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中有一个稍为读过两天书的，却是这一班人的篾片，起来说道：‘列位所说的几个字眼，都是很通的，但是都有点不很对。’众人忙问何故。那人道：‘他因为死了两个字不好听，才来和我们商量改个字眼，是嫌那死字的字面不好看之故。诸位所说的，还是不免死啊、殁啊的；至于那孤哀子三个字，也嫌不祥。我倒想了四个字很好的，包你合用。但是古人一字值千金，我虽不及古人，打个对折是要的。’他屈指一算，四个字是二千银子。便说道：“承你的情，打了对折，却累我借来的款就打了八折了，如何使得！’于是众人做好做歹，和他两个说定，这四个字，一百元一个字，还要那人跟了他去代笔。那人应充了，才说出是‘待父天年’四个字。众人当中还有不懂的，那人早拉了他同去见老西儿了。那人代笔写了，老西儿又不答应，说一定要亲笔写的，方能作数。他无奈又辛辛苦苦的对临了一张，签名画押，式式齐备。老西儿自己不认得字，一定要拿去给人家看过，方才放心。他又恐怕老西儿拿了借据去，不给他钱，不肯放手。于是又商定了，三人同去。他自己拿着那张借据，走到胡同口，有一个测字的，老西儿叫给他看。测字的看了道：‘这是一张写据。’又颠来倒去看了几遍，说道：‘不通，不通！甚么父天年！老子年纪和天一般大，也写在上头做甚么！’老西儿听了，就不答应。那人道：“这测字的不懂，这个你要找读书人去请教的。’老西儿道：“有了，我们到票号里去，那里的先生们，自然都是通通儿的了。’于是一起同行，到得一家票号，各人看了，都是不懂。偏偏那个写往来书信的先生，又不在家。老西儿便嚷靠不住：‘你们这些人串通了，做手脚骗咱老子的钱，那可不行！’其时票号里有一个来提款子的客人，老西儿觉得票号里各人都看过了，惟有这个客人没有看过，何不请教请教他呢。便取了那借据，请那客人看。那客人看了一遍，把借据向桌子上一拍道：‘这是那一个没天理、没王法、不入人类的混帐畜生忘八旦干出来的！’老西儿未及开口，票号里的先生见那客人忽然如此臭骂，当是一张甚么东西，连忙拿起来再看。一面问道：‘到底写的是甚么？我们看好象是一张借据啊。’那客人道：“可不是个借据！他却拿老子的性命抵钱用了，这不是放他妈的狗臭大驴屁！’票号里的先生不懂道：‘是谁的老子，可以把性命抵得钱用？’客人道：‘我知道是那个枭獍干出来的！他这借据上写着等他老子死了还钱，这不是拿他老子性命抵钱吗！唉！外国人常说雷打是没有的，不过偶然触着电气罢了，唉！雷神爷爷不打这种人，只怕外国人的话有点意思的。’一席话，当面骂得他置身无地，要走又走不得。幸得老西儿听了，知道写的不错，连忙取回借据，辞了出来，去划了一万银子给他。那人坐地分了四百元。他还问道：‘方才那个客人拿我这样臭骂，为甚又忽然说我孝敬呢？’那人不懂道：‘他几时说你孝敬？’他道：‘他明明说着孝敬两个字，不过我学不上他那句话罢了。’那人低头细想，方悟到‘枭獍’二字被他误作‘孝敬’，不觉好笑，也不和他多辩，乐得拿了四百元去享用。这个风声传了出去，凡是曾经借过钱给他的，一律都拿了票子来，要他改做了待父天年的期，他也无不乐从，免得人家时常向他催讨。据说他写出去的这种票子，已经有七八万了。”
我听了不禁吐舌道：“他老子有多少钱，禁得他这等胡闹！”继之道：“大约分到他名下，几十万总还有；然而照他这样闹，等他老子死下来，分到他名下的家当，只怕也不够还债了。”说话时夜色已深，各自安歇。
