。岁课成额，徵银无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贼也。”临淄丞乞发山海之藏以通宝路，帝黜之。成祖斥河池民言采矿者。仁、宣仍世禁止，填番禺坑洞，罢嵩县白泥沟发矿。然福建尤溪县银屏山银场局炉冶四十二座，始於洪武十九年。浙江温、处、丽水、平阳等七县，亦有场局。岁课皆二千馀两。
永乐间，开陕西商县凤皇山银坑八所。遣官湖广、贵州采办金银课，复遣中官、御史往核之。又开福建浦城县马鞍等坑三所，设贵州太平溪、交址宣光镇金场局，葛容溪银场局，云南大理银冶。其不产金银者，亦屡有革罢。而福建岁额增至三万馀两，浙江增至八万馀。宣宗初，颇减福建课，其后增至四万馀，而浙江亦增至九万馀。英宗下诏封坑穴，撤闸办官，民大苏息，而岁额未除。岁办，皆洪武旧额也。闸办者，永、宣所新增也。既而禁革永煎。奸民私开坑穴相杀伤，严禁不能止。下诏宥之，不悛。言者复请开银场，则利归於上，而盗无所容。乃命侍郎王质往经理，定岁课，福建银二万馀，浙江倍之。又分遣御史曹祥、冯杰提督，供亿过公税，民困而盗愈众。邓茂七、叶宗留之徒流毒浙、闽，久之始定。景帝尝封闭，旋以盗矿者多，兵部尚书孙原贞请开浙江银场，因并开福建，命中官戴细保提督之。天顺四年命中官罗永之浙江，罗珪之云南，冯让之福建，何能之四川。课额浙、闽大略如旧，云南十万两有奇，四川万三千有奇，总十八万三千有奇。成化中，开湖广金场，武陵等十二县凡二十一场，岁役民夫五十五万，死者无算，得金仅三十五两，於是复闭。而浙江银矿以缺额量减，云南屡开屡停。
弘治元年始减云南二万两，温、处万两馀，罢浦城废坑银冶。至十三年，云南巡抚李士实言：“云南九银场，四场矿脉久绝，乞免其课。”报可。四川、山东矿穴亦先后封闭。武宗初，从中官秦文等奏，复开浙、闽银矿。既而浙江守臣言矿脉已绝，乃令岁进银二万两，刘瑾诛乃止。世宗初，闭大理矿场。其后蓟、豫、齐、晋、川、滇所在进矿砂金银，复议开采，以助大工。既获玉旺峪矿银，帝谕阁臣广开采。户部尚书方钝等请令四川、山东、河南抚按严督所属，一一搜访，以称天地降祥之意。於是公私交鹜矿利，而浙江、江西盗矿者且劫徽、宁，天下渐多事矣。
隆庆初，罢蓟镇开采。南中诸矿山，亦勒石禁止。万历十二年，奸民屡以矿利中上心。诸臣力陈其弊。帝虽从之，意怏怏。二十四年，张位秉政，前卫千户仲春请开矿，位不能止。开采之端启，废弁白望献矿峒者日至，於是无地不开。中使四出：昌平则王忠，真、保、蓟、永、房山、蔚州则王虎，昌黎则田进，河南之开封、彰德、卫辉、怀庆、叶县、信阳则鲁坤，山东之济南、青州、济宁、沂州、滕、费、蓬莱、福山、楼霞、招远、文登则陈增，山西之太原、平阳、潞安则张忠，南直之宁国、池州则郝隆、刘朝用，湖广之德安则陈奉，浙江之杭、严、金、衢、孝丰、诸暨则曹金，后代以刘忠，陕西之西安则赵鉴、赵钦，四川则丘乘云，辽东则高淮，广东则李敬，广西则沈永寿，江西则潘相，福建则高寀，云南则杨荣。皆给以关防，并偕原奏官往。矿脉微细无所得，勒民偿之。而奸人假开采之名，乘传横索民财，陵轹州县。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挠，逮问罢黜。时中官多暴横，而陈奉尤甚。富家钜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帝纵不问。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诸珰所进矿税银几及三百万两，群小藉势诛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山西巡抚魏允贞上言：“方今水旱告灾，天鸣地震，星流气射，四方日报。中外军兴，百姓困敝。而嗜利小人，借开采以肆饕餮。倘衅由中作，则矿夫冗役为祸尤烈。至是而后，求投珠抵璧之说用之晚矣。”河南巡按姚思仁亦言：“开采之弊，大可虑者有八。矿盗哨聚，易於召乱，一也。矿头累极，势成土崩，二也。矿夫残害，逼迫流亡，三也。雇民粮缺，饥饿噪呼，四也。矿洞遍开，无益浪费，五也。矿砂银少，强科民买，六也。民皆开矿，农桑失业，七也。奏官强横，淫刑激变，八也。今矿头以赔累死，平民以逼买死，矿夫以倾压死，以争斗死。及今不止，虽倾府库之藏，竭天下之力，亦无济於存亡矣。”疏入，皆不省。识者以为明亡盖兆於此。