过得几天，便是那陈稚农开吊之期。我和他虽然没甚大不了的交情，但是从他到上海以来，我因为买铜的事，也和他混熟了。况且他临终那天，我还去看过地，所以他讣帖来了，我亦已备了奠礼过去。到了这天，不免也要去磕个头应酬他，借此也看看他是甚么场面。吃过点心之后，便换了衣服，坐个马车，到寿圣庵去。我一径先到孝堂去行礼。只见那孝帐上面，七长八短，挂满了挽联；当中供着一幅电光放大的小照。可是没个亲人，却由缪法人穿了白衣，束了白带，戴了摘缨帽子，在旁边还礼谢奠。我行过礼之后，回转身，便见计醉公穿了行装衣服，迎面一揖；我连忙还礼，同到客座里去。座中先有两个人，由醉公代通姓名，一个是莫可文，一个是卜子修。这两位的大名，我是久仰得很的，今日相遇了，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可惜我一枝笔不能叙两件事，一张嘴不能说两面话，只能把这开吊的事叙完了，再补叙他们来历的了。
当下计醉公让坐送茶之后，又说道：“当日我们东家躺了下来，这里道台知道稚翁在客边，没有人照应，就派了卜子翁来帮忙。子翁从那天来了之后，一直到今天，调排一切，都是他一人之力，实在感激得很！”卜子修接口道：“那里的话！上头委下来的差事，是应该效力的。”我道：“子翁自然是能者多劳。”醉公又道：“今天开吊，子翁又荐了莫可翁来，同做知客。一时可未想到，今天有好些官场要来的，他二位都是分道差委的人员，上司来起来，他二位招呼，不大便当。阁下来了最好，就奉屈在这边多坐半天，吃过便饭去，代招呼几个客。”说罢，连连作揖道：“没送帖子，不恭得很。”我道：“不敢，不敢。左右我是没事的人，就在这里多坐一会，是不要紧的。”卜子修连说：“费心，费心。”我一面和他们周旋，一面叫家人打发马车先去，下半天再来；一面卸下玄青罩褂，一面端详这客座。只见四面挂的都是挽幛、挽联之类，却有一处墙上，粘着许多五色笺纸。我既在这里和他做了知客，此刻没有客的时候，自然随意起坐。因走到那边仔细一看，原来都是些挽诗，诗中无非是赞叹他以身殉母的意思。我道：“讣帖散出去没有几天，外头吊挽的倒不少了。”醉公道：“我是初到上海，不懂此地的风土人情。幸得卜子翁指教，略略吹了个风到外面去。如果有人作了挽诗来的，一律从丰送润笔。这个风声一出去，便天天有得来，或诗，或词，或歌，或曲，色色都有。就是所挂的挽联，多半也是外头来的，他用诗笺写了来，我们自备绫绸重写起来的。”我道：“这件事情办得好，陈稚翁从此不朽了！”醉公道：“这件事已经由督、抚、学三大宪联衔出奏，请宣付史馆，大约可望准的。”
说话之间，外面投进帖子来，是上海县到了，卜、莫两个，便连忙跑到门外去站班。我做知客的，自不免代他迎了出去，先让到客座里。这位县尊是穿了补褂来的，便在客座里罩上玄青外褂，方到灵前行礼。卜、莫两个，早跑到孝堂里，笔直的垂手挺腰站着班。上海县行过礼之后，仍到客座里，脱去罩褂坐下，才向我招呼，问贵姓台甫。此时我和上海县对坐在炕上。卜、莫两个，在下面交椅上，斜签着身子，把脸儿身子向里，只坐了半个屁股。上海县问：“道台来过没有？”他两个齐齐回道：“还没有来。”忽然外面轰轰放了三声大炮，把云板声音都盖住了，人报淞沪厘捐局总办周观察、糖捐局总办蔡观察同到了。上海县便站起来到外头去站班迎接，卜、莫两个，更不必说了。这两位观察却是罩了玄青褂来的，径到孝堂行礼，他三个早在孝帐前站着班了。行礼过后，我招呼着让到客座升炕；他两个就在炕上脱去罩褂，自有家人接去。略谈了几句套话，便起身辞去。大家一齐起身相送。到得大门口时，上海县和卜、莫两个先跨了出去，垂手站了个出班；等他两个轿子去后，上海县也就此上轿去了，卜、莫两个，仍旧是站班相送。从此接连着是会审委员、海防同知、上海道，及各局总办、委员等，纷纷来吊。卜、莫两个，但是遇了州县班以上的，都是照例站班，计醉公又未免有些琐事，所以这知客竟是我一个人当了。幸喜来客无多，除了上海几个官场之外，就没有甚么人了。