铁冶所，洪武六年置。江西进贤、新喻、分宜，湖广兴国、黄梅，山东莱芜，广东阳山，陕西巩昌，山西吉州二，太原、泽、潞各一，凡十三所，岁输铁七百四十六万馀斤。河南、四川亦有铁冶。十二年益以茶陵。十五年，广平吏王允道言：“磁州产铁，元时置官，岁收百馀万斤，请如旧。”帝以民生甫定，复设必重扰，杖而流之海外。十八年罢各布政司铁冶。既而工部言：“山西交城产云子铁，旧贡十万斤，缮治兵器，他处无有。”乃复设。已而武昌、吉州以次复焉。末年，以工部言，复尽开，令民得自采炼，每三十分取其二。永乐时，设四川龙州、辽东都司三万卫铁冶。景帝时，办事吏请复陕西、宁远铁矿，工部劾其违法，下狱。给事中张文质以为不宜塞言路，乃释之。弘治十七年，广东归善县请开铁冶，有司课外索赂，唐大鬓等因作乱，都御史刘大夏讨平之。正德十四年，广州置铁厂，以盐课提举司领之，禁私贩如盐法。嘉靖三十四年开建宁、延平诸府铁冶。隆、万以后，率因旧制，未尝特开云。
铜场，明初，惟江西德兴、铅山。其后四川梁山，山西五台，陕西宁羌、略阳及云南皆采水银、青绿。太祖时，廉州巡检言：“阶州界西戎，有水银坑冶及青绿、紫泥，愿得兵取其地。”帝不许。惟贵州大万山长官司有水银、朱砂场局，而四川东川府会川卫山产青绿、银、铜，以与外番接境，虞军民潜取生事，特禁饬之。成化十七年封闭云南路南州铜坑。弘治十八年裁革板场坑水银场局。正德九年，军士周达请开云南诸银矿，因及铜、锡、青绿。诏可，遂次第开采。嘉靖、隆、万间，因鼓铸，屡开云南诸处铜场，久之所获渐少。崇祯时，遂括古钱以供炉冶焉。关市之征，宋、元颇繁琐。明初务简约，其后增置渐多，行赍居鬻，所过所止各有税。其名物件析榜於官署，按而征之，惟农具、书籍及他不鬻於市者勿算，应征而藏匿者没其半。买卖田宅头匹必投税，契本别纳纸价。凡纳税地，置店历，书所止商氏名物数。官司有都税，有宣课，有司，有局，有分司，有抽分场局，有河泊所。所收税课，有本色，有折色。税课司局，京城诸门及各府州县市集多有之，凡四百馀所。其后以次裁并十之七。抽分在南京者，曰龙江、大胜港；在北京者，曰通州、白河、卢沟、通积、广积；在外者，曰真定、杭州、荆州、太平、兰州、广宁。又令军卫自设场分，收贮柴薪。河泊所惟大河以南有之，河北止盐山县。
凡税课，徵商估物货；抽分，科竹木柴薪；河泊，取鱼课。又有门摊课钞，领於有司。太祖初，征酒醋之税，收官店钱。即吴王位，减收官店钱，改在京官店为宣课司，府县官店为通课司。
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洪武初，命在京兵马指挥领市司，每三日一校勘街市度量权衡，稽牙侩物价；在外，城门兵马，亦令兼领市司。彰德税课司，税及蔬果、饮食、畜牧诸物。帝闻而黜之。山西平遥主簿成乐秩满来朝，上其考曰“能恢办商税”。帝曰：“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命吏部移文以讯。十年，户部奏：“天下税课司局，征商不如额者百七十八处。遂遣中官、国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核实，立为定额。十三年，吏部言：“税课司局岁收额米不及五百石者，凡三百六十四处，宜罢之。”报可。胡惟庸伏诛，帝谕户部曰：“曩者奸臣聚敛，税及纤悉，朕甚耻焉。自今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罢天下抽分竹木场。明年令以野兽皮输鱼课，制裘以给边卒。