忙到十二点钟之后，差不多客都到过了。开上饭来，醉公便抬呼升冠升珠，于是大众换过小帽，脱去外褂，法人也脱去白袍。因为人少，只开了一个方桌，我和卜、莫两个各坐了一面，缪、计二人同坐了一面。醉公起身把酒。我正和莫可文对坐着，忽见他襟头上垂下了一个二寸来长的纸条儿，上头还好象有字，因为近视眼，看不清楚，故意带上眼镜，仔细一看，上头确是有字的，并且有小小的一个红字，象是木头戳子印上去的。我心中莫名其妙，只是不便做声。席间谈起来，才知道莫可文现在新得了货捐局稽查委员的差使。卜子修是城里东局保甲委员，这是我知道的。大家因是午饭，只喝了几杯酒就算了。
吃过饭后，莫可文先辞了去。我便向卜子修问道：“方才可翁那件袍子襟上，拴着一个纸条儿，上头还有几个字，不知是甚道理？”卜子修愕然，棱了一棱，才笑道：“我倒不留神，他把那个东西露出来了。”醉公道：“正是。我也不懂，正要请教呢。那纸条儿上的字，都是不可解的，末末了还有个甚么四十八两五钱的码子。”卜子修只是笑。我此时倒省悟过来了。禁不住醉公钉着要问，卜子修道：“莫可翁他空了多年下来了，每有应酬，都是到兄弟那边借衣服用。今天的事，兄弟自己也要用，怎么能够再借给他呢。兄弟除了这一身灰鼠之外，便是羔皮的。褂子是个小羔，还可以将就用得，就借给了他。那件袍子，可是毛头太大了，这个天气穿不住。叫他到别处去借罢，他偏又交游极少，借不出来。幸得兄弟在东局多年，彩衣街一带的衣庄都认得的，同他出法子，昨天去拿了两件灰鼠袍子来，说是代朋友买的，先要拿去看过，看对了才要；可是这个朋友在吴淞，要送到吴淞去看，今天来不及送回来，要耽搁一天的。那衣庄上看兄弟的面子，自然无有不肯的；不过交代说，钮绊上的码子是不能解下来的，解了下来，是一定要买的。其实解了下来，穿过之后，仍旧替他拴上，有甚要紧。这位莫可翁太老实了，恐怕他们拴的有暗记，便不敢解下来。大约因为有外褂罩住，想不到要宽衣吃饭，穿衣时又不曾掖进去，就露了人眼。真是笑话！”醉公听了方才明白。
坐了一会，家人来说马车来了，我也辞了回去。换过衣服，说起今天的情形，又提到陈稚农要宣付史馆一节，不禁叹道：“从此是连正史都不足信的了！”继之道：“你这样说，可当《二十四史》都是信史了？”我道：“除他之外，难道还有比他可信的么？”继之道：“你只要去检出《南北史》来看便知，尽有一个人的列传，在这一朝是老早死了，在那一朝却又寿登耄耋的，你信那一面的好？就举此一端，已可概其余了。后人每每白费津神，往往引经注史，引史证经，生在几千年之后，瞎论几千年以前的事，还以为我说得比古人的确。其实极显浅的史事，随便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倒没有人肯去考正他。”我道：“是一件甚么史事？”继之道：“天下最可信的书莫如经。《礼记》上载的：‘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这可是读过《礼记》的小孩子都知道的，武王十三年伐纣，十九年崩；文王是九十七岁死的，再加十九年，是一百十六岁；以此算去，文王二十三岁就生武王的了。《通鉴》却载武王生于帝乙二十三祀，计算起来，这一年文王六十三岁。请教依那一说的好？还有一层：依了《通鉴》，武王十九年崩，那年才得五十四岁；那又列入六经的《礼记》，反以不足信了。有一说，说是五十四岁是依《竹书纪年》的。《竹书纪年》托称晋太康二年，发魏襄王墓所得的，其书未经秦火，自是可信。然而我看了几部版子的《竹书纪年》，都载的是武王九十四岁，并无五十四岁之说。据此看来，九十三、九十四，差得一年，似是可信的了，似乎可以印证《礼记》的了；然而武王死了下来，他的长子成王，何以又只得十三岁？难道武王八十一岁才生长子的么？你只管拿这个翻来复去的去反复印证，看可能寻得出一个可信之说来？这还是上古的事。最近的莫如明朝，并且明朝遗老，国初尚不乏人，只一个建文皇帝的踪迹，你从那里去寻得出信史来！再近点的，莫如明末，只一个弘光皇帝，就有人说他是个假的，说是张献忠捉住了老福王宰了，和鹿肉一起煮了下酒，叫做‘福禄酒’；那时候福王世子，亦已被害了，家散人亡，库藏亦已散失，这厮在冷摊上买着了福王那颗印，便冒起福王来。亦有人说，是福王府中奴仆等辈冒的。但是当时南都许多人，难道竟没有一个人认得他的，贸贸然推戴他起来，要我们后人瞎议论，瞎猜摩？但是看他童妃一案，始终未曾当面，又令人不能不生疑心。象这么种种的事情，又从那里去寻一个信据？”我道：“据此看来，经史都不能信的了？”继之道：“这又不然。总而言之，不能泥信的就是了。大凡有一篇本纪，或世家，或列传的，总有这个人；但不过有这个人就是了，至于那本纪、世家、列传所说的事迹，只能当小说看，何必去问他真假。他那内中或有装点出来的，或有传闻失实的，或有故为隐讳的，怎么能信呢。譬如陈稚农宣付史馆，将来一定入《孝子传》的了。你生在今日，自然知道他不是孝子；百年以后的人，那就都当他孝子了。就如我们今日看古史，那些《孝子传》，谁敢保他那里头没有陈稚农其人呢。”
说话之间，外面有人来请继之去有事。继之去了，我又和金子安们说起今天莫可文袍子上带着纸条儿的事，大家说笑一番。我又道：“这两个人，我都是久仰大名的，今日见了，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子安道：“据此说来，那两个人又是一定有甚故事的。你每每叫人家说故事，今天你何妨说点给我们听呢。”我道。“说是可以，叫我先说那一个呢？”德泉道：
“你爱先说谁就说谁，何必问我们呢。”
我道：“我头一次到杭州，就听得这莫可文的故事。原来他不叫莫可文，叫莫可基。十八岁上便进了学，一直不得中举；保过两回廪，都被革了。他的行为，便不必说了。一向以训蒙为业；但是训蒙不过是个名色，骨子里头，唆揽词讼，鱼肉乡民，大约无所不为的了。到三十岁头上，又死了个老婆，便又借着死老婆为名，硬派人家送奠分，捞了几十吊钱。可巧出了那莫可文的事。可文是可基的嫡堂兄弟。可文的老子，是一个江西候补县丞，候了不知若干年，得着过两次寻常保举；好容易捱得过了班，满指望署缺抓印把子，谁知得了一病，就此呜呼了。可文年纪尚轻，等到三年服满之后，才得二十岁左右，一面娶亲，一面想克承父志，便写信到京城，托人代捐了一个巡检，并代办验看，指省江苏，到部领凭。领到之后，便寄到杭州来。谁知可文连一个巡检都消受不起！部凭寄到后，正要商量动身到省禀到，不料得了个急痧症死了。可基是嫡堂哥哥，至亲骨肉无多，不免要过来帮忙，料理丧事。亏得他足智多谋，见景生情，便想出一个法子来，去和弟妇商量说：此刻兄弟已经死了，又没留下一男半女，弟妇将来的事，我做大伯子的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但是我只靠着教几个小学生度日，如何来得及呢。兄弟捐官的凭照，放在家里，左右是没用的，白糟蹋了；不如拿来给我，等我拿了他去到省，弄个把差使，也可以雇家，总比在家里坐蒙馆好上几倍。他弟妇见人已死了，果然留着也没用，又不能抵钱用的，就拿来给了他。他得了这个，便马上收拾趁船，到苏州冒了莫可文名字去禀到。”
正是：源流虽一派，泾渭竟难分。未知假莫可文禀到之后，尚有何事，且待下回再记——