初，京师军民居室皆官所给，比舍无隙地。商货至，或止於舟，或贮城外，驵侩上下其价，商人病之。帝乃命於三山诸门外，濒水为屋，名塌房，以贮商货。
永乐初定制，嫁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准南京例，置京城官店塌房。七年遣御史、监生於收课处榷办课程。二十一年，山东巡按陈济言：“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其商税宜遣人监榷一年，以为定额。”帝从之。
洪熙元年增市肆门摊课钞。宣德四年，以钞法不通，由商居货不税，由是於京省商贾凑集地、市镇店肆门摊税课，增旧凡五倍。两京蔬果园不论官私种而鬻者，塌房、库房、店舍居商货者，骡驴车受雇装载者，悉令纳钞。委御史、户部、锦衣卫、兵马司官各一，於城门察收。舟船受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近远纳钞。钞关之设自此始。其倚势隐匿不报者，物尽没官，仍罪之。於是有漷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诸钞关，量舟大小修广而差其额，谓之船料，不税其货。惟临清、北新则兼收货税，各差御史及户部主事监收。自南京至通州，经淮安、济宁、徐州、临清，每船百料，纳钞百贯。侍郎曹弘言：“塌房月钞五百贯，良苦，有鬻子女输课者。”帝令核除之。及钞法通，减北京蔬地课钞之半，船料百贯者减至六十贯。
正统初，诏凡课程门摊，俱遵洪武旧额，不得藉口钞法妄增。未几，以兵部侍郎於谦奏，革直省税课司局，领其税於有司；罢济宁、徐州及南京上新河船料钞，移漷县钞关於河西务；船料当输六十贯者减为二十贯。商民称便。九年，王佐掌户部，置彰义门官房，收商税课钞，复设直省税课司官，征榷渐繁矣。景泰元年，於谦柄国，船料减至十五贯，减涨家湾及辽阳课税之半。大理卿薛瑄忻言：“抽分薪炭等匿不报者，准舶商匿番货罪，尽没之，过重。请得比匿税律。”帝从之。成化七年增置芜湖、荆州、杭州三处工部官。初抽分竹木，止取钞，其后易以银，至是渐益至数万两。寻遣御史榷税。孝宗初，御史陈瑶言：“崇文门监税官以掊克为能，非国体。”乃命客货外，车辆毋得搜阻。又从给事中王敞言，取回芜湖、荆州、杭州抽分御史，以府州佐贰官监收其税。十三年复遣御史。正德十一年始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钱，从镇守太监言也。十二年，御史胡文静请革新设诸抽分厂。未一年，太监郑玺请复设於顺德、广平。工部尚书李鐩依阿持两端，横征之端复起。寻命中官李文、马俊之湖广、浙江抽分厂，与主事中分榷税。世宗初，抽分中官及江西、福建、广东税课司局多所裁革，又革真定诸府抽印木植中官。
京城九门之税，弘治初岁入钞六十六万馀贯，钱二百八十八万馀文，至末年，数大减。自正德七年以后，钞增四倍，钱增三十万。嘉靖三年，诏如弘治初年例，仍减钱三十万。直省关税，成化以来，折收银，其后复收钱钞。八年复收银，遂为定制。始时钞关估船料定税，既而以估料难核，乃度梁头广狭为准，自五尺至三丈六尺有差。帝令以成尺为限，勿科畸零。太监李能请於山海关榷商税，行之数年，主事邬阅言：“广宁八里铺前屯卫既有榷场，不宜再榷。”罢之。其后复山海关税，罢八里铺店钱。四十二年令各关岁额定数之外，馀饶悉入公帑。隆庆二年始给钞关主事关防敕书，寻令钞关去府近者，知府收解；去府远者，令佐贰官收贮府库，季解部。主事掌核商所报物数以定税数，收解无有所与。
神宗初，令商货进京者，河西务给红单，赴崇文门并纳正、条、船三税；其不进京者，河西务止收正税，免条、船二税。万历十一年革天下私设无名税课。然自隆庆以来，凡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罔利病民，虽累诏察革，不能去矣。迨两宫三殿灾，营建费不赀，始开矿增税。而天津店租，广州珠榷，两淮馀盐，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盐茶，重庆名木，湖口、长江船税，荆州店税，宝坻鱼苇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中官遍天下，非领税即领矿，驱胁官吏，务朘削焉。
榷税之使，自二十六年千户赵承勋奏请始。其后高寀於京口，暨禄於仪真，刘成於浙，李凤於广州，陈奉於荆州，马堂於临清，陈增於东昌，孙隆於苏、杭，鲁坤於河南，孙朝於山西，丘乘云於四川，梁永於陕西，李道於湖口，王忠于密云，张晔於卢沟桥，沈永寿於广西，或徵市舶，或徵店税，或专领税务，或兼领开采。奸民纳贿於中官，辄给指挥千户札，用为爪牙。水陆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赀。负戴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所至数激民变，帝率庇不问。诸所进税，或称遗税，或称节省银，或称罚赎，或称额外赢馀。又假买办、孝顺之名，金珠宝玩、貂皮、名马，杂然进奉，帝以为能。甚至税监刘成因灾荒请暂宽商税，中旨仍徵课四万，其嗜利如此。三十三年始诏罢采矿，以税务归有司，而税使不撤。李道诡称有司固却，乞如旧便。帝遽从之。又听福府承奉谢文铨言，设官店於崇文门外，以供福邸。户部尚书赵世卿屡疏，不听。世卿又言：“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各钞关，岁徵本折约三十二万五千馀两，万历二十五年增银八万二千两，此定额也。乃二十七年以后，历岁减缩，至二十九年总解二十六万六千馀两。究厥所由，则以税使苛敛，商至者少，连年税使所供，即此各关不足之数也。”疏入不省。宝坻银鱼厂，永乐时设，穆宗时，止令估直备庙祀上供。及是始以中官坐采，又徵其税，后并税武清等县非产鱼之处。增苇网诸税，且及青县、天津。九门税尤苛，举子皆不免，甚至击杀觐吏。事闻，诏法司治之，监竖为小戢。至四十二年，李太后遗命减天下税额三之一，免近京畸零小税。光宗立，始尽蠲天下额外税，撤回税监，其派入地亩、行户、人丁、间架者，概免之。
天启五年，户部尚书李起元请复榷水陆冲要，依万历二十七八年例，量徵什一。允行之。崇祯初，关税每两增一钱，通八关增五万两。三年复增二钱，惟临清仅半，而崇文门、河西务俱如旧。户部尚书毕自严，议增南京宣课司税额一万为三万。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以宣课所收落地税无几，请税芜湖以当增数。自严遂议税芜湖三万两，而宣课仍增一万。三俊悔，疏争不能已。九年复议增税课款项。十三年增关税二十万两，而商民益困矣。
凡诸课程，始收钞，间折收米，已而收钱钞半，后乃折收银，而折色、本色递年轮收，本色归内库，折色归太仓。
明初，东有马市，西有茶市，皆以驭边省戍守费。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因设市舶司，置提举官以领之，所以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洪武初，设於太仓黄渡，寻罢。复设於宁波、泉州、广州。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琉球、占城诸国皆恭顺，任其时至入贡。惟日本叛服不常，故独限其期为十年，人数为二百，舟为二艘，以金叶勘合表文为验，以防诈伪侵轶。后市舶司暂罢，辄复严禁濒海居民及守备将卒私通海外诸国。
永乐初，西洋剌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徵其税。帝曰：“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不听。三年，以诸番贡使益多，乃置驿於福建、浙江、广东三市舶司以馆之。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寻设交址云屯市舶提举司，接西南诸国朝贡者。初，入贡海舟至，有司封识，俟奏报，然后起运。宣宗命至即驰奏，不待报随送至京。
武宗时，提举市舶太监毕真言：“旧制，泛海诸船，皆市舶司专理，近领於镇巡及三司官，乞如旧便。”礼部议：市舶职司进贡方物，其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非敕旨所载，例不当预。中旨令如熊宣旧例行。宣先任市舶太监也，尝以不预满剌加诸国番舶抽分，奏请兼理，为礼部所劾而罢。刘瑾私真，谬以为例云。
嘉靖二年，日本使宗设、宋素卿分道入贡，互争真伪。市舶中官赖恩纳素卿贿，右素卿，宗设遂大掠宁波。给事中夏言言倭患起於市舶。遂罢之。市舶既罢，日本海贾往来自如，海上奸豪与之交通，法禁无所施，转为寇贼。二十六年，倭寇百艘久泊宁、台，数千人登岸焚劫。浙江巡抚朱纨访知舶主皆贵官大姓，市番货皆以虚直，转鬻牟利，而直不时给，以是构乱。乃严海禁，毁馀皇，奏请镌谕戒大姓，不报。二十八年，纨又言：“长澳诸大侠林恭等勾引夷舟作乱，而巨奸关通射利，因为向导，躏我海滨，宜正典刑。”部覆不允。而通番大猾，纨辄以便宜诛之。御史陈九德劾纨措置乖方，专杀启衅。帝逮纨听勘。纨既黜，奸徒益无所惮，外交内讧，酿成祸患。汪直、徐海、陈东、麻叶等起，而海上无宁日矣。三十五年，倭寇大掠福建、浙、直，都御史胡宗宪遣其客蒋洲、陈可愿使倭宣谕。还报，倭志欲通贡市。兵部议不可，乃止。
三十九年，凤阳巡抚唐顺之议复三市舶司。部议从之。四十四年，浙江以巡抚刘畿言，仍罢。福建开而复禁。万历中，复通福建互市，惟禁市硝黄。已而两市舶司悉复，以中官领职如故。
永乐间，设马市三：一在开原南关，以待海西；一在开原城东五里，一在广宁，皆以待朵颜三卫。定直四等：上直绢八疋，布十二，次半之，下二等各以一递减。既而城东、广宁市皆废，惟开原南关马市独存。
大同马市始正统三年，巡抚卢睿请令军民平价市驼马，达官指挥李原等通译语，禁市兵器、铜铁。帝从之。十四年，都御史沈固请支山西行都司库银市马。时也先贡马互市，中官王振裁其马价，也先大举入寇，遂致土木之变。
成化十四年，陈钺抚辽东，复开三卫马市。通事刘海、姚安肆侵牟，朵颜诸部怀怨，扰广宁，不复来市。兵部尚书王越请令参将、布政司官各一员监之，毋有所侵克。遂治海、安二人罪。寻令海西及朵颜三卫入市；开原月一市，广宁月二市，以互市之税充抚赏。正德时，令验放入市者，依期出境，不得挟弓矢，非互市日，毋辄近塞垣。
嘉靖三十年，以总兵仇鸾言，诏於宣府、大同开马市，命侍郎史道总理之。兵部员外郎杨继盛谏。不从。俺答旋入寇抄，大同市则寇宣府，宣府市则寇大同。币未出境，警报随至。帝始悔之，召道还。然诸部嗜马市利，未敢公言大举，而边臣亦多畏慑，以互市啖之。明年罢大同马市，宣府犹未绝，抄掠不已，乃并绝之。隆庆四年，俺答孙把汉那吉来降，於是封贡互市之议起。而宣、大互市复开，边境稍静。然抚赏甚厚，朝廷为省客兵饷、减哨银以充之。频年加赏，而要求滋甚，司事者复从中乾没，边费反过当矣。
辽东义州木市，万历二十三年开，事具李化龙传。二十六年从巡抚张思忠奏罢之，遂并罢马市。其后总兵李成梁力请复，而蓟辽总督万世德亦疏於朝。二十九年复开马、木二市，后以为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